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困境》低薪、長工時、存不到錢

33歲青年對職場灰心跑外送跑到選立委

離開學校進入社會的十年，原是奠定職涯基礎的黃金歲月，陳昱安工作卻始終不順，他做過餐廳內外場、業務員、扛過工地鋼筋，沒想到騎上外送機車，讓他月收翻倍。如今他是外送產業工會理事長，還要從政。

文—歐陽辰柔　攝影—黃明堂

▲小檔案　陳昱安

出生／1990年
現職／ 全國外送產業工會理事長、電商職員
學歷／勤益科技大學肄業
經歷／ 餐飲內外場及主管、建築工人、工業區派遣、房仲、英文課程業務、外送員

問到過去究竟換過多少間餐廳上班時，全國外送產業工會理事長陳昱安露出苦笑，「不記得了。」

長年在工作上的挫折，堆積成一股無處消散的怨懟，鎖在他緊繃的眉頭和嘴角之中。

今年不過三十三歲，工作經驗卻豐富到讓人吃驚：餐廳內外場、英文課程業務、建築工人、工業區派遣︙︙，然而背後都有著極相似的特徵——低薪。

他並非特例。台灣青年貧窮的問題一直存在，若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的數據來看，二○二二年未滿三十歲的受雇員工，將近九成領不到平均薪資。多數畢業生投入的服務業和零售業普遍待遇差，通膨更加劇生活壓力。

更糟的是，「當年輕人要求更好的勞動條件時，社會是指責他們的，」台灣勞工陣線協會秘書長孫友聯嘆氣，草莓族一詞大家都不陌生，雖然現在也有反過來對「慣老闆」的批評，但整體而言，青年就業的狀況始終嚴峻。

陳昱安出身台北，父母離異後，他跟著當護士的母親生活，但成績不如考上北一女的妹妹出色，母子常起衝突。大一時他放棄念不感興趣的機械加工，休學並離家自力更生。

怎麼轉職，都是血汗

一開始進餐飲業，以為能出頭天，卻是長達十年的血汗惡夢。

新人必須在兩頭班之間，也就是下午休息的三小時裡，煮晚飯給資深員工吃；每日工時逼近十二小時，月薪不過三萬出頭，沒有年終，扣除台北的房租和生活費，幾乎無法存錢。而且中菜館極重輩分，盤子沒擺好，兇悍一點的師傅會直接把炒好的整坨菜倒在桌面，要底下的人自己想辦法。

更難忍的是不公平。「我無法接受能力比我差的人當主管，」從抹布多久該換，到人力如何調度，老闆未必比第一線出身的他更清楚，但力爭到底的下場是被視作眼中釘。加上餐廳的派系鬥爭並不罕見，他一間餐廳換過一間，滿腹熱情逐漸被消磨殆盡，「突然有空降部隊，位置都卡死了。慢慢體驗到，並不是上班認真做事，就會升遷。」

無奈轉行，先當房仲，又改作英文教材業務，但困境依舊。除了底薪極低，公司嚴格規定一早打卡，下班卻採責任制。曾為了配合客戶時間，月休僅兩天，經常三更半夜才回家。想請假時主管冷回，「業績好的都沒請了，你請什麼？」

心一橫，再換。從臉書看見工地徵人，風塵僕僕騎四十分鐘機車到桃園上工，結果被混亂的環境嚇壞：抽菸、賭博、偷喝酒，以及高樓層沒廁所，工人們四處解尿，「水泥裡面可能都是小便，」二、三十公斤的鋼筋扛不起來，師傅就飆三字經；扛起來了，豔陽一曬，肩膀被鋼筋燙傷。暴雨時通勤全身濕到鞋子狂滴水，「真的會想死。」

跑外送，月收近六萬

一九年，他從月薪不足三萬的工業區派遣，轉去當外送員，月收入近六萬，是多年以來，薪水最好的一份工作。

講起陳昱安不斷轉職的歷程，女友李小姐忍不住笑虧，「他就是難搞啦！」朋友徐國倉說，「他機車難相處，但都是說實話，所以容易得罪人。」

他們能夠同理，因為李小姐過去在服務業也遇過不合理的加班要求，徐國倉則對過往就職的加油站同工不同酬、缺乏加薪管道感到生氣。年齡相近的三人，背負的故事不同，被逼往外送行列的軌跡卻很類似。

孫友聯指出，現在很多業者喊缺工，其實是貪婪的缺工，因為只想要便宜的勞動力，不提供有尊嚴的工作。年輕人便傾向投入零工經濟，渴望短時間內拚第一桶金，卻負擔高風險和成本，例如外送員發生事故的機率很高，長期下來，並不利於台灣整體就業環境。

曾渴望自己開店的陳昱安，因為難以存錢，放棄了夢想，但在從事外送後，找到了新目標：替外送員爭取應有權益。

過往的「高薪」榮景轉瞬即逝，平台不斷砍價，甚至不經查證就停權的種種做法，令反骨的他無法忍受。

替同行發聲，找回自我肯定

二一年十月，他帶頭成立全國外送產業工會，並出任理事長。兩年下來，爭取到包括疫情期間外送員優先施打疫苗，收入從「其他所得」改為「薪資所得」以節稅等福利。今年十月，更成為時代力量不分區立委候選人，希望推動外送員專法。

「他不服輸，而且想事情周全、顧大局，這種人一百個中找不到一個，」外號「勞大」的高雄市外送產業工會籌備會委員楊先生稱讚道。

台灣普遍勞權意識低落，團結不易，但陳昱安保持樂觀。更重要的是，挺身而出，讓他第一次有做大事的感覺，希望好幾年疏遠沒連繫的家人能看見，「確定參選後，很想讓他們知道，就算不愛讀書，也可以走到今天這個不太有人能做到的程度，」語氣從憤怒轉為哀傷，強硬的外表下，隱藏的其實是渴望受肯定的心。（李若雯共同採訪）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