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人和機器做原本由人類負責的工作，這種世界並非只能是高失業率的世界。但它一定是這樣的世界：生產力提升產生的好處，大部分落入新技術和相關機器的擁有者手中，大部分勞工如果不是失業，就是必須忍受低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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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類似情況在先進國家已經持續了至少四十年。技能和資本密集的技術是一九七○年代末以來不平等加劇的罪魁禍首。所有跡象均顯示，這種趨勢很可能將持續下去，它將導致不平等惡化至史上空前的程度，可能引發嚴重的社會和政治衝突。

但這並非無可避免，只要發揮創意思考，做點制度改造，我們可以再一次拯救資本主義免於自我毀滅。

關鍵是認清一個事實：顛覆現狀的新技術會同時產生巨大的社會得益和私人損失，而這些得益和損失可以重新組合，使所有人都受惠。一如之前的資本主義重塑，國家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iPhone技術來自美政府資助

想想新技術是如何發展出來的？每一個潛在的創新者都可能獲得巨大的利益，但也承受巨大的風險。如果新技術成功，創新者得到巨大的利益，整個社會也是；如果新技術失敗，那是創新者運氣不佳。在眾多新構想中，最終只有少數幾個在商業上成功了。

在新的創新時代即將來臨之際，這種風險特別高。在此情況下，創新努力要達到對社會有利的水準，就需要願意承受高風險的魯莽創業者，又或者充裕的風險資本供給。

先進經濟體的金融市場利用多種管道提供風險資本，包括創投基金、股票市場，以及私募股權之類。但是，沒有理由說國家不應該在這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促成更多的技術創新，並且將利益直接輸送給整個社會。

一如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指出，國家已經在資助新技術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網際網路和iPhone使用的許多關鍵技術，是政府資助的研發計畫和美國國防部一些專案外溢的結果；但政府往往不涉入這些成功技術的商業化過程，結果是利潤全部落入相關企業及其私人金主的口袋。

要求新技術的利益與公眾分享，有一種更廣泛的理由：無論是否直接獲得政府資助，私營部門的創新發明都仰賴公共部門的廣泛支援──道路和其他公共基礎設施、公立教肓和大學、智慧財產規則、確保契約得以執行的法律制度、總體經濟和金融穩定，全都有賴政府提供。將矽谷最聰明的一群人放在南蘇丹，他們將很難維持一樣的生產力──或者一樣富有。

民主規範從西方先進國家傳播至全球所有其他地方，或許是全球化最重大的好處。但是，民主制度並非一切安好。

一個幽靈，扼殺就業的科技幽靈，正在世界經濟上頭遊蕩。

經濟全球化削弱傳統機制

現今民主國家的政府表現不佳，它們的前途大有疑慮。在先進國家，民眾的不滿主要在於政府沒有能力制定有效的經濟政策促進成長和包容。在開發中世界的新興民主國家，民眾還有一種不滿：政府未能保障公民權利與政治自由。

真正的民主國家結合多數統治（majority rule）與尊重少數群體權利的原則， 需要兩套制度。第一套是代表的制度，例如政黨、議會和選舉規則，其目的是引出民意，並將民意轉化為政策行動。第二套是約束的制度，例如司法和媒體，相關機構致力維護言論自由之類的基本權利，防止政府濫用權力。沒有法治的選舉很容易製造出多數人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

這種民主制度許多人稱為「自由民主體制」，是在民族國家出現和工業革命造就群眾動員和動盪之後才流行起來。因此，我們不該驚訝，這種制度在老牌民主國家出現的危機，反映民族國家本身承受的壓力。 民族國家受到的攻擊既來自下層， 也來自上層。經濟全球化的力量損害國家經濟政策的效力，也削弱社會包容仰賴的移轉支付和再分配等傳統機制。政策制定者常以全球經濟產生的（真實和想像的）競爭壓力，替他們對民眾要求置若罔聞開脫；而他們必須實行不受歡迎的政策如財政緊縮時，也以那些壓力為理由。後果之一是極端主義團體在歐洲崛起，以及民粹主義政客（例如川普）得勢。

在許多開發中國家，問題在於約束制度失靈。

在這些國家，靠選舉勝利上台的政府往往變得腐敗和貪權。這些人複製他們所取代的菁英主義政權的做法，壓制媒體和公民自由，閹割（或控制）司法系統，結果是這些國家淪為「不自由的民主體制」或「競爭性威權體制」。近年比較為人所知的例子包括委內瑞拉、土耳其、埃及和泰國。

既然民主制度未能滿足民眾在經濟或政治方面的期望，許多人尋找威權主義出路或許就不足為奇。

民主不修正，中國續占上風

既然民主制度未能滿足民眾在經濟或政治方面的期望，許多人尋找威權主義出路或許就不足為奇。許多經濟學家喜歡的做法， 是將經濟政策交給技術官僚機構， 以免政策受「群眾的愚蠢」影響。因為設立了獨立的中央銀行和財政規則， 歐盟可說是在這條路上顯著領先。

在歐洲，經濟政策需要增強民主正當性，而非相反。這件事有兩種方式可以做到：顯著強化歐盟層面的民主審議和問責，或擴大個別成員國的政策自主空間。換句話說，歐洲面臨加強政治聯盟或削弱經濟聯盟的抉擇，只要它不做出選擇，民主都將受到損害。

在開發中國家，軍方干政損害民主的長期前景，因為這妨礙民主「文化」的養成。所謂民主文化，是指非軍方群體之間保持克制、願意妥協的習慣。只要軍方是政治上的最終仲裁者，非軍方群體的策略就會以軍方為焦點，而非彼此重視。

有效的約束制度不會一夜之間出現，看起來掌權者也絕對不想建立這種制度。但如果我有可能因為選舉失利而下台，而反對派將接掌權力，約束制度將可以保護我免受未來的掌權者濫權傷害；同樣，這種制度現在可以保護其他人免受我濫權傷害。

因此，不自由的民主體制逐漸轉為自由民主體制的一個先決條件，是國家有望長期維持實質的政治競爭。

樂觀者認為，隨著新的技術和治理模式令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民主制度變得像馬車那麼過時，上述問題全都可以解決。悲觀者則認為，不自由的國家如中國和俄國在世界舞台上奉行現實政治原則（realpolitik rules），相對它們將對民主國家發起的挑戰，前述問題次要得多。無論如何，民主制度要有未來，都必須重新振作起來。

書名：貿易的取捨
作者：丹尼．羅德里克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1年5月5日

丹尼．羅德里克 簡介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研究領域涵蓋全球化、經濟成長與發展，以及政治經濟學，曾榮獲美國社會科學委員會首屆赫緒曼獎、李昂鐵夫經濟思想促進獎。本書為羅德里克榮獲喬治．埃克斯傑出經濟著作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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