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認知科學入門課講授框架研究時，第一件事就是讓學生做個練習。這個練習是：別想那隻大象！做什麼都行，反正不要想到大象。我發現從來沒有學生做得到。每個詞，比如大象，都會喚起一個框架，可能是圖像或其他各種知識：大象的體型大、耳朵大、長牙、長鼻，棲息在叢林裡，讓人聯想到馬戲團⋯⋯。這個詞是由框架相關的事物所定義的。當我們否定這個框架，也就喚起這個框架。

然而，尼克森總統吃盡苦頭才明白這一點。水門案醜聞爆發期間，尼克森在面臨辭職壓力之際向全美發表電視演說。他當著人民面前，說出：「我不是騙子。」然後，所有人都認為他是騙子。

這件事讓我們知道框架的一個基本原則：與對方爭辯時，不要使用對方的話。對方的話已經選中一個框架，但那個不會是你想要的框架。

我再舉個例子。小布希入主白宮那天，「減稅」（tax relief）一詞從白宮傳出來。從那以後，幾乎每天都會重複這個詞，媒體以此描述小布希的政策，並漸漸成為公共論述的一部分；到後來連自由主義派也開始採用。

先思考一下「減輕」（relief）的框架。想減輕負擔，勢必先有痛苦存在，有承受痛苦的一方，以及因消除痛苦而成為英雄的救助者。如果有人試圖阻撓英雄，這些人就是試圖阻撓救濟的反派角色。

當稅收（tax）加上減輕（relief），結果得到一個隱喻：稅收是一種痛苦。減免稅收的人是英雄，任何試圖阻撓他的人都是壞蛋。這就是框架，由幾個概念組成，像是痛苦（affliction）和英雄（hero）。當喚起這個框架的言論從白宮傳出，然後流入新聞稿，散播到每家廣播、電視台、報紙。很快的，《紐約時報》開始採用「減稅」一詞，這種說法不只出現在福斯新聞（編按：福斯是美國的有線電視新聞頻道，當中不少的政治評論員被認為偏向保守派，並與共和黨政治人物關係良好），連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國家廣播公司（NBC）等各家廣播電視台都看得到，因為這是「總統的減稅計畫」。就連在野黨也開始講「減稅」一詞──簡直是拿石頭砸腳，自找麻煩。

這點值得特別注意。我們見到在野黨端出「為中產階級減稅」的牛肉時，等同也採用保守派將稅收視為痛苦的觀點。

他們接受了保守派的框架。保守派其實是設下陷阱──這些詞會把你帶入保守派的世界觀。

這就是框架化的效果。建立框架的不只是這些話語，主要是其中的思想理念──話語則是乘載這些思想，喚醒這些理念。

在二〇〇五年一月小布希發表的國情咨文中，還有另一個保守派建立框架的例子，值得我們關注。這次在國情咨文裡，我們可以找到值得注意的隱喻。小布希說：「我們保衛美國不需要同意書。」提到同意書是怎麼回事？他大可直接說：「我們不必徵求同意。」但提到同意書就完全不一樣了。想想看你上一次需要簽同意書的時候，想想看誰會需要同意書，想想看是誰徵求誰的同意，想看看兩者之間的關係。

若想理解當代政治論述，這些都是需要提出的疑問。在思考這些問題的同時，我想再問其他問題。

我的政治研究方式就是從問自己這樣的問題開始。時序回到一九九四年秋天，我當時在觀看選舉演說，聽到共和黨的「美利堅契約」（Contract with America）。我問自己：共和黨看待同一議題的不同立場之間有什麼關係？如果你是共和黨員，你對墮胎的立場和對稅收的立場有何關係？這些立場又與你對環境或對外交政策的立場有何關係？這些立場是怎麼結合起來的？反對槍枝管制和支持侵權改革（編按：指《侵權法》的立法修正［Tort Reform］，侵權行為改革運動減少侵權案件的數量，並減少賠償金額）有何關係？這些結合有什麼意義？我想不通。我對自己說：「這些人真奇怪。他們的立場組合根本不合理。」但突然間，我浮現一個想法：我在每個議題上也有立場完全相反的時候，那麼我的個人立場之間又有什麼關係呢？我自己也搞不懂。

對於從事認知科學和語言學研究的人來說，這是非常尷尬的事。

最後答案出現了，而且是從非常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我是在家庭價值觀研究中找到的。我問自己，為什麼保守派那麼常談論家庭價值？為什麼某些價值被視為「家庭價值」，某些卻不是？當世界未來正遭受核子擴散和全球暖化的威脅，為什麼還有人在總統大選、國會競選等活動上不斷談論家庭價值？

此時，我想起學生幾年前寫的一篇論文，內容指出我們都習慣把國家比喻成家庭。我們有國父、革命女兒，或是「送我們的兒子」上戰場──這些是很自然的隱喻，因為我們通常從家庭或社群這種小型群體的角度，來理解大型的社會團體，比如國家。

有鑒於這個將國家與家庭連結起來的隱喻存在，我問了下一個問題：如果人民對國家有兩種不同的理解模式，是不是源於對家庭兩種不同的理解？

我反過來思考，站在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不同立場上，可以說：「讓我們從相反方向來理解這個隱喻，看看結果如何。」我提出兩種不同的國家觀，從兩種不同的家庭模式推導出來的國家觀：嚴父家庭（strict father family）和慈親撫育家庭（nurturant parent family）。你知道哪個模式屬於哪一派。

我首次嘗試這樣思考時（待會兒再跟你說細節），正好受邀到語言學會議上演講。於是，我決定來談談這項發現。聽眾中有兩位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成員，他們是語言學家，也是我的好友。他們是非常傑出的語言學家，而且是非常、非常善良、相當親切的人。我很喜歡他們。後來在聚會時，他們把我拉到一旁，說：「嗯，這個嚴父家庭模式，很接近，但不太正確。我們會讓你徹底了解，但你應該知道這些。你讀過杜布森（Dobson）的書嗎？」

我問：「誰？」

他們回答：「詹姆斯．杜布森。」

我：「哪位？」

他們：「你在說笑吧！他的節目在三千家廣播電台播出過耶！」

我：「那我想他的節目沒有在全國公共電台（NPR）播出，因為我沒聽說過他。」

他們：「這樣啊，大概是因為你住柏克萊（編按：柏克萊位於加州，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選民投票傾向較支持民主黨）。」

「不然我該住哪⋯⋯，他是作家嗎？」

「算是。」他們說：「喔，對。他的書已經賣出幾百萬本。經典作是《勇於管教》（Dare to Discipline）。」

我的朋友們說得沒錯。我根據他們的指引來到我家附近的基督教書店，發現一切就擺在眼前：關於嚴父模式的所有詳情。在當時，杜布森是保守派政界一位有影響力的人物，每年有一、兩億美元的生意，全美各地報紙都有他的專欄，且讀者眾多，他還有自己的郵遞區號，因為很多人來信訂購他的書籍和文選。他傳授民眾如何使用嚴父模式來教養孩子，也明白嚴父家庭、右派政治、福音教派、自由放任經濟與新保守外交政策之間的關聯。

嚴父模式從一組假設出發：世界很危險，將來也不會有所改變，因為世界存在邪惡；這個世界難以生存，因為競爭激烈；凡事總要分出輸贏；事情有絕對的是非標準。人性本惡，從這個意義來說，孩子們只想做感覺好的事，而非正確的事；因此，需要好好管教他們。在這樣的世界觀裡，需要一位強硬、嚴格的父親，他能夠：

●　在危險的世界中保護家人。

●　在困難的世界中扶養家人。

●　教導他的孩子明辨是非對錯。

嚴父對孩子的要求是服從，因為嚴父就是道德權威，明白是非對錯。該模式進一步假設，孩子做錯事時，要教他們服從──即明辨是非對錯──的唯一方法是懲罰，給予痛苦的懲罰。

懲罰包括家法伺候，有些傳統育兒作家推薦使用木條、皮帶和長木板，讓孩子光著屁股挨打。有些作家甚至認為應該從出生就開始體罰，但杜布森在這點比較開明：我們沒理由打未滿十五個月或十八個月大的嬰兒（請見：杜布森，《勇於管教》，第六十五頁）。

體罰的基本原理是這樣的：孩子們做錯事，如果他們受到體罰的話，就不會再犯。意思是，他們會培養內在紀律，使自己不再犯錯，將來會服從，並且按照道德行事。沒有這樣的懲罰，世界將走向地獄。沒有道德倫理可言。

這樣的內在紀律帶來一個次要效果，是在困難重重、競爭激烈的世界中獲得成功所需要的。也就是說，如果人們遵守紀律，在這片充滿際遇的土地上追求自身利益，就會繁榮富足並自力更生。於是，嚴父模式將道德與繁榮連結起來。讓你成為有道德之人所需的紀律，也是讓你實現成功的紀律。中間的連結是個人責任與追求自利。只要有際遇、個人責任與紀律，追求自身利益應該能使你成功…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