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響曲的歷史中,有個流傳甚廣的「第九詛咒」(The Curse of Ninth)。追索這個說法的來源,應是荀白克對馬勒晚期創作的詮釋,藉以解釋身體孱弱的馬勒為何在「第九號」的位置先譜寫《大地之歌》(Das Lied der Erde),以逃避死亡的呼召。這樣的說法顯然不具科學基礎,不足以稱為通則,但卻提示了一個現象,即貝多芬之後的作曲家因法國大革命影響,脫離了交響曲發展初期的大量製造模式,轉而追求作品個別差異,並試圖超越貝多芬的成就,導致傑出作曲家的交響曲創作追求量少質精,不只少有超過9 部,即使如白遼士、舒曼或布拉姆斯等,甚至不超過4 部。
因此,回溯19 世紀之後的第五號交響曲,相當程度地踩進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場域:在某些作曲家中,第五已接近發展的總結;在某些作曲家中,第五僅是萌芽階段。對照不同作曲家在當代的名聲與後世音樂史上的地位與形象,更突顯出現今吾人所知悉的曲目,其實只是廣袤沃土裡的一小部分精華,有更多精彩的第五號,等待被挖掘、討論、品味。
從貝多芬第五號開始
貝多芬的第五號交響曲,可以說是所有「第五號」的代表。雖然這部作品完成並首演於1808年,但從1803 年間左右,也就是第三號《英雄》完成,第四號交響曲尚在寫作期間,貝多芬就已在構思此作。最主要的動力,係1806 年時歐普斯朵夫伯爵(Graf Franz Joachim Wenzelvon Oppersdorff)委託貝多芬創作兩部交響曲,作曲家則在相近時間完成第五號與第六號兩部大作。為獲取更多稿酬作品價格的關係,最後賣給羅伯柯維茲侯爵(Joseph Franz Maximilian von Lobkowitz),並題獻給拉祖莫夫斯基伯爵(Andrei Kirillowitsch Rasumowski),他亦是日後貝多芬最重要的贊助者。1808 年,貝多芬還致信給原委託者歐普斯朵夫解釋:「急用關係,逼使我將為您所寫的交響曲,轉賣給他人。」為此,作曲家還特別將第四號交響曲題獻給他作為補償。
這部作品最為人所知的特色,係第一樂章開始的三短一長節奏動機,它亦是整部作品成為音樂史上經典的最主要元素。首先,這個動機不僅被使用在整個樂章裡,還在後三個樂章中以不同變奏出現,成為該樂章的重要元素。將單一素材的有效性放大至跨樂章形式,成為當代文藝思潮裡「有機體」(organic)理念的最好寫照。此外,動機以三短一長的韻律為識別標誌,亦平衡奏鳴曲式在發展初期,重音高而輕節奏的情形。然而大部份討論仍然都圍繞作品的精神意義上。首先,將動機與「命運」(Schicksal)連結,係出自貝多芬秘書辛德勒(Anton Schindler)的說法。他曾在貝多芬生活扮演重要的協助角色,也留下許多作曲家的「親身說法」,例如:「要理解這個深度的鑰匙,必須由作品的創造者來提供。有一天當他跟筆者談論其基礎理念時,曾用到如此話語:『命運如此在門上敲著』(So pocht das Schicksal an die Pforte)」。辛德勒在貝多芬過世之後推出的傳記吸引許多讀者,但經後世考證,有許多珍貴的「記錄」可能都係辛德勒妄作,包括上引之話,但無論如何,他都已經深深地影響了作品的接受歷史走向。
當然,即使辛德勒真的捏造貝多芬話語,能吸引如此共鳴,也是因為符合大眾對於作曲家的想像。在1802 年的《海利根城遺書》(Heiligenstädter Testament)裡承認患有耳疾後,貝多芬便成為受苦、奮鬥、不屈不撓的代表,這樣的眼光亦塑造出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的另一個主題:「由黑暗到星輝」(per aspera ad astra)。在第一樂章裡,貝多芬再次了採用《悲愴》鋼琴奏鳴曲等名作的C 小調,亦是第三號交響曲《英雄》主調性降E大調的關係小調,突顯出「前英雄」或「非英雄」的狀態。第四樂章來到光明燦爛的C 大調,奮鬥終至得勝,苦難得到補償。不僅在後世的作曲家裡得到大量模仿,亦成為批評者喜愛使用的切入角度。
即使創作技法或哲學理念都蘊含著歷經時代考驗的價值,這部作品的地位並非在一夕之間就建立起來的。回顧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初期的評價,可以發現它一開始所引發的質疑遠比困惑來得多。作品1808 年12 月12 日於維也納河畔劇院首演。這場包含音樂史上數部關鍵作品的音樂會,歷時超過4 個小時,首演了貝多芬的第四號鋼琴協奏曲、第五號交響曲、第六號交響曲與《為鋼琴、合唱與管弦樂團所作的幻想曲》,除此之外尚有C 大調彌撒選曲與音樂會詠歎調。或許因為排練不足、抑或作品的內涵太過艱深,聽眾對包括第五號交響曲的整體節目容反應冷淡。作品原訂的第二次演出,受法軍攻佔維也納之故被迫延期。一直到1809 年,第五號交響曲的四手聯彈樂譜版本出版,對這部作品的關注才日漸增加,累積聲譽。換句話說,19 世紀初期的聽眾對這部「交響曲」的好感,大部份其實是來自「鋼琴」聲響的,這也突顯出管弦樂作品流傳的路徑,在錄音技術發明前,係有一段崎嶇的歷史。
另一個不能不提的是,在眾多貝多芬的代表作裡,第五號交響曲成為作曲家「音樂人格」的最佳註解。1810 年,具有小說家、作曲家與樂評家等多重身份的E. T. A. 霍夫曼(Ernst Theodor Wilhelm Hoffmann)在樂評裡深入分析第五號,並以此將貝多芬推至「浪漫」的代表:「在謙遜裡,貝多芬身負了音樂的浪漫,以高度的創造性與深思熟慮來道出。筆者從未感覺過,像這部作品一樣,具有一個朝向結尾持續往上攀升的高潮。那種貝多芬式的浪漫,無論從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中都有此開展,聽眾都無法抵抗地被一併拉遠,朝向一個充滿驚嘆的、無限之精神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