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現象在直接觀察時看似毫無關聯，但當你察覺其中的一致性，那種感覺無比美妙。

　

人對人的暴力行為令我們驚駭，時至今日，這種情形依然對社會造成損害。在我們這個時代，令人眼花撩亂的技術突飛猛進，而我們卻回到黑暗時代的野蠻狀態：難以想像的恐怖戰爭和種族、宗教及政治團體被肆意殲滅。我們成功戰勝許多致命疾病，卻也目睹成千上萬盧安達人遭殺害後，遺體被拋進河中順流而下，科索沃無辜平民被趕出家園並遭到屠殺，還有柬埔寨殺戮戰場上流淌的鮮血。無論向東或西、北或南，我們都會看到迫害、暴力和種族滅絕。1

除了上述國家，在其他地區，犯罪及暴力依舊盛行，只是沒那麼戲劇化，人與人互相傷害所造成的痛苦似乎沒有限制。在憤怒不受控制的情況下，親近甚至親密關係都會破裂。兒童和配偶的家暴事件，對法律及心理衛生當局構成挑戰；偏見、歧視和種族主義，繼續分裂著多元化的社會。

我們理解和解決這些人際關係及社會問題的能力停滯不前，對於科學發達的這個時代，無疑是一種嘲弄。我們該如何防止被虐待的孩子和被毆打的妻子遭受痛苦？如何減少因敵意而起的併發症，包括血壓飆升、心臟病發作和中風？更廣泛的敵意表現足以破壞文明結構，我們該訂定哪些方針來解決這個問題？政策制定者和社會工程師──以及普通公民──能做什麼？社會、心理和政治學家都已協力分析導致犯罪、暴力和戰爭的社會與經濟因素，但問題依然存在。

個人經歷

有時，某個比較不一樣的經歷可以暴露一個現象的內在結構。多年前，我曾經成為敵意攻擊的目標，使得我對敵意的本質有了清晰的認識。當時我在一家大型書店參加簽書活動，照例在主持人的開場白中獲得一番讚譽，接下來我對現場觀眾（大多是同事和其他學者）做了簡介。突然，一名中年男子（姑且叫他羅伯）一臉挑釁地向我走來。事後回想起來，這人看起來「不大一樣」──僵硬、緊張、雙眼怒瞪。以下是我們的交流內容：


這時羅伯的敵意明顯高漲，他即將失控。我的幾個朋友介入，經過短暫扭打後，把他帶出去。

儘管這可能會被認為不過是個心煩意亂的人所做出的非理性行為，但我相信它清楚展現敵意的幾個面向。臨床患者誇大的思維和行為往往視情況出現，並且過度反應。如今回想這起事件，我注意到許多特質，它們足以說明一些涉及觸發和表達敵意的普遍機制。

首先，為什麼羅伯將我的演說視為對他個人的侮辱，好像我在某種程度上傷害了他？有一點令我印象深刻──對現場有心理學背景的目擊者來說也顯而易見──他的反應凸顯了自我中心特質：在他看來，我獲得外界認可，在某方面貶低了他。這樣的反應雖然極端，但可能不像表面看來那麼令人費解。現場觀眾可能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專業地位──無論他們是否值得被人認可──並且可能嫉妒又遺憾。然而，羅伯只在乎我的地位如何反映在他身上，他把自己代入，就好像他和我是對手，正在爭奪同一個獎項。

羅伯誇張的自我關注，為他的憤怒和攻擊我的欲望奠定基礎。他在我們之間進行令他反感的比較，並且根據自我中心的觀點，他假設旁人會認為他不如我重要，也許更沒有價值。此外，他覺得自己被忽視，因為他沒有像我一樣得到大眾的關注和友誼。

這種社交孤立感與不受重視感無疑傷害了他，這是患者在類似情況下普遍的反應。但他為什麼不是僅僅感到失望或遺憾呢？為什麼會有憤怒和恨意？畢竟，我沒有對他做什麼。然而，他在過程中看到不公正，亦即我比他更不值得獲得認可。所以，既然受了委屈，他就有資格生氣，但他的反應更激烈。從他的陳述「你認為你比我了不起」，顯示他把自己代入我和觀眾的互動。他想像我對他的看法，然後投射到我身上，好像他知道我在想什麼（我稱之為投射形象）。從本質上講，羅伯正在使用（實際上是過度使用）一種常見的自適應方法：判讀心思。

就某種程度來說，讀懂別人的心思是一種重要自適應機制。除非我們能在一定程度上準確判斷別人對我們的態度和意圖，否則我們會一直脆弱下去，在生活中盲目地跌跌撞撞。一些作者注意到自閉症兒童缺乏這種能力，他們對他人的想法和感受視而不見2。相較之下，羅伯的人際敏感度和讀心能力被他自己誇大和扭曲。他投射的社交形象對他來說變成現實，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他相信自己知道我對他的看法。他認為我瞧不起他，因而更加激怒了他。他感到一股非報復我不可的壓力，因為按照他的邏輯，我冤枉他，我是敵人。3

正如羅伯表現出來的行為，自我中心監控事件以確定自身的重要性，在動物界隨處可見，顯然也早已嵌入我們的基因當中。自我保護和自我推銷對生存至關重要；有助於我們發現不利己的因素並採取適當防禦措施。此外，如果沒有對自己進行這種投資，我們就不會在親密關係、友誼和團體連結中尋求快樂。然而，當自我中心被誇大，無法透過愛、同理心和利他主義等社會特質取得平衡時，它就會成為問題，而這可能也體現在我們的基因中。有趣的是，很少有人會想探究自己是否過度自我中心，儘管他人的自我中心常令我們難以招架。

人一旦在爭吵中被激起打鬥的意圖，所有感官都會聚焦在敵人上。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強烈、狹隘的關注和攻擊行動可能有助保命，比如當一個人遭到攻擊的時候。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敵人的反射性形象，會在個體間和群體間產生破壞性仇恨。這些個體或群體可能覺得自己從攻擊假想對手的限制中獲得解放，但這些人實際上已經放棄選擇自由，放棄理性，成了原始思維機制的囚徒。

我們要如何幫助人認清和控制這種自動機制，以便他們以更深思熟慮、更符合道德的方式對待彼此呢？

敵對框架

我在治療患者的專業工作中，已證實這些自我中心的憤怒和攻擊行為確實存在，但羅伯事件是我最戲劇性的公開經歷。多年來我一直想知道，從個體心理治療中收集到的對人類問題的見解，是否可以擴大沿用到家庭、社區、族群和國家的暴力問題。儘管這些領域似乎各不相關，但親近關係中的憤怒和仇恨，似乎與敵對團體和國家所表現出來的相似。朋友、同事和伴侶對假定的錯誤和冒犯所產生的過度反應，與人跟不同宗教、種族或民族對抗時的敵意有相似之處。丈夫或情人遭受背叛的憤怒，類似於激進組織成員的憤怒，後者認為自己珍視的原則和價值觀被政府背叛。最後，妄想症的偏見與扭曲思維，也類似於種族滅絕施行者的思維。

我第一次投入怨偶的心理治療時便發現，顯然單純指導當事人改變令他們痛苦的行為──本質上是「做正確的事」──並不能提供長期解決方案，至少對情況嚴重的個案來說是如此。無論他們多麼堅定地遵循建設性計畫，當彼此生對方的氣時，合理溝通和文明行為都會消失。4

當他們覺得受傷或遭受威脅時，無法遵守醫囑，因為他們對彼此行為產生誤解。對於彼此動機和態度的「災難性」扭曲，使得雙方都感到受困、受傷和被貶低。這些看法（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誤解）使他們內心充滿憤怒──甚至仇恨──並促使他們報復或退回到敵對的孤立狀態。

很明顯，長期不和的夫妻已成為彼此的負面「框架」（frame）。在典型的案例中，雙方都將自己視為受害者，並將對方視為壞人。雙方都抹去對方美好的一面與平靜生活的愉快回憶，或者將它們重新定義為虛假的快樂。構陷對方的過程導致他們懷疑彼此動機，並對配偶的缺陷或「壞處」以偏概全。5這種僵化的消極思維，與他們面對婚姻外各種問題的靈活解決能力，形成鮮明對比。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心智被一種原始思想侵占，迫使他們覺得自己受到虐待，並對假想敵採取敵對態度。

然而，這種臨床情況也有好的一面。當我幫助夫妻雙方認清他們對彼此的偏見並打破負面形象，他們能以較不貶損及更現實的方式來看待對方。許多人能夠找回原有感情，形成更穩定、更滿意的婚姻關係。有時，他們的偏見餘毒如此強烈，以致決定分開──但是以友好的方式和平分手，得以實現平衡的家庭分割。解除對彼此的仇恨後，前妻和前夫可以合理解決監護權和財務問題。由於這種解決夫妻問題的方法，著重於處理偏差思維和認知扭曲，我將這種治療稱為「認知婚姻治療」。6

我注意到，在兄弟姊妹、父母和孩子、雇主和員工之間，往往存在相同類型的敵對框架和偏差思維。每位當事人都不可避免地認為自己受到委屈，而他人則是卑鄙的控制狂。若有人跟他們發生衝突，他們會武斷解釋對方的動機（通常都會扭曲）。他們將客觀陳述視為對個人的侮辱，將無知的錯誤歸類為惡意，並擴大對方令人不愉快的行為（「你總是貶低我……你從不把我當人」）。

我觀察到，即使不是精神病患也容易出現這種不正常的思維。他們常以負面角度看待外人，就像他們看待跟自己發生衝突的親友一樣。這種負面框架似乎也是負面社會成見、宗教偏見和偏狹觀念的核心，意識形態侵略和戰爭的驅動力可能也是源於類似的偏差思維。

衝突中的人察覺並回應來自想像的威脅，而不是對衝突對象的實際評估，他們誤認為對方就是自己想像中的樣子。7最負面的形象包含危險、惡意和邪惡。無論是敵對配偶還是不友好的外國勢力成員，固定的負面形象都來自於錯誤的選擇性記憶，真實和想像的都有，以及惡意的歸因。他們的思想被囚禁在「仇恨的牢籠」中。在種族、國家或國際衝突中，關於敵人的迷思被傳播，更加深了負面形象。

可以從各種臨床來源收集對於有害行為的見解。因藥物濫用而接受治療的患者，以及其他被診斷為「反社會人格」的患者，這些人都為理解憤怒和破壞性行為的成因，提供了豐富材料。

三十五歲的比爾是一名推銷員，沉迷於各種毒品，特別容易暴怒以及對妻兒家暴，也常與人打架。當我與他一同探索一連串心路歷程時，我們發現，若是另一個人（妻子或外人）沒有表現出他所定義的「尊重」時，他就會非常憤怒，以致想要拳打腳踢甚至毀掉對方。

我對他的火爆反應進行「微觀分析」，發現在對方言論或行動與他的爆發之間，比爾會產生一種自卑想法和受傷感覺。他典型的自我貶低想法，使得不愉快幾乎在瞬間出現：「他認為我是個懦夫」或者「她不尊重我」。

當比爾學會察覺和評估這種忽然浮現的痛苦想法時，就能認清被人貶低的想法不一定來自對方的實際評論或行為。接下來，我為他釐清形成敵對反應的信念。例如，比爾有個基本信念：「如果別人不同意我的觀點，那就意味著他們不尊重我。」他由此產生另一個強烈且具強迫性的想法，使得他攻擊冒犯者：「我得讓他們明白，他們躲不過懲罰，這樣一來，他們才會知道我不是懦夫，不能隨便擺布我。」對比爾來說，重要的是認清一個事實：這些懲罰性的想法是他自覺受傷的結果，而這種感覺被他的憤怒掩蓋。在治療上，我們持續檢驗比爾的信念，幫助他理解好戰和暴躁無濟於事，透過「冷靜」和自制才能獲得家人和親友更多尊重…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