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blog.hamibook.com.tw/wp-content/uploads/2023/03/忿恨的囚徒:憤怒、敵意與暴力從何而來?.jpg)
某些現象在直接觀察時看似毫無關聯,但當你察覺其中的一致性,那種感覺無比美妙。
──亞伯特.愛因斯坦,一九○一年四月
人對人的暴力行為令我們驚駭,時至今日,這種情形依然對社會造成損害。在我們這個時代,令人眼花撩亂的技術突飛猛進,而我們卻回到黑暗時代的野蠻狀態:難以想像的恐怖戰爭和種族、宗教及政治團體被肆意殲滅。我們成功戰勝許多致命疾病,卻也目睹成千上萬盧安達人遭殺害後,遺體被拋進河中順流而下,科索沃無辜平民被趕出家園並遭到屠殺,還有柬埔寨殺戮戰場上流淌的鮮血。無論向東或西、北或南,我們都會看到迫害、暴力和種族滅絕。1
除了上述國家,在其他地區,犯罪及暴力依舊盛行,只是沒那麼戲劇化,人與人互相傷害所造成的痛苦似乎沒有限制。在憤怒不受控制的情況下,親近甚至親密關係都會破裂。兒童和配偶的家暴事件,對法律及心理衛生當局構成挑戰;偏見、歧視和種族主義,繼續分裂著多元化的社會。
我們理解和解決這些人際關係及社會問題的能力停滯不前,對於科學發達的這個時代,無疑是一種嘲弄。我們該如何防止被虐待的孩子和被毆打的妻子遭受痛苦?如何減少因敵意而起的併發症,包括血壓飆升、心臟病發作和中風?更廣泛的敵意表現足以破壞文明結構,我們該訂定哪些方針來解決這個問題?政策制定者和社會工程師──以及普通公民──能做什麼?社會、心理和政治學家都已協力分析導致犯罪、暴力和戰爭的社會與經濟因素,但問題依然存在。
個人經歷
有時,某個比較不一樣的經歷可以暴露一個現象的內在結構。多年前,我曾經成為敵意攻擊的目標,使得我對敵意的本質有了清晰的認識。當時我在一家大型書店參加簽書活動,照例在主持人的開場白中獲得一番讚譽,接下來我對現場觀眾(大多是同事和其他學者)做了簡介。突然,一名中年男子(姑且叫他羅伯)一臉挑釁地向我走來。事後回想起來,這人看起來「不大一樣」──僵硬、緊張、雙眼怒瞪。以下是我們的交流內容:
羅伯(諷刺的語氣):恭喜!你吸引了一大群人。
我:謝謝,我喜歡和朋友聚在一起。
羅伯:我想,你喜歡成為大眾矚目的焦點。
我:嗯,這樣對賣書有幫助。
羅伯(憤怒的語氣):我猜你認為你比我了不起。
我:不,我不過是你之外的另一個人罷了。
羅伯:你知道我對你的看法嗎?你就是個騙子。
我:我希望不是這樣。
我:謝謝,我喜歡和朋友聚在一起。
羅伯:我想,你喜歡成為大眾矚目的焦點。
我:嗯,這樣對賣書有幫助。
羅伯(憤怒的語氣):我猜你認為你比我了不起。
我:不,我不過是你之外的另一個人罷了。
羅伯:你知道我對你的看法嗎?你就是個騙子。
我:我希望不是這樣。
這時羅伯的敵意明顯高漲,他即將失控。我的幾個朋友介入,經過短暫扭打後,把他帶出去。
儘管這可能會被認為不過是個心煩意亂的人所做出的非理性行為,但我相信它清楚展現敵意的幾個面向。臨床患者誇大的思維和行為往往視情況出現,並且過度反應。如今回想這起事件,我注意到許多特質,它們足以說明一些涉及觸發和表達敵意的普遍機制。
首先,為什麼羅伯將我的演說視為對他個人的侮辱,好像我在某種程度上傷害了他?有一點令我印象深刻──對現場有心理學背景的目擊者來說也顯而易見──他的反應凸顯了自我中心特質:在他看來,我獲得外界認可,在某方面貶低了他。這樣的反應雖然極端,但可能不像表面看來那麼令人費解。現場觀眾可能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專業地位──無論他們是否值得被人認可──並且可能嫉妒又遺憾。然而,羅伯只在乎我的地位如何反映在他身上,他把自己代入,就好像他和我是對手,正在爭奪同一個獎項。
羅伯誇張的自我關注,為他的憤怒和攻擊我的欲望奠定基礎。他在我們之間進行令他反感的比較,並且根據自我中心的觀點,他假設旁人會認為他不如我重要,也許更沒有價值。此外,他覺得自己被忽視,因為他沒有像我一樣得到大眾的關注和友誼。
這種社交孤立感與不受重視感無疑傷害了他,這是患者在類似情況下普遍的反應。但他為什麼不是僅僅感到失望或遺憾呢?為什麼會有憤怒和恨意?畢竟,我沒有對他做什麼。然而,他在過程中看到不公正,亦即我比他更不值得獲得認可。所以,既然受了委屈,他就有資格生氣,但他的反應更激烈。從他的陳述「你認為你比我了不起」,顯示他把自己代入我和觀眾的互動。他想像我對他的看法,然後投射到我身上,好像他知道我在想什麼(我稱之為投射形象)。從本質上講,羅伯正在使用(實際上是過度使用)一種常見的自適應方法:判讀心思。
就某種程度來說,讀懂別人的心思是一種重要自適應機制。除非我們能在一定程度上準確判斷別人對我們的態度和意圖,否則我們會一直脆弱下去,在生活中盲目地跌跌撞撞。一些作者注意到自閉症兒童缺乏這種能力,他們對他人的想法和感受視而不見2。相較之下,羅伯的人際敏感度和讀心能力被他自己誇大和扭曲。他投射的社交形象對他來說變成現實,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他相信自己知道我對他的看法。他認為我瞧不起他,因而更加激怒了他。他感到一股非報復我不可的壓力,因為按照他的邏輯,我冤枉他,我是敵人。3
正如羅伯表現出來的行為,自我中心監控事件以確定自身的重要性,在動物界隨處可見,顯然也早已嵌入我們的基因當中。自我保護和自我推銷對生存至關重要;有助於我們發現不利己的因素並採取適當防禦措施。此外,如果沒有對自己進行這種投資,我們就不會在親密關係、友誼和團體連結中尋求快樂。然而,當自我中心被誇大,無法透過愛、同理心和利他主義等社會特質取得平衡時,它就會成為問題,而這可能也體現在我們的基因中。有趣的是,很少有人會想探究自己是否過度自我中心,儘管他人的自我中心常令我們難以招架。
人一旦在爭吵中被激起打鬥的意圖,所有感官都會聚焦在敵人上。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強烈、狹隘的關注和攻擊行動可能有助保命,比如當一個人遭到攻擊的時候。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敵人的反射性形象,會在個體間和群體間產生破壞性仇恨。這些個體或群體可能覺得自己從攻擊假想對手的限制中獲得解放,但這些人實際上已經放棄選擇自由,放棄理性,成了原始思維機制的囚徒。
我們要如何幫助人認清和控制這種自動機制,以便他們以更深思熟慮、更符合道德的方式對待彼此呢?
敵對框架
我在治療患者的專業工作中,已證實這些自我中心的憤怒和攻擊行為確實存在,但羅伯事件是我最戲劇性的公開經歷。多年來我一直想知道,從個體心理治療中收集到的對人類問題的見解,是否可以擴大沿用到家庭、社區、族群和國家的暴力問題。儘管這些領域似乎各不相關,但親近關係中的憤怒和仇恨,似乎與敵對團體和國家所表現出來的相似。朋友、同事和伴侶對假定的錯誤和冒犯所產生的過度反應,與人跟不同宗教、種族或民族對抗時的敵意有相似之處。丈夫或情人遭受背叛的憤怒,類似於激進組織成員的憤怒,後者認為自己珍視的原則和價值觀被政府背叛。最後,妄想症的偏見與扭曲思維,也類似於種族滅絕施行者的思維。
我第一次投入怨偶的心理治療時便發現,顯然單純指導當事人改變令他們痛苦的行為──本質上是「做正確的事」──並不能提供長期解決方案,至少對情況嚴重的個案來說是如此。無論他們多麼堅定地遵循建設性計畫,當彼此生對方的氣時,合理溝通和文明行為都會消失。4
當他們覺得受傷或遭受威脅時,無法遵守醫囑,因為他們對彼此行為產生誤解。對於彼此動機和態度的「災難性」扭曲,使得雙方都感到受困、受傷和被貶低。這些看法(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誤解)使他們內心充滿憤怒──甚至仇恨──並促使他們報復或退回到敵對的孤立狀態。
很明顯,長期不和的夫妻已成為彼此的負面「框架」(frame)。在典型的案例中,雙方都將自己視為受害者,並將對方視為壞人。雙方都抹去對方美好的一面與平靜生活的愉快回憶,或者將它們重新定義為虛假的快樂。構陷對方的過程導致他們懷疑彼此動機,並對配偶的缺陷或「壞處」以偏概全。5這種僵化的消極思維,與他們面對婚姻外各種問題的靈活解決能力,形成鮮明對比。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心智被一種原始思想侵占,迫使他們覺得自己受到虐待,並對假想敵採取敵對態度。
然而,這種臨床情況也有好的一面。當我幫助夫妻雙方認清他們對彼此的偏見並打破負面形象,他們能以較不貶損及更現實的方式來看待對方。許多人能夠找回原有感情,形成更穩定、更滿意的婚姻關係。有時,他們的偏見餘毒如此強烈,以致決定分開──但是以友好的方式和平分手,得以實現平衡的家庭分割。解除對彼此的仇恨後,前妻和前夫可以合理解決監護權和財務問題。由於這種解決夫妻問題的方法,著重於處理偏差思維和認知扭曲,我將這種治療稱為「認知婚姻治療」。6
我注意到,在兄弟姊妹、父母和孩子、雇主和員工之間,往往存在相同類型的敵對框架和偏差思維。每位當事人都不可避免地認為自己受到委屈,而他人則是卑鄙的控制狂。若有人跟他們發生衝突,他們會武斷解釋對方的動機(通常都會扭曲)。他們將客觀陳述視為對個人的侮辱,將無知的錯誤歸類為惡意,並擴大對方令人不愉快的行為(「你總是貶低我……你從不把我當人」)。
我觀察到,即使不是精神病患也容易出現這種不正常的思維。他們常以負面角度看待外人,就像他們看待跟自己發生衝突的親友一樣。這種負面框架似乎也是負面社會成見、宗教偏見和偏狹觀念的核心,意識形態侵略和戰爭的驅動力可能也是源於類似的偏差思維。
衝突中的人察覺並回應來自想像的威脅,而不是對衝突對象的實際評估,他們誤認為對方就是自己想像中的樣子。7最負面的形象包含危險、惡意和邪惡。無論是敵對配偶還是不友好的外國勢力成員,固定的負面形象都來自於錯誤的選擇性記憶,真實和想像的都有,以及惡意的歸因。他們的思想被囚禁在「仇恨的牢籠」中。在種族、國家或國際衝突中,關於敵人的迷思被傳播,更加深了負面形象。
可以從各種臨床來源收集對於有害行為的見解。因藥物濫用而接受治療的患者,以及其他被診斷為「反社會人格」的患者,這些人都為理解憤怒和破壞性行為的成因,提供了豐富材料。
三十五歲的比爾是一名推銷員,沉迷於各種毒品,特別容易暴怒以及對妻兒家暴,也常與人打架。當我與他一同探索一連串心路歷程時,我們發現,若是另一個人(妻子或外人)沒有表現出他所定義的「尊重」時,他就會非常憤怒,以致想要拳打腳踢甚至毀掉對方。
我對他的火爆反應進行「微觀分析」,發現在對方言論或行動與他的爆發之間,比爾會產生一種自卑想法和受傷感覺。他典型的自我貶低想法,使得不愉快幾乎在瞬間出現:「他認為我是個懦夫」或者「她不尊重我」。
當比爾學會察覺和評估這種忽然浮現的痛苦想法時,就能認清被人貶低的想法不一定來自對方的實際評論或行為。接下來,我為他釐清形成敵對反應的信念。例如,比爾有個基本信念:「如果別人不同意我的觀點,那就意味著他們不尊重我。」他由此產生另一個強烈且具強迫性的想法,使得他攻擊冒犯者:「我得讓他們明白,他們躲不過懲罰,這樣一來,他們才會知道我不是懦夫,不能隨便擺布我。」對比爾來說,重要的是認清一個事實:這些懲罰性的想法是他自覺受傷的結果,而這種感覺被他的憤怒掩蓋。在治療上,我們持續檢驗比爾的信念,幫助他理解好戰和暴躁無濟於事,透過「冷靜」和自制才能獲得家人和親友更多尊重…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