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庭瑤

常言道，人生如戲。而人生的現實，往往比劇本所寫還來得更加曲折離奇。蔡康永主持《康熙來了》12年，觀眾叫了他12年「康熙」；吳奇隆演《步步驚心》裡的四阿哥，從此被叫「四爺」。按清宮輩分，四爺就是康熙的兒子雍正。而今這對「父子」來到10月，各自進入了海峽兩邊的修羅場。


滿城春色宮牆柳：「大是大非」沒有模糊空間

中共十一國慶的北京，吳奇隆站上天安門廣場，高舉五星紅旗，高調感嘆「屬於中國人的浪漫」，甚至在面對「為了賺錢才表態」的質疑時，豪氣干雲地回嗆「不賺錢也是這個立場」。而這份激昂的國族告白，換來的則是台灣球迷的集體炸鍋，取消其原訂的開球活動。

鏡頭轉向台北，蔡康永現身沈伯洋的競選總部成立大會。即便他雲淡風輕地說「只是來見識一下」，但他前腳才剛踏進造勢會現場，大陸車廠零跑汽車的後脚立刻火速切割，高調官宣指出蔡康永「只是品牌摯友（一般性的捧場藝人），並非代言人」。連中國網路名人羅永浩因為沒有刪除先前與蔡康永的訪談，都遭到網友攻擊；解放軍背景的微博「鈞正平」與小粉紅旋即開轟，直指「大是大非沒有模糊空間」。

隨著話題延燒，蔡康永鮮少被提及的家世背景再度被翻了出來，他出身上海望族家庭，他的律師父親蔡天鐸更與「東方鐵達尼號」的太平輪沉船事件有著深刻淵源，一場船難更改變了整個家族的命運。

昔日憑藉情商與演技橫跨兩岸的影視巨星，如今卻在一夜之間被推進了思想審查的試管中。當「個人選擇」被迫扣上「國家大義」，他們不再只是表演者，而是兩岸政治氣候急劇惡化下，被放置在極端環境中檢驗的兩根「試紙」。

東風惡，歡情薄：「左右逢源」落得「左右為難」

曾幾何時，台灣藝人西進大陸尋求市場，靠的是一種默契式的「戰略模糊」：在對岸講「中華文化同源」，回台灣講「本土情感創作」。只要不戳破那層薄如蟬翼的政治紙糊，游走於灰色地帶，雙方皆大歡喜。然而，在新冷戰與極化政治的夾擊下，這種模糊空間已被徹底壓縮至零。

不論是小粉紅要求的「戰略清晰」，還是青鳥緊盯的「價值表態」，都容不下半點騎牆的成分。吳奇隆試圖展現政治純度，下場是被台灣市場一腳踢開；蔡康永試圖保持社交好奇，下場是被大陸輿論一槍斃命。兩岸的民族主義審查機制如出一轍：任何試圖「左右逢源」的人，最終只會落得「左右為難」。

《水滸傳》中，林沖上梁山前必須先交出「投名狀」，以示與舊世界徹底決裂。而今兩岸的輿論生態，彷彿也演變成一場浩大的「投名狀運動」。

對大陸民族主義的愛國網友而言，台灣藝人若想賺人民幣，光是默默做事已然不夠，必須如吳奇隆般高調亮牌、立字為據；而對台灣部分高舉民主自由大旗的人來說，凡是不符合本土主體意識的言語，皆可被視為「背叛同胞」的罪證。

一懷愁緒，幾年離索：流行文化慘遭政治異化

不只是吳奇隆，從台灣偶像變成中國事業型藝人；劉畊宏在上海不是拍戲，而是直接變成中國網路經濟的一部分；蘇有朋從台灣偶像變成中國綜藝與影視熟面孔；歐陽娜娜把「中國市場原生代」當成職涯起點；黃舒駿去了上海變成文化投資人，看見「無窮無盡的機會」。

當陳妍希登上央視國慶晚會節目，她站在長城之上、帶著京腔高唱〈我的祖國〉，向鏡頭說：「祝祖國山河錦繡。」政治符號幾乎湊成滿漢全席。台灣網上旋即酸言四起，有人叫她乾脆「放棄國籍、退出健保」，有人嘲諷歌聲修到「唱哭長城」。

放眼國際，文化交流本應是跨越政治藩籬。唐朝時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呂在長安為官，與李白、王維切磋詩藝，並未因國籍而被要求每日宣誓效忠；17世紀歐洲的伏爾泰與狄德羅，亦能在不同王室間穿梭，以思想啟蒙世人。然而到了21世紀的今天，流行文化卻被異化為政治站隊的角力場，任何非黑即白的極端思維，都在把本可包容的文化空間擠壓成狹隘的戰場。

這場圍繞著吳奇隆與蔡康永的風暴，一個舉旗、一個旁聽，被放大成「愛國」與「台獨」的二選一，「試紙」驗出的當然兩位藝人的酸鹼值，而是兩岸社會越來越低的容忍度，折射出兩岸社會深層的集體焦慮與心理脆弱。

對岸的小粉紅們，雖然坐擁龐大的市場與強盛的國力，卻對一句「未表態」或一次「快閃現身」高度敏感，動輒以「台獨」、「乳化」的標籤伺候；這背後反映的，是一種缺乏包容度的民族尊嚴焦慮，以為凡不公開頌揚者皆為敵手。


錯、錯、錯：「想像共同體」只容得「排他」？

反觀台灣，高宣民主自由與多元價值，卻在一場棒球場開球禮上，因藝人於對岸的政治表態而發起全民抵制、逼使球團退單。倘若民主的自信來自於聆聽與包容不同的聲音，那麼因為藝人的政治立場就群起撻伐、視其為異己，是否突顯了自身民主防線下的不安與脆弱？

當一方把「不服從」當作罪過，另一方把「不同心」視為威脅，兩岸各自的價值信仰便都在極端情緒中失去了原本應有的從容與優雅，陷入了各自的「玻璃心」狀態。吳奇隆與蔡康永的遭遇，只是一個開始。《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曾稱：「這是時代的十字路口，也是台灣藝人的十字路口。」但站在十字路口上的，豈只是藝人？更是所有身處兩岸文化交界處的人民！

可悲的是，當政治的光譜只剩下紅與綠，文化創作者是該屈從於政治審查、成為宣傳工具，還是該堅守藝術與思想的獨立性？當演藝圈的「入場券」必須拿個人認同與靈魂來交換，未來的文化市場還能留下多少真誠作品？

…本文摘錄自 新新聞 2026/10月 第20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