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總編輯巴倫（Martin Baron）於二月底退休，「從到職《華郵》的那一刻起，我試著創造難以磨滅的貢獻，同時回饋這份對我意義重大且致力守護民主的專業。」

巴倫現年六十六歲，二○一三年被挖角至《華郵》前，已是新聞業傳奇。曾效力《邁阿密先驅報》、《波士頓環球報》，後者在他坐鎮之下完成對天主教神父性侵幼童醜聞的調查報導。撼動世界的報導拿下普立茲新聞獎最高榮譽公共服務獎，並改編成電影《驚爆焦點》（Spotlight）。

電商巨擘亞馬遜收購《華郵》之後，巴倫又見證了傳統媒體最極致的數位轉型。到了職業生涯尾聲，川普當選總統，白宮與媒體關係空前惡劣，巴倫領軍《華郵》持續監督政府的違法瀆職，一七年官網改版，報頭下方題上「民主在黑暗中消亡」，無聲抗議當局對根本事實的踐踏。

退休前，接受《紐約客》（The New Yorker）訪問，巴倫回望職業生涯，也談自己的管理風格、回首那些被國家政府與輿論攻擊的日子。他也特別「匡正」新聞裡的「客觀」絕非兩面並陳、平衡報導。以下為訪談摘要：

若要說職業生涯裡有什麼時刻，讓我真的感受到改變，便是天主教神父性侵幼童醜聞的深度報導。過去只有地區報會報導，但網路與社群媒體讓天主教教會不可能再將這些醜聞打發成地方奇聞而不予理會。

網路與社群媒體讓全美以至全球民眾，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組織集結。然而網路的滲透與普及，也嚴重衝擊新聞業財務。

廣告湧入當時的新創媒體，像是哈芬登郵報（Huff Post）、BuzzFeed，或是轉向社群媒體或Google等搜尋引擎。當收益被吸走，新聞生產所承受的壓力，遠大過想像。

我因為財務焦頭爛額，被迫裁員，新聞的質與量也嚴重受影響。老實說，那時我非常想念網際網路出現前的舊時光。但我接受現實，我們必須在這樣的環境裡設法成功。如同人生，悼念一位朋友或家人的離世，但你終究必須繼續向前，活出最佳狀態。

因此，我下定決心研究怎麼成功，繼續用我們信仰的方式產製新聞──高品質新聞。

網路讓我們接觸到龐大讀者群，但即便到今日，它依然負面影響組織收益。不過，它也增加不同的說故事方式：影音、互動圖表、動畫，現在則有了語音，都帶來強大的敘事方式。

地方報社並沒有犧牲

有人說《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這類全國性媒體的崛起，是用地方報社沒落換來的。我不這麼認為。別忘了不久前，人們還談著《紐時》要破產了，《華郵》要收攤了。他們說，哈芬登郵報和BuzzFeed要蠶食我們了。

我不認為地方報社犧牲了，但我們的處境的確不同，事實上，現在他們的挑戰確實大一些。我認為，地方報社必須找到自己的商業模式，而且我堅信那就是使用者付費。

我們只發行報紙的時候，人們必須花錢買。我們不免費提供，讀者也不期待看免費。

平心而論，我們的收費並不高，因此我相信，能讓地方出版商、地方媒體成功的唯一方式，最終是讓期望高品質新聞的讀者付費。

二○一三年，貝佐斯收購《華郵》時，根本地改變了我們的策略。他當時著重聚焦讀者，而非盯著競爭者，我們應該想怎麼做可以真正吸引讀者？很自然的，每當做到這一點，就看得到一些成效。

我大概每兩到三週與貝佐斯開一次會，他收購《華郵》後，我們的新聞編輯流程沒有任何改變，完全沒有。當他第一次與《華郵》員工見面，他說，「像報導別人那樣地報導我，像寫其他公司那樣地寫亞馬遜。」我沒有聽過他對報導有任何抱怨、任何建議，一句也沒有。 身為一個管理者，我的工作基本上是創造一個讓記者可以盡情發揮的環境。有些人把郵報這類新聞媒體裡的編輯想成專斷的角色，下命令要記者照辦，但這個觀念很過時。

事實上，新聞組織的運作方式仰賴於記者、編輯、設計、攝影的主動性、想法與能量。這是去中心化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創造他們能發揮到極致、維持水準的環境。

我設定大方向、決定優先事項，在我覺得有意義的狀況下介入。我們之所以聘雇有才華的人，就是因為他們有才情要揮灑，而不是來被動地聽我指揮。

有人說我不溫暖、不感性。好吧，我是相當嚴肅的人，但我也很幽默，只是或許不善於在工作環境時時展現幽默。

很多管理者在意被下屬喜歡，我在乎贏得敬重。我不必總是被喜歡，重要的是下屬敬重我的判斷力、我給的方向、想法，以及待人處事。

在社群媒體時代，我們對於記者在個人臉書的發文規範，與《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英國廣播公司（BBC）並無不同。我們對於報紙與網路新聞的發布都斟酌再三，但當記者在個人臉書發文，沒有編輯擔任中間角色。

因此，記者發文時必須謹慎自持，也依然要遵守組織標準。不論身處何地，他們依然代表《華郵》，也因為在《華郵》工作，使得他們獲得眾多人追蹤。所以，我們要求記者在社群媒體發文，應遵守撰寫紙本、網路新聞、出席論壇以及上電視、廣播的標準規範。

這個世界對客觀新聞學有誤解

對於客觀新聞學，我想很多人曲解了其中「客觀」的含意。這個詞源自美國著名的新聞記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是在說身為記者、身為人，我們都因為個人背景、生活經驗和所接觸的人，存在不同的偏見。

進行報導時，應該嘗試放下偏見，盡可能用科學的方式著手報導，且心態開放、誠實、公平，真誠地聆聽受訪者必須說的話，珍視他們的說詞，縝密、嚴謹地報導。

關於客觀，我應該釐清，那不是中立、不是兩面並陳，也不是所謂的平衡，從來不是。而是，只要做了嚴謹的調查，而且對於所做的努力心安理得，就應該告訴人們所發現的事，而不是假裝沒有發現任何確切的事實。如果我們知道報導中的雙方並不平等，就不該強行用對等的方式處理。我們應該堅定無畏地告訴讀者我們所知與所發掘的事。

我們必須承認自身背景侷限了所見所聞，必須開放聆聽所有人的聲音，聽聽他們必須說的，並重視他們的說詞。我想客觀新聞學引發激辯，在於很多人誤解了「客觀性」最原先的定義以及所需要的實踐。

天主教神父性侵醜聞案和近年的「#MeToo」運動都與性犯罪有關。我的經驗告訴我，必須聆聽受委屈的一方說了什麼，他們也許沒有權勢，他們的故事也許被有權勢者壓了下來，他們因為過去的烙印情緒激動。

但再一次強調，我們必須仔細聆聽他們說的話，真正當一回事，因為那些無權勢者，往往有著最有力的說詞。

《華郵》締造了許多讓我驕傲的報導。在飽受抨擊下，持續監督川普政府，讓我引以為榮。面對攻擊，我們立場堅定，當客觀事實遭受攻擊，我們不動搖。我們記者遭受的嚴重批評，不只來自政府，也來自社會大眾。但他們依然善盡本分，向當權者究責。這是核心使命，我們堅持不懈，我甚感光榮。

《華盛頓郵報》之所以聘雇有才華的人，是因為他們有才情要揮灑，而不是來被動地聽我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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