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想像──懷孕與職場壓迫


那本該是丹妮拉.南諾(Daniela Nanau)的職業顛峰,她三十多歲,當上一間法律事務所的合夥人十個多月。她的合夥人在勞動法領域享有極高聲譽,而她也為此感到雀躍;對於自己那間位在紐約市、有許多藝術品相伴的辦公室,她也非常滿意。南諾和老闆在工作上總是合作無間,她覺得她們兩人互相欣賞。她甚至覺得兩人擁有極為罕見的「專業上的心靈契合」(引用她本人的描述),且彼此的人格特質非常相似。

但上班的通勤過程,開始讓南諾不太舒服:有些時候,她不得不在公車站牌附近一塊狹小綠地上的長椅坐下,但在紐約皇后區的早晨,這麼一坐,也意味著失去排隊上車的機會。等到公車要來時,她就如同住在郊區的西西弗斯,努力凝聚起全身的力氣站起來,但此時排隊的人龍早已越過了她的位置,她只好走到隊伍的最後頭。等到她終於踏進自己那間裸磚風格的辦公室時,她必須設法穩住自己,趁著自己在跌倒之前趕緊坐到椅子上。她覺得自己異常虛弱,並因此去看了腫瘤科。她得了癌症嗎?在血液檢測的結果出來後,醫生問:「妳難道不知道自己出了什麼事嗎?」她懷孕了。

如果這只是一張賀卡、或身在一個視每位母親為家中天使的時代,那麼南諾或許可以打從心底感到開心。她可以什麼事都不做,想著自己肚中的小寶貝到底是長到荔枝大小、還是葡萄柚大小。但她沒有,她的身心備受煎熬。畢竟念過研究所的她,是家中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南諾的先生跟她一樣,在華盛頓特區從事政治方面的工作,但此刻他正在改裝家裡,整日不離手的電動工具和刮刀恣意盤據家中每一處角落。他的工作並不賺錢。如果南諾被解雇或無法找到下一份工作,她們將無法繼續支付房貸。

她徹夜難眠。坐在那張來自她德裔祖父母流傳下來的芥末黃馬海毛沙發上,她想起在一場午餐會上,其他法律事務所合夥人對她說的事。如果她想在這個領域生存下去,那麼她最好在四十歲之前都不要生小孩。她試著甩開這些令人不安的念頭,並決定告訴老闆自己懷孕了。然而,在她開口後的一個星期內,老闆完全忽視她,連一句話都不願意跟她說。

儘管她懷孕了,那本就纖細的身體卻沒有增加分量,反而日漸單薄。她很快就意識到,老闆之所以會突如其來對她產生敵意,是因為她近日出現的病態和總是較晚才進辦公室。此外,她也認為老闆覺得懷孕這件事,只會讓南諾變得愈來愈虛弱。她覺得他一開始是因為南諾居然想要小孩這件事而回避她;之後又不斷忽視她,即便不得不說話,也總是疾言厲色。然而,她不敢抱怨或如自己的客戶那樣,對公司提起告訴。因為她知道在紐約,她們這個圈子非常小。她丈夫知道在她進入這間公司的那十個月裡,她每週固定會有一天在辦公室裡工作到深夜,有時甚至連晚餐都沒時間吃。所以他希望她立刻辭職。南諾開始找下一份工作。

當南諾終於提出辭呈時,她沒有告訴雇主自己辭職的原因。然而就結果來看,她是非常幸運的。南諾得已翻越「母性高牆」(maternal wall,用於形容職業母親和企圖就業母親所遇到的各式各樣歧視),且逃脫此種偏見所帶來的長久影響。在她離開那間有著「壞老闆」的公司後,她找到另一份法律工作,待遇甚至更好。這件事徹底改變了她。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她親身經歷的不公平對待,左右了她對就業歧視訴訟的態度。然而,對於自己的個人遭遇,她選擇吞下去。

職場中的家庭歧視

南諾與那些她試圖為其討回公道的女性們,並不是特例。這些對待孕婦的態度,反映出美國企業與立法者對於「照顧」這件事的在意程度是多麼地低。懷孕歧視案件的數量正在大量攀升,二○一六年,一份由工作生活法律中心(Center for WorkLife Law)所發表的報告指出,在過去十年間,儘管整體聯邦就業歧視案的數量減少了,所謂的「家庭照顧義務歧視」案(family responsibilities discrimination),卻成長了二六九%。[1]在二○一一年美國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收到的歧視申訴案中,有一○%的案件和因為懷孕而未能獲得雇用的女性相關,數量出現驚人成長。

家庭歧視案件的成長,部分反映必須擔負照顧義務的員工(無論是男性或女性)數量正在成長。而女性就業量增加,是企業職員兼任家中孩童照顧者數量成長的部分原因。然而,就業環境的改變不夠。在美國,懷孕和為人父母(如同我們即將在稍後章節中所看到的)就像是一場職業災難。南諾提起自己的客戶─那些在懷孕六個月的時候,連張椅子都沒得坐、不得不持續站在收銀台後的女性們。而那些她作為白領工作者的客戶,更經歷了各式各樣的騷擾:承擔超過一個人所能負擔程度的工作量、接受同事對工作和生活該如何取捨的「友善」建議、或單純地對他們雞蛋裡挑骨頭─衣服是否太緊、是否有產後憂鬱症等。在受訪時,南諾的音量逐漸提高,臉部漲紅。有太多人遇到比她和朋友更慘的遭遇,她說道。為什麼嬰兒的存在會變成一種罪惡?我們怎麼能生活在一個蔑視懷孕的社會裡?當我們拆解層層現象時,你會發現社會對懷孕與孩子的態度是非常奇異且超現實的,且在很大程度上輕視這種自然發展。

這本書描述在經濟上承受著巨大壓力的家庭。然而,如若我們能正確看待照顧這件事,這些家庭在一開始就根本不會陷入困境。在賀卡上和共和黨候選人的口中、在陌生路人說出來的「願上帝保佑你」話語中,孕婦和孩童以一種逆於常態的方式被浪漫化了。但在職場上,這些讚美並沒有獲得任何實質的配套措施。

如同許多職業母親,當我的朋友也開始建立自己的家庭時,對於懷孕和撫育孩子隨之而來的經濟困境,我有了更尖銳的體悟。在我還沒有生孩子時,我記得自己曾和一個剛進行完工作面試的女性友人吃晚餐。她穿了一件灰色、寬鬆的粗針織毛衣,隱藏自己懷孕的身形。「我不打算跟他們說我快要進入第二個孕期,」她指著身上的粗針織毛衣,談論著她去應徵的公司,並在酒吧裡點了一杯蔓越梅汁。她拿到那份工作,並在接受工作時坦承這件事。很快地,她開始察覺到新老闆的不悅。工作時,她那三十六歲的同事表示自己很怕懷孕,因為她不想丟了工作。其他懷孕的朋友們也試著隱瞞這件事。和潛在雇主(如法律事務所或新公司)見面時,她們會用寬鬆的夾克遮蓋自己微微凸起的肚子。

她們的恐懼不難理解。在二○○五年至二○一一年間,與懷孕有關的歧視案,成長了二三%。[2]這些女性覺得自己必須「隱瞞」自己有了我所謂的「隱匿型懷孕」(hidden pregnancies)這件事。(當我在和南諾的談話中提起這件事時,她說:「那些隱藏自己懷孕的婦女是正確的。不然她們怎麼可能和雇主談判?」)

此種負面刻板印象為「照顧者懲罰」(caregiver penalty)的一部分:廣泛用於指稱對於身為照顧者所給予的社會懲罰。如同哲學家瑪莎.納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所指出的,美國社會懲罰所有照顧階級(父親、母親、托兒所工作者),認為這些人「有所不足」。此種態度源自於對人類弱點的難以容忍,並因此蔓延到被人性折服的人身上。

身為父母,就會遭遇到非常明確的照顧者懲罰。在職場上,照顧自己的孩子就會受到「家長懲罰」。(美國聯邦與地方政府就像瘋了似的反對育嬰法。)受到家長懲罰的對象,並不僅限於母親,男性也會。想請育嬰假的男性,很可能會遭到雇主斷然拒絕。有一次,南諾嚴肅地提起針對此一現象的調查,就好像這些是程式源碼般:與女性職員不同,男性職員在有小孩後往往可以獲得加薪,但如果他們提出請育嬰假的要求,就可能必須在工作上付出代價。[3]如同德勤(Deloitte,四大國際會計事務所之一)針對成人工作者所進行的調查指出,有三分之一的男性受訪者表示自己不會請陪產假或育嬰假,因為這麼做會危及到自己的地位,而他們或許是對的。[4]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的副教授珍妮佛.伯達爾(Jennifer Berdahl)發現,那些比一般職場男性承擔更多育兒責任的男性,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機率較高。[5]

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認為:身為父母所受到的懲罰是不分性別的。

懲罰父母的其他現象,還包含難以取得且代價高昂的兒童照顧服務。美國是一個不太在乎能否提供雙薪家庭可負擔、且易於取得兒童看顧資源的國家。對於那些企圖維持或進入中產階級生活的父母來說,這是一個極大的障礙。這樣的懲罰一點一滴地沁入那些企圖維持或進入中產階級父母者的生活中,讓他們的日子變得更為艱難且昂貴,生活作息更是緊繃到令人發狂。

母親懲罰則顯示了作為雙親之一的女性,必須承擔最多壓迫。如同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教授雪萊.柯瑞爾(Shelley Correll)指出的,雇主較不願意雇用母親。[6]此外,作為母親們,也總是被評估較不適合獲得升遷機會,獲得舉薦而踏上管理職位的機率也更低。另一項研究則指出,獲得工作的母親其年薪低於那些與其資格相同、但沒有孩子的同儕,平均僅有一萬一千美元。[7]對於那些因受就業市場拒絕而感到自卑的母親來說,母親懲罰也是束縛在她們身上的意識型態,讓社會對照顧者的輕視─認為照顧小孩是無能、平庸或甚至根本算不上什麼勞務的偏見,在她們心底扎下了根。

照顧孩子讓女性受到職場騷擾,甚至因為孩子的出生而被迫離開工作崗位。當父母的其中一方必須辭去工作、在家帶孩子時,離開的通常是母親,或者淪落為一個能力不足、經常被套上「失敗者」刻板印象且還需受到騷擾的就業者。對多數老闆而言,員工孩子那小小的手指就像是偷食了生產力這塊大餅般。在工作場合裡,一名養育孩子的員工在雇主心裡,或許就是一個穿著休閒褲的沉重負擔。對懷孕的偏見導致了美國雙親(尤其是母親)在經濟上面臨困境,從而受到壓迫。學者吉莉安.托馬斯(Gillian Thomas)發現,即便女性沒有因為懷孕而遭到閒言閒語、或被迫離開工作崗位,其薪水也會受到調降。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的社會學教授米雪兒.布德格(Michelle Budig)指出,調降的幅度平均為每個孩子七%。[8]

社會大眾對於產假與育嬰假的嚴厲態度,對新手媽媽的影響尤其顯著,因為她們需要承擔極大的心理與生理壓力,才能重回職場。對許多行業來說,孩子就像是毒藥,證明你沒辦法為工作付出全部或更多心力。

然而事情不該如此… 閱讀完整內容
被壓榨的一代

本文摘錄自‎

被壓榨的一代

艾莉莎.奎特

由 八旗文化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