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外文系畢業的小新，原本在德國海德堡大學從事跨文化研究， 2019 年轉赴京都大學攻讀雙聯碩士學位，也準備在台灣進行移民政策論文的田野調查。孰料回到東亞不過兩個月， 新冠病毒便從中國武漢迅速蔓延，日本也在2020 年1 月出現首例確診後，疫情快速升溫。小新從此「被困」日本，論文題目也被迫更改，直到完成學業才能脫身。

▲疫情下的東京街頭。（美聯社）

小新當時其實可以自由返回台灣，但因日本緊縮邊境防疫對策，僅有「持日本護照者」方能入境。拿學生簽證的小新一旦回台灣做田野，等於無法回到京都大學上課。無奈之下，小新也只能更換論文題目，改成不需返台的機器人學研究。

去年10 月完成學業返國的小新強調，日本的「緊急事態」常被外界誤解為「封城」，其實跟「封城」差的非常遠。若從留學生的感受來說，除了學校改為遠距教學，生活上幾乎沒有實質影響。因為政府並未管制人民行動，只是要求國民「自肅」、餐廳提早打烊，但她在京都上超市採購日用品，在宿舍的獨居生活一切如常。

小新說，京都的鬧區在緊急事態期間確實人變的很少，京都大學也不鼓勵學生到校，研究生想進實驗室則由主持教授管制。由於安倍晉三去年宣布緊急事態時，小新正在緊鑼密鼓地趕論文進度， 學校只修了一門不算學分的日語課，即便遠距上課跟同學的互動品質大為降低，對她的碩士學業影響不大。

對小新來說，緊急事態對她最大的挑戰就是「寫論文」。因為所有圖書館在緊急事態期間長期休館、學校也不希望學生到校，因此她只能一個人在家孤單地敲鍵盤。

小新坦言，少了外在制約讓她很難專注。後來是跟同學一起溜進研究室努力， 論文寫作的狀況才見好轉。

談到留學期間的日本觀察，小新表示在疫情爆發之初，日本社會整體來說不像台灣那麼緊張，新冠肺炎的相關訊息也不像台灣那麼常見。倒是唐鳳在台灣的傑出表現紅到日本，小新在京都剪個頭髮都可以聽到髮型設計師稱讚她。

不過隨著疫情惡化，日本社會也開始感受到新冠病毒的恐怖，並且對日本政府防疫措施的反覆（一會兒緊急事態、一會兒國內旅遊補助）非常不滿，安倍政府發放尺寸過小的布口罩也飽受批評。倒是幾乎大部分店家都有準備消毒酒精供客人使用，甚至比台灣更為常見， 這一點值得台灣學習。

呱（盧先生）／赴日十多年／日本IT 公司研發部門主管／家庭成員：4 人（妻子與兩個小孩）

移居日本十多年的呱，目前是日本大型IT 公司的4G、5G通訊系統研發主任， 與太太、兩個小孩一同住在東京都心的18 坪公寓。談到日本的「緊急事態」經驗，呱同樣強調這「從來就不是封城」， 一切都是仰賴民眾自主配合。他的公司雖然也啟動了在家上班的機制，但也沒有強制員工執行。 一直到其他部門有同事確診染病，公司才立即清空大樓消毒、全面清空辦公室兩周，期間所有人都必須在家辦公。至於緊急事態期間的最大不方便，對呱來說就是在家上班，因為兩個寶貝（一個才4 歲、另一個更是剛出生沒幾個月）也待在家裡，讓呱跟也在上班的太太最感苦手。

在緊急事態下，日本政府雖然沒有禁止家長送托，但托育所仍委婉對家長表示「盡量不要送托」？加上呱跟太太也擔心孩子在群體生活中感染，因此只能邊上班邊帶。雖曾嘗試兩人輪流到便宜旅館工作、另一人在家上班帶孩子，但每晚3000 日圓的支出也不是辦法，最後兩人心一橫、一同請了育嬰假，才算暫時從困境中解脫。

邊上班邊育兒的難題雖然解決了，但兩人也付出了半薪的代價（日本育嬰假期間公司停薪，改由僱用保險給付薪資的5 到7 成），也讓家庭開銷一度陷入緊張（呱背了30 年的房貸）。至於日本的父母會不會把小孩送給阿公阿嬤帶？ 呱說許多東京上班族的老家都離的很遠，根本無法在上班前、下班後來得及接送，他自己的家人則都在台灣，更不可能請長輩幫忙。

▲疫情下的東京街頭。（美聯社）

等到呱跟太太差不多請完了育嬰假， 托育所也恢復了正常收托，呱也才重回在家上班的行列。回想緊急事態期間的生活改變，呱說除了外出人潮明顯變少， 下班後的應酬與聚餐也幾乎消失，因為居酒屋最晚8 點就要關門，根本連平時9 點前的第一攤都沒辦法喝完。如果想到公園給孩子放電，包括溜滑梯等遊戲器材卻都被封條圍住，還會有正義魔人指指點點、甚至通報警察來趕人；自己常去的音樂會、畫展、圖書館也全部暫停，一切娛樂都只能回歸家庭。

此外，由於東京疫情嚴重，呱去年12 月到長野學開車時，就嚐到了「疫情歧視」的滋味。駕駛教練一聽到他是東京人，就變得非常緊張；後來跟老友碰面， 也被對方的家人要求先做PCR 篩檢再赴約；兵庫縣知事去年甚至在防疫會議中宣稱「東京是諸惡的根源」。呱自己的親友雖然沒有人確診（公司確診的同事在其他部門），但他也做了兩次PCR 篩檢，自費約3 千日幣，基本上6 小時後就可知道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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