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出生的史明，成長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台灣。
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失利後，清國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台灣和澎湖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華民國政府接管台灣。這段期間，台灣的歷史與日本密不可分，需要置於日本史的脈絡下才能充分理解。
一九一三年，日本首相西園寺公望（一八四九－一九四〇）受到陸軍杯葛下台，改由陸軍出身，明治維新元老之一長州藩出身的桂太郎（一八四八－一九一三）組閣。此事在日本政界引發軒然大波，擁護憲政大會於東京召開，接連數日舉辦演說等活動，每次都聚集了數以萬計的民眾到場，形成以「擁護憲法、打倒藩閣」為號召群眾的運動，最後迫使桂太郎匆匆下台。群眾力量的崛起，成為這場史稱「第一次護憲運動」的核心動力，在接下來數年中，這股力量持續發酵。
一九一八年因為米價過高的「米暴動」，日本全國各階層的民眾紛紛走上街頭，抗議訴求由生活的困難，漸漸深化成對資本主義發展下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不滿，再次改變了日本政治。由平民出身，又是首位擁有眾議員身分的第一大黨黨魁原敬（一八五六－一九二一），接掌首相大位。這股群眾力量的最高峰，則是一九二五年日本通過普選法，二十五歲以上成年男子擁有眾議員的選舉權，出發點仍在抵制過往藩閥政治的復辟，回歸政黨政治的憲政運作。
這一連串政治變動，掀起了日本政壇一系列的民主變革，因為剛好和大正天皇（一九一二－一九二六）在位期間大致吻合，故有「大正民主」之稱。以大眾的力量為依歸，出現立憲主義、民本主義、社會主義等不同政治立場的思想和主張。政治氣氛的開放也反映在社會和文化上，未受第一次大戰波及的日本，取代歐洲成為世界的外銷工廠，經濟的繁榮促成消費社會的興起，拓展大眾文化的廣度和深度，出現了像「大正浪漫」這般強調個人解放和新時代理念的文化現象。
不幸的是，普選法的通過，卻是民主運動由盛而衰的轉折。軍部勢力始終在「大正民主」光鮮的表象之下蠢蠢欲動，尤其在昭和天皇（一九〇一－一九八九）繼任之後，權力的骨牌一面倒向這股法西斯的力量。一九三一年日本關東區占領東北的「滿州事件」（即中國史所稱的「九一八事變」），象徵軍部勢力脫離了內閣的掌控；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首相犬養毅（一八五五－一九三二）在官邸遭到年輕軍官闖入刺殺，更是代表軍方對日本政局的完全控制，一步步將國家推向戰爭的深淵。
史明的阿嬤出生於《馬關條約》簽訂之前，又是書香世家，她以台灣本地的漢人作為認同，不只對於外來統治者日本反感，也對割讓台灣的「唐山人」感到憤怒。成長在傳統大家庭的母親，始終保持著大家閨秀的思維，連帶也影響她對史明的教育和期望。史明父親則是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在前往日本留學時，又接觸了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成員。該運動主張基於立憲政治的精神，台灣應設置議會，讓台灣民眾擁有自己的立法權。史明父親儘管和成員熟識，但多半隱身幕後，和日本人也頗有私交，不過還是受到日本當局的監控，最後不得不離開台灣，前往中國尋找機會。
史明自己則是在一九三〇年代中葉前往日本求學，一方面享受著大正民主留下的餘溫，體驗現代化的物質享受，也能私下接觸馬克思主義這樣的「禁忌」，在他心底埋下左翼革命者的種子。另一方面，戰爭帶來的窒息感如影隨形，他受到世界「民族解放」浪潮的衝擊，以及阿嬤、父親等親人的潛移默化，雖然和日本人相處融洽，也未受到太多的歧視，可是被殖民者的悲哀和沉重，始終烙印在史明的心頭。
三代人的命運，無一不是台灣的縮影，處處投射著來自殖民母國的牽引和拉扯。然而，也彰顯了個人獨立於大我的能動性。從統治伊始，日本就不斷試圖同化台灣人，從內地延長主義到皇民化運動，同化力道與日俱增，但台灣人始終有著各自抵抗的方式，或許微弱而隱晦，卻始終不曾磨滅或馴化。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戰事即將步入最慘烈的階段。一九四二年從早稻田大學畢業的史明，經由大學時期讀書會成員的引薦，決定參與中國共產黨陣營，於一九四三年前赴中國投身抗日戰爭。
一念之間，史明的前半生，早於許多台灣人，從日本史切換到了中國近現代史的脈絡。
因為日本教育的背景，史明未被中共派往前線作戰，而是在上海、北平（即北京）等城市擔任地下情報員，過著看似緊張，實則靡爛的生活。他真正捲入的戰事，是中日戰爭結束後，一九四六年中共和國民黨之間爆發的內戰。這段經歷讓他幸運地躲過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但也目睹了中共種種慘無人道的鬥爭和分化。始終以「人性」作為革命中心的史明無法接受中共的所作所為，毅然決定逃離中國，歷經重重艱險，僥倖回到台灣。
彼時的台灣瀰漫著苦悶抑鬱的氛圍，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比起日本更糟，尤其是對人權的迫害。不滿現狀的史明決定起身反抗，和志同道合的同志，著手籌劃地下武裝的行動，試圖行刺蔣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沒想到一九五一年事跡敗露，史明再次幸運躲過追捕，從基隆港偷渡到日本。
今日國家人權博物館外，以印度黑石舖設的人權紀念碑上，刻有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九〇年之間，慘遭槍決、無期徒刑、獄中死亡，以及黑牢囚禁的七九七七位受難者姓名和受難時間；其中年分上塗深紅色者，代表遭到槍決，共有一一一七位。逃往日本的史明躲過了白色恐怖的劫數，但他面對的是數十年的流放，無法返回故鄉。當時有許多人和他一樣，被迫或自願流放他鄉，也有不少人和史明一樣，即使人在海外，依舊心懷故鄉，並試圖改變台灣的處境。
No.01 木刀
史明的床旁邊放著一支木刀（ぼくとう），靜靜靠著床頭櫃。木刀旁就放著他晚年慣用的枴杖，一為傷人，一為助人，目的完全不同的兩者，卻像夥伴相依在一起。也由拐杖可以推斷，這把木刀放在史明伸手能立即拿起的位置。
「木刀」對台灣多數人來說，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存在，大概沒有多少人，曾經在生活中實際握過或見過木刀。雖然木刀完全不屬於日常的事物，但又並非一無所悉，透過大眾娛樂的傳遞，木刀在許多人心中最鮮明的印象，就是暴走族必備的武器。以電玩為例，從古老紅白機的《熱血硬派》到大型街機的《街頭快打》，再到後來的《人中之龍》，木刀都是這些「不良」人士隨身必備的道具之一。
然而，木刀的發明，並不是為了逞凶鬥狠，古代日本將木刀當作武士刀的替代品，用來練習劍道。但因為厚實的木刀還是可能取人性命，日後逐漸改用竹刀。不過木刀的手感更接近真刀，學習劍道的人仍然會用木刀練習運刀的「形」，掌握所謂的「刀理」。即使明治維新後，武士不復存在，人們不再汲汲追求劍道的技與藝，揮舞木刀還是能當作強健體魄的運動，在日治時期的台北州廳，就一度鼓勵職員在中午參加入木刀體操的練習，在烈日下頭綁「鉢卷」（即和服的頭巾，上面多印有標語），集體揮舞著木刀，一掃工作積累的暮氣。（註1）
床旁放置木刀的史明，不是為了耍狠，也不是為了強身，而是為了防身。那是作為革命者必備的警覺，一旦有人趁睡眠時闖入，立刻能夠舉起木刀反擊，甚或因此逃過一劫。史明曾在回憶錄提及，一九四九年剛從中國逃回台灣時，有一天半夜，憲兵、警察和便衣特務共二十幾個人，突然來到家裡臨檢，先是猛踹木門，入門後翻箱倒櫃，「把每個抽屜都拉開，裡面的東西全部甩出來，連床下都用槍上的刺刀去探一探，看是不是有人躲在裡面，然後要家裡人都集合起來，一個個核對戶口。」（註2）
雖然不知道史明從何時養成在床邊擺放木刀的習慣，但或許多少受到這次騷動的影響。
無論如何，這把木刀說明著史明所冒的風險，投身革命絕非請客吃飯，一刻都不能鬆懈，要隨時有朝不保夕，與人性命相搏的覺悟。
據說德川時期的劍豪宮本武藏也擅長使用木刀，傳說中的巖流島決鬥，武藏就是使用船槳削成的木刀，擊殺了強大的宿敵佐佐木小次郎。不知道為什麼，看著史明留下的這把木刀，總會忍不住會將史明代入武藏的身影，奮力躍起，將強敵一刀斃命… 閱讀完整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