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多時間裡在美國接連爆發的系列案件，不得不讓人們重新將種族歧視這個老生常談卻如何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的議題搬上臺面。而在時尚界，牽涉到種族歧視的事件大大小小更是不曾休止。我們要問的或許不應該是怎樣對抗歧視，而是該怎麼做才可以讓歧視無處生存。

去年爆發「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接著又是今年年初針對美國白人濫殺亞裔的「終結仇恨亞洲人」（Stop Asian Hate）的運動，作為典型的移民結構的國家，美國自詡是多元文化的熔爐，卻始終沒能在多種族和平共處的問題上做出任何表率。而種族歧視這種極富劣根性色彩的偏見與仇恨，如果說它根源於人的動物天然屬性，這或多或少讓人聽起來有幾分脫責的意思，畢竟在現有的文明成果面前，拿動物屬性來說事是不負責任的，更是無恥的。

十五世紀大航海時代的開啟，終結了歐亞板塊和美洲板塊的地理隔絕。瑪雅文化消失之前，當時的歐洲各國在全球範圍內的殖民使得西方文化變成一種絕對主流。全人類的命運因著大航海而有了再一次交匯，但不同文化之間的激烈碰撞也帶來了悲劇色彩。沿著這個脈絡去梳理今天的種族歧視問題，得到的結論可能是悲觀的—— 五六百年的時間依舊不足以讓不同種族間的文化得到充分的磨合與相容。

西方時尚也曾想在這一問題上扮演人道主義衛士 —— 即使不是發自內心的，至少也是努力表現得像個樣子。

用膚色來區分人種顯然是粗暴的，但不同膚色背後確實包含著不同的文化信息。盡管文化碰撞融合與種族歧視嚴格意義上不是一回事，但離開了任何一個而單獨談論另一個都不是透徹的。當年Yves Saint Laurent積極地從西歐以外的地區民族服飾當中汲取設計靈感，為的是給以巴黎為界的高級時裝撕開一道口子，而後有了來自中歐的「安特衛普六君子」和來自東亞的日本時尚的匯入，也因此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巴黎時尚才有了百花齊放的姿態。 相較於非洲文化，亞洲文化與歐洲大陸文化的融合並沒有明顯的波折，絲綢之路一早就架起了歐亞板塊內部的橋梁，雖然不密切，但是在地理上是有緩衝與過渡的。而到了近代，西方在設計史當中經歷的重要篇章都有東方元素的參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流行的Flapper女士裙裝所運用的裝飾運動風格（Art Deco）便是啟發自日本的浮世繪。而說到Flapper文化，歐洲上流社會的時髦姑娘們的穿戴住行用的都是Art Deco風格的產品，聽的則是源自美國黑人社區的爵士音樂，不得不說，那是多元文化有機相融的最好的模樣。然而殘酷的真相是，這一切外在的表面之下，藏著的是白人至上的核心。自始至終，時尚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所以到了今天，需要對這個根基進行瓦解的時候，才顯得如此被動與狼狽。

巴黎、米蘭、倫敦、紐約四大時裝周無一不是以白人至上的根基建立起來的，東京時裝周雖然資質也不算淺，上海與首爾時裝周近些年又頗受矚目，但後三者無論怎樣都沒能正式拿下時尚第五城的標簽，這麼一看，時尚界內針對亞洲人的歧視是真實存在的。盡管有色人種在巴黎時裝周上扮演的身份越來越重要，比例越來越大，但如若不能在亞洲本土上將東京、上海和首爾當中的一者或全部扶正，與四大時裝周齊名，那麼意欲瓦解白人至上的根基的努力就永遠只是表面功夫，時尚範圍內歧視亞洲人的問題也就不會因為單體設計師或模特兒的成功而得到根本的解決。相反地，當新聞報導當中運用了大量「第一」和「首位」這樣的字眼去強調某個亞洲面孔或是其他有色人種在行業中的身份時，恰有一種欲蓋彌彰之意。

眼下，全球尚處在疫情控制的關鍵時刻，時裝周這種舊體制的產物在後疫情時代是否還有保留的必要，或者我們肉眼可預測的範圍之內，時裝周的重要性是否還像從前那樣，都還是未知。至少一直以來，一個屬於國人的時裝周是普遍共識，不見得為了瓦解什麼根基，而是為了本土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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