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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處的重要
在我們能有效益地討論獨處之前,需要更了解這個詞的意義。為此,我們可以向一對看似八竿子打不著的人尋求指引:雷蒙•凱斯利奇(Raymond Kethledge)和邁克•爾文(Michael Erwin)。
凱斯利奇是美國第六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備受敬重。爾文是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前陸軍軍官。他們首度見面是在二○○九年,當時爾文駐紮在密西根州的安娜堡(Ann Arbor)攻讀碩士學位。儘管凱斯利奇和爾文的年齡和生活歷練不同,他們很快就發現他們對獨處這個話題有共同的興趣。凱斯利奇以措辭犀利的法律意見書著稱,他需要長時間的獨自思考,才能寫出那樣的法律意見。他常在一個簡易翻新的穀倉裡工作,裡面只擺了一張簡單的松木辦公桌,無法連線上網。他笑稱:「在那個辦公室裡,我的智商可以馬上提高二十分。」爾文則是在密西根州的玉米田邊獨自長跑,藉此克服剛從戰場返鄉所面臨的複雜情緒。他開玩笑說:「跑步比治療便宜。」
凱斯利奇和爾文初次見面後不久,便決定合寫一本談獨處的書。他們花了七年的時間寫作,二○一七年出版了《內向思考:為什麼孤獨的人總會很優秀?》(Lead Yourself First)。那本書以聯邦法官和退役軍官的縝密邏輯,歸納了作者的觀點,並主張獨自思考的重要。不過,在說明他們的主張之前,他們先提出可說是全書最有價值的貢獻:為「獨處」下了一個精確的定義。許多人誤以為這個詞是指實體的分隔,以為獨處可能需要到遠離人跡的偏遠小木屋。這種誤解衍生出一種對多數人來說不切實際的獨處標準,是一般人難以經常辦到的。然而,凱斯利奇和爾文解釋,獨處是大腦的一種狀態,與周遭的環境無關。因此,他們定義獨處是一種主觀狀態,在那種狀態下,你的大腦不受其他大腦的影響。
你可以在擁擠的咖啡廳或地鐵車廂裡享受獨處的時光,也可以像林肯在那棟別墅裡一樣,即使窗外草坪上駐紮了兩個連隊的聯邦士兵,只要你的大腦只思考自己的想法,你也可以享有獨處的時光。相反的,即使你在最安靜的環境中,只要你讓別人的想法潛入你的腦中,獨處就蕩然無存。別人的想法潛入你的腦中,可能是透過直接交談,也可能是以其他的形式,例如讀書、聽播客、看電視,或任何可能把你的注意力吸引到智慧型手機螢幕上的活動。獨處是指,你對他人創造的資訊毫無反應,專注於你自己的想法與體驗上,無論你身在何處。
為什麼獨處那麼重要?凱斯利奇和爾文詳細說明了許多好處,多數的效益是來自從容的反思所衍生出來的洞察力和情感平衡。他們舉了許多個案為證,其中一個讓人共鳴最深的例子是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他們指出,金恩博士參與「聯合抵制蒙哥馬利公車運動」是偶然開始的──他碰巧是當地新來的牧師,充滿群眾魅力又受過良好教育。當時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在地分會決定公開反對公車上的種族隔離政策。新成立的蒙哥馬利改進協會(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於一九五五年底的一場教會會議中,突然任命金恩擔任該會的領導人,金恩對此任命感到意外,有點措手不及,後來才勉強同意,他表示:「如果你們覺得我可以幫上忙,我會盡力。」
隨著抵制活動持續進行,金恩的領導和人身安全都面臨愈來愈大的壓力。由於金恩是偶然參與抵制運動,並非主動參與,那壓力更是強大。後來金恩因為參與騷擾警方的行動,首度入獄。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七日,金恩獲釋那晚,他承受的壓力已累積到了高點,返家後看到妻子和年幼的女兒皆已入睡,他意識到他應該好好想清楚自己的作為。金恩獨自坐在餐桌前沉思,捧著一杯咖啡,一邊祈禱。他利用那個獨處的時光來理解自己面臨的種種要求,因此找到面對未來的勇氣:
當下我彷彿聽到內心的聲音告訴我:「金恩,你要為正義挺身而出,堅守正義,堅守真理。」
傳記作家大衛.加羅(David Garrow)描述那晚是「金恩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夜」。
當然,爾文和凱斯利奇不是率先注意到獨處很重要的評論家。至少在啟蒙運動的初期,就有人探索過獨處的好處。法國思想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在十七世紀晚期寫下這句名言:「人類的所有問題,都是源自於人類無法安靜地獨自坐在一個房間裡。」半個世紀後,在大西洋的彼岸,富蘭克林在日記裡提到這個主題:「我讀了很多關於獨處的好書……我承認,對忙碌的人來說,獨處是令人精神煥發的愉悅消遣。」
學術界很晚才意識到獨自思考的重要。一九八八年,著名的英國精神科醫師安東尼.史脫爾(Anthony Storr)在開創性的著作《孤獨》(Solitude: A Return to the Self)中彌補了這個遺漏。他指出,一九八○年代,精神分析學對親密關係的重要相當癡迷,認為那是人類幸福的最重要源泉。但史脫爾的歷史研究並不支持這樣的假設,他在那本一九八八年出版的著作中,開篇就引用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的說法:「交談可以促進理解,但獨處才能培育天才。」接著他又大膽寫道:「吉本說的對極了。」
吉本過著獨居的生活,但他不僅創作極具影響力的作品,似乎也過得非常快樂。史脫爾指出,「詩人、小說家、作曲家大多需要花大量的時間獨處」,他列舉了笛卡爾、牛頓、洛克、巴斯卡、史賓諾沙、康德、萊布尼茲、叔本華、尼采、齊克果、維根斯坦為例,這些名人都是孤家寡人或沒有培養親密的人際關係,但仍然過著非凡的生活。史脫爾因此推論,我們認為親密互動是人類蓬勃發展的必要條件是錯的,獨處對快樂和工作效率一樣重要。
不過,我們很難忽視一個事實:史脫爾列舉的那些非凡人物,以及前面提到的許多歷史案例,都是聚焦於男性。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女權宣言《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中認為,這種失衡的狀態不足為奇。她應該也會認同史脫爾的觀點,覺得獨處是原創及創意思維的先決條件,但她應該會補充提到,這個社會一直不讓女性擁有自己的房間(實際的房間及比喻的房間),以致於無法塑造那種獨處的狀態。換句話說,對吳爾芙來說,獨處不是令人精神煥發的愉悅消遣,而是因為認知不再受到壓迫而獲得解放的形式。
在吳爾芙那個時代,父權社會剝奪了女性這種解放權;但是在現代,這種壓迫主要是我們自己造成的,而且這種壓迫還愈來愈多,因為我們更喜歡數位螢幕提供的消遣。加拿大的社會評論家麥克.哈里斯(Michael Harris)在二○一七年出版的《獨處》(Solitude)一書中探討了這個主題。哈里斯擔心,新科技幫忙創造了一種文化,破壞了獨自思考的時間,他指出:「那個資源遭到攻擊時,就事態嚴重了。」他研究相關的文獻後,指出獨處帶來的三個重要好處:「新的想法、對自我的理解、親近他人。」
我們已經討論過那三個好處中的前兩個,第三個好處有點出乎意料,因此值得簡單地探討一下──尤其後面我們探索獨處和連線上網的好處所產生的衝突時,這點會變得息息相關。哈里斯的主張乍聽之下可能有悖常理,他說:「能夠獨處……絕對不是指拒絕親密關係。」獨處反而會強化親密關係。他主張,平靜地體會獨處,會讓你更珍惜人際互動。哈里斯不是第一個提出這種關聯的人,詩人兼散文家梅.薩藤(May Sarton)在一九七二年的日記中也寫到這點的奇妙:
這幾週以來,我第一次獨處,終於再度重拾「真實」的生活。奇妙的是,朋友、甚至是愛人,都不是我的真實生活,除非我有時間獨自去探索及發現正在發生或已經發生的事情。少了充滿營養卻又令人瘋狂的干擾,生活會變得枯燥乏味。然而,我只有在獨處時,才充分體會到人生的滋味……
美國詩人溫德爾•貝里(Wendell Berry)更簡潔地寫道:「我們進入獨處狀態時,亦不再孤寂。」
類似上述的例子,不勝枚舉,它們都指向一個明確的結論:經常獨處,並搭配我們習慣的社交模式,是讓人蓬勃發展的必要條件。我們現在比以往更迫切需要了解這個事實,因為,誠如我接下來要討論的,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面臨獨處開始消失的危機。
喪失獨處機會
關於現代和獨處可能格格不入的擔憂,並不是最近才出現。史脫爾在一九八○年代寫文抱怨:「當代西方文化使人難以獲得獨處的平靜感。」他指出,罐頭音樂和最近發明的「汽車電話」是噪音侵入生活各方面的最新證據。一百多年前,梭羅就提出類似的擔憂,他在《湖濱散記》中寫道:「我們急於在緬因州到德州之間架起電磁電報線,但緬因州和德州之間可能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需要聯絡。」因此,我們眼前的問題是,目前的現代化是否對獨處帶來新的威脅,而且那種威脅比數十年來評論家哀歎的威脅還要緊迫。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
想理解我的擔憂,最好的起點是從二十一世紀初那幾年發生的iPod革命開始看起。iPod出現以前就已經有隨身聽了,最常見的形式是Sony Walkman和Discman(以及它們的競爭對手),但這些裝置在多數人的生活中功能有限,例如運動時拿來自我娛樂,或舉家開車長途旅遊時,後座的人可以拿來聽自己的音樂。一九九○年代初期,你站在繁忙城市的街頭,不會看到太多人在上班途中戴著黑色的Sony耳罩式耳機。
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你站在同一個街角,可以看到白色的耳塞式耳機幾乎是無處不在。iPod的成功不僅在於銷量大,它也改變了隨時隨地聽音樂的文化。讓iPod為你一整天提供背景音樂,變成一種普遍的現象,尤其對年輕一代來說更是如此──出門時把耳機戴上,只有在你不得不和另一人說話時,才把耳機摘下來。
相較之下,從梭羅指出的電報到史脫爾指出的汽車電話,那些以往威脅到獨處的科技,是以新的方法偶爾干擾你獨自思考的時間,但iPod是第一次有能力持續地讓你分心。梭羅那個年代的農民可能必須離開安靜的火爐邊,步行進城,查看傍晚的電報,因此打破了片刻的獨處時間,但電報不可能干擾農民一整天。iPod把我們和大腦思維的關係推向了一個新的疏離境界。
然而,由iPod啟動的這番轉變,在後續發布iPhone後,或者更廣泛地說,在二○一○年代隨時連線上網的智慧型手機普及後,才充分發揮潛力。儘管iPod看似無處不在,還是會有一些時刻戴著耳塞式耳機會顯得太麻煩(例如等著被召喚去開會的情況下)或在社交上有點尷尬(例如在教堂做禮拜時,覺得聽緩慢的聖歌很無聊)。智慧型手機提供了一種新方法:快速瞄一眼──這導致所剩不多的獨處時間蕩然無存。你只要稍稍感到無聊,偷偷地瀏覽app或行動版的網站,就可以立即獲得他人提供的訊息,得到立即的滿足。
現在你可以從生活中徹底排除獨處的機會。以前梭羅和史脫爾擔心大家享有的獨處時光愈來愈少,現在我們需要擔心大家可能完全忘了獨處是什麼狀態。
在智慧型手機的時代,獨處的機會日益消失。然而,這類討論之所以變得複雜,部分原因在於我們很容易低估這種現象的嚴重性。雖然很多人坦承他們使用手機的時間可能太多了,但他們往往沒有意識到這項科技的影響有多巨大。前面介紹的紐約大學教授奧特在著作《欲罷不能》中詳細描述了一個典型的低估實例。他為那本書做研究時,決定衡量自己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情況,所以他下載了一款app,名叫Moment,那可以追蹤你每天看螢幕的頻率和時間。在啟用那個app之前,奧特估計他每天可能查看手機十次左右,使用螢幕的總時數大約一個小時。
一個月後,Moment揭開了真相:奧特平均每天查看手機四十次,看手機螢幕的總時數長達三個小時。奧特對這個結果相當驚訝,他聯繫了Moment的開發者凱文.霍利許(Kevin Holesh)。霍利許表示,奧特並非異數,其實他非常典型:Moment的用戶平均每天看智慧型手機的螢幕三個小時左右,僅12%的用戶使用不到一小時。用戶平均每天查看手機三十九次。
霍利許也提醒奧特,這些數據可能還偏低了,因為會下載Moment的人已經很在乎自己的手機使用習慣了。「還有數以千萬計的智慧型手機用戶沒注意到,或根本不在意自己的手機使用,所以沒想過追蹤。」奧特總結道,「他們相當可能每天看手機的時間超過三個小時。」
上面提到的智慧型手機使用數字,只計算用戶看螢幕的時間。如果把聽音樂、聽有聲書、聽播客的時間也加進去(Moment不測量這些時間),你會更清楚看到我們如今已經很習慣從日常體驗中消除獨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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