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有感福利國家　如何戰勝「南歐病」？

為什麼台灣除了健保，其他社福都讓人無感？有錢人的稅課不到、國家稅收靠受薪階級扛？托幼、托老仍得靠個人，讓台灣女性勞參率在先進國敬陪末座？面臨世代、階級、性別不公的台灣，該如何解？

五月報稅季剛過，即使今年減稅有感，但許多納稅人不覺得自己從政府得到好處，而是每年被政府搶劫，口袋被榨乾。

這讓長期從事健保研究的政治大學財政系教授連賢明很困惑。各國欣羨的全民健保，從開辦時支出兩千億，現在快七千億，但政府撥給健保的行政費用，現在卻比開辦時還少。「民眾不想付出，覺得公共服務很爛，卻又希望政府不斷地去介入生活，」待過美國的連賢明認為，台灣公共服務的CP值其實很高。

問題是，除了健保外，中產階級對政府在做的事很無感。為什麼？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呂建德不客氣地直指，台灣已患上南歐病。

第一、社福支出偏重老人，且以現金給付為主，不利青年世代與婦女就業。

其次、綜所稅的財富重分配效果不彰，高稅率只課到高階白領工作者，課不到有錢人的海外所得和資本利得。

亂灑現金，無效也無感

歐洲以高福利社會見稱，但北歐和南歐因福利政策差異，結果截然不同。一般認為福利會養懶漢，人民拿了錢就不工作，只有在南歐出現。南歐病的特徵是，福利以現金給付為主，且婦女勞參率偏低。 ▲學者稱台灣已患上南歐病，因為社福給付民眾無感，婦女被綁在家裡托兒托老，婦女勞參率低，後果是中產階級處境更加岌岌可危。

「我們每年福利預算都在增加，但以現金給付為主，且給付大幅傾向老人，」呂建德說。 根據他的統計，我國社福支出中，每年撥給高齡者的比重最大，是給家庭和子女生育、醫療補助等的近十倍（表1）。而且，過去十年來，比重不減反增，從○七年的四八．九%，一七年增至五○．八%。在國家財政開源有限下，逐漸排擠其他社福預算。

來自醫界、曾任台北市社會局長許立民，感受最深。

四年多前，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許立民接手局長，他馬上被一筆快速膨脹的預算吸引注意力。重陽敬老金的預算從二○一二年二．五億，隔年暴增至六．三億。

原因是重陽敬老金的發放不但未排富，且請領年齡從七十歲下調至六十五歲，發放金額也加碼。台北是六都最老的都市，再過兩年，每五人就有一人是老年人口。因此台北市府限縮發放對象，只保留中低收入戶和年滿九十九歲以上長者，預算從七億降至三千七百多萬。「一年領一次一千五百塊，能為老人帶來健康嗎？能讓失能的長者得到照顧嗎？」許立民反問。 重陽敬老金也凸顯地方政府濫發非法定社福預算的問題。

地方政府的社福預算分成依中央「老人福利法」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定，依法須補貼中低收入戶的法定福利預算，以及由各縣市政府評估自身財政，自訂的非法定社福預算。

但四年一次的首長選舉，候選人靠加碼福利爭取選票。光重陽敬老金，全台一年要發出四十億。其他像老人健保費補助、老人假牙補助、老人三節禮金等，五花八門。許立民感嘆，其他縣市局長都說廢除發放是對的，但沒人敢跟進。

解方1：托兒+托老 提供服務，取代現金發放

重建社會信任，必須先化解不同族群間的相對剝奪感。呂建德建議，優先解決托兒和托老，「因為它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關，做下去以後，大家能馬上獲益。」 社福界愈來愈推崇北歐的社會投資模式，社福政策以提供服務取代發放現金，藉此提升婦女勞動力參與率，創造經濟產值，增加福利國家的稅基。

台北市省下的七億，仍原封不動地用在台北市老人身上。上午九點半，木柵興隆路馬明潭公車站旁，一間不起眼的公寓一樓，十多名老人家，正聚精會神地在牌桌上對弈。

九十四歲的張先生，原是當地明興里里民，兒女考量老公寓沒電梯，讓父母搬到忠孝東路的電梯華廈居住，但他每天不辭辛勞地搭一大早的公車回到木柵，找熟悉的牌咖打麻將。

另一桌在玩桌遊「拉密」，熟練的老太太一邊帶孫子，一邊摸牌，一邊像總司令般，指揮輪到誰出牌。明興里里長鄢健民告訴《天下》記者，其中有一位老人家曾因喪偶，獨自一人在家，久而久之被判定為失能。但在鄰居鼓勵下，參與社區課程、共餐。半年來，失能狀況逐步好轉。

四年多來，北市積極擴建類似的共餐據點，已經從一百多處成長至四百處。靠著補貼餐費，讓老年人走出家門，加強社交、促進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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