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謙專欄

法國素有花都、浪漫之都、時尚之都的美名，不過要是轉向歷史與政治的那一面，這裡也是歐洲的革命與抗議之都。若往遠處說，在法國大革命時被攻陷的巴士底獄就在巴黎，砍下法王路易十六與瑪麗皇后頭顱的斷頭台，也在這裡；若往近處說，馬克宏政府企圖調高燃油稅，在2018年引爆的黃背心運動，這座花都同樣陷入激烈抗爭，更不要說這幾天佔據新聞版面的暴力抗爭與熊熊烈火。

法國為何再度陷入暴亂，也成了國際媒體的大哉問。


▲2026年10月17日，巴黎共和國廣場，一輛汽車在抗議生活成本上漲、聲援學生訴求的示威中燃燒。（美聯社）
這場席捲法蘭西的風暴，起初看似微不足道。9月17日，位於巴黎東南郊區克雷泰伊（Créteil）的聖修伯里高中（Lycée Saint-Exupéry）發起抗爭，因為那裡的學生與教師再也無法忍受校內殘破的環境。他們抱怨學校沒有校護、沒有副校長，廁所堵塞、教室漏水，盛夏氣溫超過華氏100度（攝氏38度），教室卻沒有冷氣，學生們就用垃圾桶堵住校門抗議。誰也沒料到，這處位於勞工階級郊區的微小火星，在社群網路的推波助瀾下迅速燎原，短短兩週之內，就演變成跨越40座城市、數百所高中與數十所大學的抗爭，家長、教師以及法國總工會（CGT）也都捲入其中。

到了10月中旬，這場抗議的訴求已從原本的校園問題，擴及整個社會對生活成本與公共服務的不滿。10月17日，更有超過50萬人在全國各地走上街頭（內政部估計55萬人，主辦單位稱80萬人），連多年前的黃背心成員也重出江湖。原本的和平抗爭也迅速被暴力侵蝕，連市政府與省政府大樓都成為攻擊目標，Limoges古老市政廳的鐘樓與屋頂在大火後倒塌，成為這波行動的標誌性畫面，各地商業街區也遭到洗劫，防暴警察與示威者也在距離愛麗榭宮不到300公尺處爆發激烈衝突。法國內政部統計，上個週末超過兩千人被捕、近千名維安人員受傷、至少三千個商家遭到洗劫。

10月17日的暴力由誰造成，各方說法不一。《經濟學人》認為，部分搶劫與破壞可能是趁機行事，不少人全身遮蔽、戴著滑雪護目鏡與口罩，顯然是來鬧事，甚至看來有組織撐腰。政府指控「不屈法國」（LFI）利用抗議，總理勒科努（Sébastien Lecornu）說極左派把暴力當成總統大選的「熱身賽」；LFI領袖梅蘭雄（Jean-Luc Mélenchon）撇清責任，歸咎警方。《世界報》社論則強調，絕大多數示威者是和平的，馬克宏本人也說不應把他們與破壞者、搶劫者混為一談。

《時代》（Time）雜誌報導，截至10月16日，各地累計逾千名抗議者被捕，而且多數都是未成年人，事後獲釋、未被起訴；10月5日北部朗斯（Lens）一名參與抗爭的15歲男孩被警方手榴彈炸斷手掌，成為一大憾事。

▲2026年10月1日，法國巴黎伏爾泰高中學生封鎖校門，要求增加教育資源。（美聯社）

▲2026年10月17日，巴黎，一名抗議者在抗議生活成本上漲、聲援學生訴求的示威中與警方衝突。（美聯社）
殘破校舍撕裂菁英神話

從這場動亂的最源頭來看，這顯然是針對教育體系崩潰的觸底反彈。法國媒體指出，過去一年由於師資嚴重短缺，法國中學生的教學時數嚴重不足，政府卻進一步削減了4000個教職缺額，而法國擁有全歐洲最龐大的班級規模，高達七成的高中班級人數超過30人。《費加洛報》（Le Figaro）專欄作者、預科文學教師Madeleine Bazinde Jessey批評，2018年的高中改革引入仿大學模組的選修制，使得課表零碎、空堂拉長，學校甚至沒有足夠座位容納學生；廣受惡評的大學分發系統（Parcoursup，2018年推出），也成為年輕人對畢業後出路感到焦慮的來源之一。

然而，高中生所憤怒的遠不止於破舊的課桌椅或失修的百葉窗。耶魯大學法學院的貝克林（Nicholas Bequelin）在《時代》雜誌指出，最具傷害性的不平等，來自法國「菁英功績神話」（meritocratic myth）的力量。法國社會長期建立在一項承諾之上：個人的社會地位與前途，取決於其學業成就與個人才能，而頂端的國家菁英學校（grandes écoles）則是通往政商權力核心的坦途。

哈佛大學著名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Joseph Sandel）曾在《成功的反思》（The Tyranny of Merit :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批判功績主義時指出，這種機制讓成功者誤以為一切成就都出於自身能力，也讓失敗者將自己的境遇被視為咎由自取，加深羞辱、怨恨與社會撕裂。貝克林表示，這個神話具有腐蝕性，並不是因為學業成就得不到回報，而是因為它仍是通往好工作、地位與權力的相當可靠的途徑。

在這樣的體制中，來自預算不足公立學校的學生，相對於就讀資源較豐厚學校、父母教育程度較高而熟悉升學門路的同儕，處於極大劣勢。就連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與其執政團隊，本身就是這套封閉菁英體制的產物⸺馬克宏出身私立天主教高中，隨後進入頂尖的亨利四世高中（Lycée Henri-IV）預備班，其夫人長期任教於頂級私立名校；甚至現任教育部長蓋夫雷（Édouard Geffray）也坦承，自己的五個孩子中至少有一部分就讀私立學校。

巴黎市中心的名校與外圍郊區，宛如兩個世界。貝克林也引述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的論點：財富會跨世代延續，擴大資本擁有者與其他人之間的差距。這種對比，也讓名校學生感受到自身的位置。貝克林寫道，亨利四世高中的學生在運動進入第三週時加入，並小心地強調是「聲援」較弱勢的學校；《紐約客》則指出，10月8日巴黎最高檔的私校之一École Alsacienne首度遭到封鎖，亨利四世高中的學生高喊「我們享有特權！我們想要分享！」


▲2026年10月17日，巴黎，抗議者在抗議生活成本上漲、聲援學生訴求的示威中從一間遭洗劫的商店走出。（美聯社）

▲2026年10月8日，法國巴黎，學生在海倫·布歇高中前與警察對峙，抗議學校資源不足。（美聯社）

▲2026年10月17日，巴黎，抗議者在抗議生活成本上漲、聲援學生訴求的集會中，一名警察踢開催淚瓦斯罐。（美聯社）

▲2026年10月18日，巴黎，法國總統馬克宏在全國性暴動隔天，於愛麗舍宮出席跨部會危機會議。（美聯社）
戰後社會契約的全面瓦解

更深層的問題，則是在於法國引以為傲的戰後福利體制，恐怕已經走到了死胡同。《外交政策》專欄作家Howard W.French回顧了1980年代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總統的歷史教訓：1981年密特朗上台時，曾雄心勃勃地推動縮短工時、調高工資、降低退休年齡與國有化，企圖在資本主義世界打造一個慷慨的社會主義綠洲；但僅僅一年後，面對金融市場的威脅、富人可能為逃稅而移居國外，以及法郎承受的壓力，密特朗不得不做出痛苦的政策大轉彎（tournant de la rigueur），被迫回到撙節與控制通膨的現實中。

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法國面臨的困境比密特朗時代更加嚴峻。《時代》雜誌也認為，這座戰後建立在強大監管、龐大福利體系以及技術官僚之上的法蘭西大廈，已經走到盡頭。維持這套模式所需的條件已經改變：美國的成長趨緩，西方生育率下降對社福體系帶來沉重壓力，國際競爭也日益激烈。

雪上加霜的是，法國目前背負著高達GDP 119.3%的巨額公共債務，成為歐盟赤字與債務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借貸成本飆升，甚至引發市場將其與2010年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相提並論的隱憂。在加入歐元區之後，法國失去了自主貨幣貶值的工具；面對俄烏戰爭帶來的地緣威脅，歐洲迫切需要增加國防支出，同時還必須因應氣候變遷與人工智慧浪潮的巨額投資。然而國庫空虛，政府幾乎沒有騰挪的空間。

勒科努領導的政府在國會缺乏穩定多數，面對學生訴求，一方面承諾傾聽，另一方面也承認國家沒有多少錢可以支應。在財政困局之下，《時代》形容，法國年輕人的感受是掌權者不願傾聽，國家也沒有給他們多少希望。


▲2024年12月4日，法國極右翼領袖勒潘（MarineLePen）在不信任投票前於國民議會發表演說。（美聯社）
威權中央與瓦解的中介機制

積弊已久的法國政治與社會，又為何再度演變成街頭暴動呢？愛丁堡大學當代歷史教授查巴爾（Emile Chabal）在《外交政策》撰文指出，原因之一在於法國政治文化：中央集權而專斷的國家，與相對薄弱的中介機構。

查巴爾指出，1958年戴高樂建立的第五共和，明確抬高總統權威，並賦予國會從屬的角色；戰後重建等大計畫，也由中央政府擬訂，缺乏真正的民意諮詢。在社會層面，法國並非一個政黨根基深厚或工會組織強大的國家；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法國的工會組織率長年偏低（儘管總工會〔CGT〕在這波運動中仍具動員力）。查巴爾認為，街頭是法國人在投票之外少數能讓自己被聽見的方式之一，而且抗議有時真的奏效，政府也對街頭的評判心存畏懼。

《世界報》社論指出，馬克宏政府自2017年以來一再繞過工會，使工會進一步弱化，也讓政府失去能夠疏導民怨的中介者。從2018年黃背心運動後收集了22.5萬條意見卻毫無下文的「全國大辯論」，到2023年當時的總理動用憲法特殊條款（第49.3條），未經國會表決強行通過年金改革，《世界報》認為，這種無法回應反對聲音的作法，加深了人們對馬克宏的不信任。

查巴爾寫道，法國政府總是因襲19世紀對非理性暴民的看法，從1871年鎮壓巴黎公社到今日的警察暴力，應對方式往往是先開槍、後發問。他認為這種做法只會讓抗爭者更加堅定；有些人走向暴力，與小型罪犯一同破壞公私財物。


▲2024年7月7日，極左翼政黨「不屈法國」創始人梅蘭雄（Jean-Luc Melenchon）在第二輪國會選舉後發表演說。（美聯社）
兩極撕裂下的2027大選

這場橫跨校園與街頭的烈火，恰好燒在法國政治版圖最危險的時刻。距離2027年4月的總統大選僅剩半年，馬克宏2017年憑藉《革命》（Révolution）一書，提出不分左右的訴求參選，承諾團結分裂的國家，讓法國選民「不再有理由投票給極端主義」；近十年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卻指出，代表極右翼勢力的勒潘看來比任何時候都更可能成為法國下一任總統。

法國《世界報》分析，近十年的政治重組中，社會黨與共和黨都沒能重新掌握各自陣營的領導權，馬克宏也沒有或無意建立強大的中間派政治力量，國民聯盟（RN）與LFI這類以激進立場為核心的政黨，因而主導了公共辯論。馬克宏陣營內部，兩位前總理菲力普（Édouard Philippe）與艾塔爾（Gabriel Attal）各自角逐大位；《時代》指出，菲力普與梅蘭雄只能爭奪第二，艾塔爾則落在兩人之後。

至於勒潘（Marine Le Pen）多年來的努力，讓極右翼的聲音被更多選民接受，她同時主打移民、治安議題，批判與民眾脫節的政治階層，長期名列民調的領跑者。《經濟學人》與《世界報》都指出，近日的抗爭迅速惡化之後，勒潘立即進入競選模式，RN也想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秩序黨」；光譜另一端的梅蘭雄主張把權力與資源大幅向勞工階級重新分配，採取衝突導向的政治路線，將對抗與動員置於核心，《紐約客》認為他也因為學運收穫更多支持。

《經濟學人》引述最新民調顯示，勒潘的支持度約32%，梅蘭雄與菲力普約在15%至16%之間。無論2027年由誰勝出，《時代》認為這場選舉未必能解決多少問題。極右翼總統可能在缺乏穩定國會多數、也缺乏民意與文官體系廣泛支持的情況下治理；《經濟學人》則認為，勒潘若當選，可能引發新一波左派抗爭。但是若由中間或左派的妥協候選人勝出，也可能面對同樣破碎的國會，畢竟馬克宏最近兩年已更換五位總理。


▲2026年10月17日，法國里昂，一名抗議者在抗議生活成本上漲、聲援學生訴求的示威中，舉著一塊寫有「只要我們的憤怒還坐著，他們的權力就站得住」的牌子。（美聯社）
法蘭西的未竟之役

巴士底獄的陰影從未遠離巴黎。兩百多年前的法國大革命，核心在於廢除貴族與教士的特權；《時代》指出，兩百多年後的今天，特權依舊深植於法國社會，分散在幾乎像種姓般的社會與職業群體之中⸺從記者、律師、知識分子，到公務員與工會成員，各自擁有自己的優勢、保障、退休安排，以及對國家資源的主張。幾乎人人都同意改革刻不容緩，但前提是由別人買單，自己所屬團體的優勢不受影響。

《時代》寫道，馬克宏是熟練的外交人物，倡議歐洲戰略自主，並在烏克蘭、加薩、氣候等議題上採取明確立場；法國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讓它的外交份量遠超經濟規模，法國外交官自嘲這是「拿著經濟艙機票坐頭等艙」。但法國缺少的或許不是政策上的革命，而是政治文化上的革新：一種讓人們因為覺得負擔被公平分擔，而願意接受法國國力縮減所做出犧牲的新社會契約。

在財政空間縮小、社會不平等引發強烈不滿之際，在克雷泰伊發起封鎖、在巴黎共和國廣場遊行的高中生，意外成了這場大規模政治抗爭的起點。不過如同許多評論者所指出的，10月17日的縱火與搶劫，當然不能直接算在這場以學生為主體的運動上。這場法蘭西最新動盪的根源，是這個共和國的政治文化已難以回應年輕世代的聲音。

… 本文摘錄自 新新聞 2026/10月 第206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