打造有感福利國家,如何戰勝「南歐病」?

打造有感福利國家 如何戰勝「南歐病」?


為什麼台灣除了健保,其他社福都讓人無感?有錢人的稅課不到、國家稅收靠受薪階級扛?托幼、托老仍得靠個人,讓台灣女性勞參率在先進國敬陪末座?面臨世代、階級、性別不公的台灣,該如何解?

五月報稅季剛過,即使今年減稅有感,但許多納稅人不覺得自己從政府得到好處,而是每年被政府搶劫,口袋被榨乾。

這讓長期從事健保研究的政治大學財政系教授連賢明很困惑。各國欣羨的全民健保,從開辦時支出兩千億,現在快七千億,但政府撥給健保的行政費用,現在卻比開辦時還少。「民眾不想付出,覺得公共服務很爛,卻又希望政府不斷地去介入生活,」待過美國的連賢明認為,台灣公共服務的CP值其實很高。

問題是,除了健保外,中產階級對政府在做的事很無感。為什麼?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呂建德不客氣地直指,台灣已患上南歐病。

第一、社福支出偏重老人,且以現金給付為主,不利青年世代與婦女就業。

其次、綜所稅的財富重分配效果不彰,高稅率只課到高階白領工作者,課不到有錢人的海外所得和資本利得。

亂灑現金,無效也無感

歐洲以高福利社會見稱,但北歐和南歐因福利政策差異,結果截然不同。一般認為福利會養懶漢,人民拿了錢就不工作,只有在南歐出現。南歐病的特徵是,福利以現金給付為主,且婦女勞參率偏低。
▲學者稱台灣已患上南歐病,因為社福給付民眾無感,婦女被綁在家裡托兒托老,婦女勞參率低,後果是中產階級處境更加岌岌可危。

「我們每年福利預算都在增加,但以現金給付為主,且給付大幅傾向老人,」呂建德說。
根據他的統計,我國社福支出中,每年撥給高齡者的比重最大,是給家庭和子女生育、醫療補助等的近十倍(表1)。而且,過去十年來,比重不減反增,從○七年的四八.九%,一七年增至五○.八%。在國家財政開源有限下,逐漸排擠其他社福預算。

來自醫界、曾任台北市社會局長許立民,感受最深。

四年多前,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許立民接手局長,他馬上被一筆快速膨脹的預算吸引注意力。重陽敬老金的預算從二○一二年二.五億,隔年暴增至六.三億。

原因是重陽敬老金的發放不但未排富,且請領年齡從七十歲下調至六十五歲,發放金額也加碼。台北是六都最老的都市,再過兩年,每五人就有一人是老年人口。因此台北市府限縮發放對象,只保留中低收入戶和年滿九十九歲以上長者,預算從七億降至三千七百多萬。「一年領一次一千五百塊,能為老人帶來健康嗎?能讓失能的長者得到照顧嗎?」許立民反問。
重陽敬老金也凸顯地方政府濫發非法定社福預算的問題。

地方政府的社福預算分成依中央「老人福利法」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定,依法須補貼中低收入戶的法定福利預算,以及由各縣市政府評估自身財政,自訂的非法定社福預算。

但四年一次的首長選舉,候選人靠加碼福利爭取選票。光重陽敬老金,全台一年要發出四十億。其他像老人健保費補助、老人假牙補助、老人三節禮金等,五花八門。許立民感嘆,其他縣市局長都說廢除發放是對的,但沒人敢跟進。

解方1:托兒+托老 提供服務,取代現金發放

重建社會信任,必須先化解不同族群間的相對剝奪感。呂建德建議,優先解決托兒和托老,「因為它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關,做下去以後,大家能馬上獲益。」
社福界愈來愈推崇北歐的社會投資模式,社福政策以提供服務取代發放現金,藉此提升婦女勞動力參與率,創造經濟產值,增加福利國家的稅基。

台北市省下的七億,仍原封不動地用在台北市老人身上。上午九點半,木柵興隆路馬明潭公車站旁,一間不起眼的公寓一樓,十多名老人家,正聚精會神地在牌桌上對弈。

九十四歲的張先生,原是當地明興里里民,兒女考量老公寓沒電梯,讓父母搬到忠孝東路的電梯華廈居住,但他每天不辭辛勞地搭一大早的公車回到木柵,找熟悉的牌咖打麻將。

另一桌在玩桌遊「拉密」,熟練的老太太一邊帶孫子,一邊摸牌,一邊像總司令般,指揮輪到誰出牌。明興里里長鄢健民告訴《天下》記者,其中有一位老人家曾因喪偶,獨自一人在家,久而久之被判定為失能。但在鄰居鼓勵下,參與社區課程、共餐。半年來,失能狀況逐步好轉。

四年多來,北市積極擴建類似的共餐據點,已經從一百多處成長至四百處。靠著補貼餐費,讓老年人走出家門,加強社交、促進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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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第6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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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有感福利國家如何戰勝「南歐病」?

天下雜誌

2019/第6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