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誕生一百廿五周年紀念

他的學歷不過高中肄業，卻曾受聘於北京大學、桃李滿天下； 在舉國均提倡西學、變法的時代，他卻堅守士大夫傳統，反向提倡「儒學」， 並完成多本學術論著──爾後，一代國學宗師渡海南來，老於斯土，終於斯土…

文_ 湯蕙華/ 旅讀中國　圖_ 中新社、資料片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高齡已九十五歲的錢穆，因不願接受臺北市議會指其霸佔公產，毅然決定搬離居住達廿二年之久的「素書樓」。

同年八月三十日，時值亞伯颱風侵臺之際，在一片淒風苦雨中，年事已高的錢穆悄然於臺北杭州南路的寓所走完他人生的最後一刻︙︙不久，逝世的消息傳出，震驚了兩岸學術圈，不少文壇與政界的重量級人士亦紛紛發出弔唁，表達內心的哀悼。哲人其萎，徒留馬帳遺風供後世學子追懷！ 貧苦少年，自學典範

一八九五年（清光緒廿一年），正值甲午戰敗、滿清割讓臺灣之際，在那驕陽似火的七月炎天，江蘇無錫七房橋的錢家降生了一個嬰兒，起名「錢穆」。據聞他出生時，曾連哭三天三夜不止──不知洪亮的嬰啼，是否為了國家困厄的時局而發？事實上，他日後的生涯發展，從來就與甲午戰敗以來的憂患緊緊相繫。

錢穆的父親在四十一歲時便撒手人寰，身後留下遺言，期許他好好努力讀書。職是之故，他的母親寧可撙節度日，也不願讓年僅十一歲的錢穆就此輟學，因此他得以繼續未竟的學業，直到在常州中學求學期間，因參加學潮活動而遭校方開除。

之後，錢穆復轉入南京鍾英中學，孰料學校復因辛亥革命的爆發而停辦；歷經如此波折，年方十七的他遂只能在鄉間擔任小學老師，一面任教、一面買書自學，奠定其學問的基礎。待到卅六歲，錢穆積累十數年間研閱所得，在《燕京學報》上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批駁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錯誤，一時間轟動了北京學術界，並就此打響了名聲。

我是獅子，就不要學當老鷹

錢穆就讀果育小學時，當時他的體操老師錢伯圭，另一身分為革命黨人。他聽說錢穆熟讀《三國演義》，於是發出諄告：「此等書以後不要再讀，此書一開首就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此後正該學他們。」當時年僅十歲的錢穆聽得這番言論，內心受到很大震動。

晚年他在文集《師友雜憶》中寫道：「余此後讀書，伯圭師此數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寥寥數語，卻可看出他將西方文明帶來的挑戰，以及將中華傳統文化的存續，視為必須窮究畢生心力思索的課題。

錢穆在一九三〇年秋天，獲得賞識他的顧頡剛力薦、擔任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其後更獲聘北京大學史學系副教授，兼任清華、燕京、北平師大史學教授。當時北大欲聘請顧頡剛到歷史系任教，不過後者在給時任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的信中寫道：「我想，他（按：錢穆）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無流弊也。」當時顧頡剛在學術界已聲名遠播，依然謙遜大力推崇錢穆，足見其愛才之心。錢穆在北大歷史系任教期間，誠然大受學生好評，教室常座無虛席，盛況可與胡適相匹敵，故在學生中尚且流傳「北胡南錢」的說法。 新亞書院春風化雨

抗戰時期，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併，在長沙重組成西南聯大；在逃難途中，錢穆將歷年講授中國通史材料累積的厚冊筆記裝入衣箱底層夾縫，以期保護這批文稿。他在西南聯大主講中國通史的八年期間，更撰寫了《國史大綱》，認為中國人必先對中國史懷抱溫情與敬意，方得以激發保護本國歷史、文化的心志；是以在西風東漸的民國時代，對於部分西化派一味崇洋抑己的行徑，錢穆卻以為「我們不能盡拿外國的來批評中國，等於不能拿獅子來比老鷹，老鷹在天上，獅子不能上天去。」

一九四九年，隨著國民政府轉進臺灣，錢穆因故遠赴香港，看見滿街露宿、神態迷茫的流亡少年不知未來走向，便下定決心辦學，不久後果真創立了亞洲文商夜書院；降及一九五〇年，他與唐君毅、張丕介等學者進一步將其改組為新亞書院──當時教師沒有薪餉、學生無力繳費，只有一間小房間充當課室，在此艱苦環境下，全憑幾位創始人捐出少數所得，新亞書院方得以維持運作。

爾後，隨著新亞書院在香港名聲愈顯，儼然成為傳承中華文化的重鎮，也讓港英政府十分重視。一九六三年，香港政府即邀請當時新亞書院、崇基書院和聯合書院合併為一所新的大學，此即今日的香港中文大學。

據稱，當時錢穆堅持新進升格的香港中文大學，必須由中國人擔任校長，並為此與港英政府周旋許久。他對外表示：「我所爭乃原則性者，他日物色校長人選，余決不參一議。」錢穆期望中文學校能由中國人主持，此間當然也寄寓有莊敬自強的用意。

由於錢穆等人的孜孜不倦，儘管基植於殖民地，「新亞書院」無疑成為中華文化得以生根茁壯的沃土；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嚴耕望、留美歷史學人余英時等，均曾受惠於此一黌宇的春風化雨。 素書樓的最後一課

一九六五年，錢穆正式辭去新亞書院校長之職，結束了在香港辦學的十六年生涯，有人規勸他何妨再任職一年，如此即能從教授職務優退，享有退休金待遇，可保日後生活無虞。不過錢穆當時只是淡然回應：「建學之責已經完成，沒有必要再多留。」之後，香港局勢日益動盪，錢穆則受邀前往馬來亞大學任教；唯因無法適應當地濕熱氣候，再加上胃疾復發，於是夫婦兩人最終遷居至臺灣。

一九六八年，錢穆正式舉家遷臺，時任總統的蔣介石為對這位碩儒學者表示禮遇，遂致贈其位於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內的庭園小樓；錢穆且將之命名為「素書樓」，藉以感念他十七歲罹患傷寒病之際，母親曾耗時近兩月、於無錫七房橋二廳的素書樓不眠不休照料他的重生之恩。 寓居素書樓期間，他亦展開了私人講堂的授業新階段。錢穆在此替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學生講學時，曾對底下聽講的學生說：「其實我授課的目的並不是教學生，而是要招義勇兵。看看有沒有人自願犧牲要為中國文化獻身！」讓在座眾人聽了很受震撼。據稱還有門生一連聽了二十年的課，從學生聽成教授，而後又帶自己的學生來聽課，一時間素書樓內桃李芬芳，頗有「五代同堂」的盛況。 一九八六年六月九日，錢穆正式宣布將為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學生上最後一課，當時逯耀東教授、孔令晟中將、宋楚瑜等高官政要都前來素書樓聽課，在講課將要結束時，錢穆情緒激昂地說道：「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不要一筆抹殺，全盤否定自己的文化。做人要從歷史裡探求本源，要在時代的變遷中肩負起中國歷史文化的責任。」

從十七歲執教到九十五歲，長達七十八年的杏壇生涯，錢穆始終教學、著述不輟；現今故居素書樓依舊保留他生前使用的著作全集，庭園內也仍然栽有他最愛的松竹；客廳裡掛著一幅朱熹遺墨字軸，題曰「靜氣養神」，更可說是錢穆一生的縮影。如今，定期的講座仍不停歇，錢穆的學生開枝散葉、代代傳承知識的火炬，這門課想來仍繼續進行著。 錢穆

一八九五年出生於江蘇無錫，成長後刻苦自學，終成著名之歷史學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更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畢生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並提倡現代新儒學，學術影響力頗大，論著亦甚豐，多達八十種以上。代表作包括《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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