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只是單純的戰鬥或逃跑反應

我們處在一個比過去更容易產生意見分歧的社會，但我們並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二○一○年，《時代》雜誌形容臉書的使命是「馴服狂呼亂喊的暴民，將這個偶然發生孤獨和反社會危險的世界，變成一個友好的世界」。

在人們大量使用網際網路的前十年裡，有一個流行的理論：如果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越良好，人就會變得更加友善和通情達理，進而讓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更和睦。在進入這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如果我們還有這種想法，似乎就太天真了！人們就像狂呼亂喊的暴民，可以說是日夜都在發生衝突。網際網路雖然建立起人與人之間良好的關係，但它卻不是每次都能理解或支持他人的觀點，在最糟的情況下，它可以像是一台產生無共識和意見不合的機器。

矽谷企業家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曾指出網際網路是一種透過設計產生意見分歧的媒介。其實，社交媒體平台本身就有互動性，只是人們天生就愛爭論，如同格雷厄姆所說，「不同意往往比同意更能激起人心」；讀者在不同意某篇文章或資訊時，更有可能對其進行評論，而且在不同意的情況下，他們會有更多的意見（就只有那麼些情況，你會說「我同意」）。此外，當他們不同意時，會變得更活躍，同時也就開始憤怒。

二○一○年，一個資料科學家團隊研究了英國BBC論壇上的使用者行為，從一萬八千名使用者發布的近兩百五十萬個貼文中，衡量使用者對於情感的表達。他們發現，比較長的討論貼文，通常都是負面評論，且總體而言，最活躍的使用者通常都在表達負面情緒。

在我們身處的世界中，意見分歧總是無所不在，人們更頻繁地冒犯他人或被冒犯、表達越來越多自己的意見、更不願傾聽他人的想法，加上我們使用社交媒體與他人溝通，更是加速其發展。雖然我們很想將問題歸咎於臉書和推特，但如果這樣做，就忽略了這幾十年甚至是幾世紀以來，人類行為形成中，有更廣泛且更深刻轉變的意義。此外，目前的社交平台都沒什麼單向溝通的管道，使得每個人都可以開始與他人頂嘴。因此，如果我們變得越來越令人討厭，可以說是因為現代生活要求我們說出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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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類學家愛德華．哈爾（Edward T. Hall）將溝通文化分為「高情境文化」與「低情境文化」，如其他傑出的理論一樣，這個說法也將實際情況簡化，達到啟發的效果。在低情境文化中，溝通是明確且直接的，人們所說的話，就是在表達他們的想法和感受，你不需要了解事情發生的背景——誰在說話、在什麼情況下——就能直接理解訊息；而高情境文化是一種很少明確說出自己真實想表達意思的文化，大部分資訊都以暗示的方式呈現，也就是說，意思並不在於文字的本身，而是在於語境。因此，高情境文化可說是隱晦、微妙且不明確的溝通。

從廣義上來說，歐洲和北美的國家屬於低情境文化；亞洲國家屬於高情境文化。例如，「茶泡飯」是道簡單的日本菜，其做法是把綠茶或野菜湯直接澆在白飯上，在京都相當流行，如果你在一位京都當地人的家裡，當他們提議享用這道料理時，你可能會依照當下的飢餓感，決定回答好或不好；但其實在京都，「提供客人享用茶泡飯」是一個「示意賓客是時候該離開」的傳統方法。因此，你需要知道語境，才能真正了解這句話的意思。

像日本這樣高情境的社會，往往更傳統，也更莊重。良好的溝通，表示對於共同符號有深入的理解，且有不言而喻的禮貌規則，如長幼有序和敬老尊賢；其溝通的主要目的是想要保持良好的關係，而不是為了交換資訊或宣洩情緒。高情境的交流中相當重視傾聽，因為聽眾必須理解字裡行間的內容，才能明白說話者真正想表達的意思；另一方面，在高情境文化中的說話者，則喜歡節約用詞、輕鬆自在的停頓，且樂於等待發言。

相反，在低情境的社會中，如美國，就沒有那麼多傳統文化，而是十分多元、開放，因此他們的溝通產生更多短期關係、更多變化，但對他人也較不尊敬。他們不管是在說話或傾聽時，傳統、禮儀和級別這些情境常識，對於溝通的幫助都不大，因為每個人都在為自己說話，所以低情境社會中的人們不相信語境，只仰賴語言本身的意思。一位學者稱低情境交流的特色是「不斷地、有時是永無止境地使用詞語」，因為人們想要清楚地闡述意圖、表達慾望、作出解釋，但是低情境社會中的人通常都是呼喊他人的名字後，就加入寒暄，導致有許多話題被打斷、開始七嘴八舌，導致產生更多的爭論。

這讓我們了解到高情境文化和低情境文化之間最重要的差異在於「兩種文化各自產生衝突的數量」。在亞洲文化中，直接且強而有力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是件不尋常的事情，還可以解釋為不諳世事甚至是一種冒犯的行為；然而，西方人則是很願意冒著與他人產生爭論的風險，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對於他人可能會提出的異議甚至因此產生摩擦，都認為是在預料之中。因此，這兩種文化可以說是相對的。在西方，即使已經在文化上制定策略，以避免過多爭論，比如吃晚餐時不討論政治或宗教習俗，但隨著這些傳統文化的消逝，抑製衝突的效果也就隨之不見。

為了說明高、低情境文化的不同，我在前面以國家為例，粗略地比較並闡述兩種文化在各國之間的不同，但其實哈爾的高情境文化和低情境文化模型適用於任何範圍。例如生活在村莊裡的人會比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有更多高情境溝通，像是點頭或眨眼，因為每個人都認識彼此，而不像在大城市中，往往都是遇到來自不同背景的陌生人；在歷史悠久的組織中，就算會讓新人感到困惑，員工可能還是會以某種暗示的方式表達他們的用意，而在新創公司則都是以明文規定，任何事物都要明確且清楚地直接表達。此外，每個人本身也常常會在高情境和低情境的模式間切換，如果是與家人或朋友在一起，你可能會做很多高情境的溝通，但若是和服務中心的人員說話時，你則會選擇低情境的方式溝通。

或許，你會覺得低情境文化更適合這個正在經歷無窮變化和高創新的社會，但其實，低情境文化也會讓人感到不近人情、冷淡和難以預測，甚至可能會包含更多潛在的衝突。隨著越來越多人湧入城市，與陌生人做生意，加上透過智慧型手機就能交談，我們大多數人無論在哪裡，生活中都充滿越來越多低情境的交流。雖然不同國家仍有不同的溝通文化，但幾乎所有的文化都受到全球商業走向、城市化和科技相同的影響，使得各國傳統文化被迫消失、階級扁平化，反而增加人們爭論的範圍。那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面對上述的一切？這點並不確定！

我們作為一個物種存在的大部分時間裡，通常都生活在高情境模式裡，例如我們的祖先不管是定居還是生活在部落裡，都有共同的傳統和固定的指揮鏈；如今我們卻經常遇到與我們價值觀和習俗不同的人，同時我們也比以往更喜歡主張人人平等。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隨處可見，而大家都可以擁有或是要求平等發言的權力。就以婚姻變化來說，若是七十年前，在大多數婚姻中，夫妻間幾乎沒有必要討論誰負責做哪些家務、誰負責照顧小孩等事情，而是交給整個社會的文化決定；但是，隨著性別平等的意識興起，現代的家庭需要更明確的溝通和談判，整個社會環境不再告訴我們應該由誰負責洗衣服。和我一樣，你可以相信這種變化絕大多數都是一件好事，不過同時也要接受這會增加意見分歧的可能性，而且問題都很棘手。

對於婚姻觀念的轉變，我們應先了解整個社會的變化，像是孩子不太可能安靜地遵守父母的教育、組織減少使用命令和控制，加入更多團隊合作、新聞記者不再期望讀者相信他們說的話、足球經理們發現在更衣室裡責備球員未必是成功的有效途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意見能被聽到，而且越來越多的人渴望被聽見。在這個喧鬧、無禮、輝煌的多元世界裡，以前那些有關什麼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的潛在規則，都越來越寬鬆、越來越靈活，有時甚至是消失殆盡；正因為越來越少的情境能引領我們做出決定，所以「我們都同意」這件事情的數量正迅速減少。

人類是經過長年累月才慢慢從高情境轉變為低情境的交流，但是通訊技術突飛猛進的進步，卻大幅提升轉變為低情境溝通的速度。其實，人類具備一種高度進化後的能力，就是可以從一個人的眼神、姿勢、動作、說話的音調和語氣中，察覺他人的意向；但是，使用網路交流就無法看見他人的表情和行為，不管是智慧型手機或是社交軟體的介面，都是採用低情境方式設計，限制使用者一次只能看到幾個字或幾張圖片。因此，就算使用表情符號加強自己想表達的想法，我們還是只能從訊息中粗略地了解他人的意圖。

想想什麼是低情境文化的定義？在其最極端的情況下，人們會無止境的喋喋不休、頻繁的爭論，每個人無時無刻都要告訴你他們的想法，這種情況有沒有讓你想起什麼？正如衝突解決專家伊恩．麥克達夫（Ian Macduff）所說，「網際網路的世界很明顯是一個低情境的世界。」而我們解決的衝突策略，卻還在使用二十萬年前世界演變而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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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類只是單純的理性實體，我們會有禮貌地聽取反對意見，然後再做出深思熟慮的回應；但現實中，意見分歧會使我們的大腦充滿化學信號，讓我們難以專注於當前的問題。這些信號也會告訴我們，這是對自己的一種攻擊，使得「我不同意你的觀點」變成「我不喜歡你」，最後我們都專注在為自己辯護，而不是敞開心扉地去了解他人的觀點。

這種對意見分歧的厭惡，在人類進化史上是根深蒂固的事情，神經科學家喬納斯．卡普蘭（Jonas Kaplan）、薩拉．吉姆貝爾（Sarah Gimbel）和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利用大腦成像技術，觀察當人們知道有證據可以挑戰他們堅定的政治信仰時，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們發現，這情況會觸發人們受到生理威脅時大腦所作出反應的區域，換言之，就算在相對溫和的意見分歧中，人們也會把對話者視為一個要傷害自己的危險敵人，這就是為何我們的身體會有胸悶、脈搏加快等反應。

早在一九一五年，哈佛大學生物學家沃爾特．布拉德福特．坎農（Walter Bradford Cannon）就發現，動物對於威脅的反應有兩個基本策略，即「戰鬥或逃跑（fight or flight）」；人類也是如此，發生意見分歧時可能會讓我們變得咄咄逼人、大發雷霆，但也可能會為了避免衝突而退縮，不敢聲張自己的觀點。在現今這種低情境的環境裡，這些原始的反應仍然影響著我們的行為，我們不是陷入充滿敵意且幾乎毫無意義的爭論中，就是盡一切所能的避免爭論；但是，在二十一世紀，這兩種反應都是失常的。

你不必花費很多力氣就可以看到「戰鬥」反應：只要打開社交軟體，或是閱讀你喜歡的網站上的評論區，就能看到人們在意見分歧時的針鋒相對。我們已知的部分原因是網際網路讓每個人都有機會與任何人持有不同的意見，而社交媒體又可看作為每個人客製化的產品，導致意見分歧變成公開喊話比賽，再加上社交媒體以創造「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或稱同溫層效應）」而聞名，因此人們在社交媒體上只會看到他們已經同意的觀點，事實卻可能指向其他立場。

另外，社交媒體的使用者比非使用者有更多接收新聞的管道。一項研究顯示，他們獲取新聞的方式是非使用者的兩倍，雖然他們可能還是喜歡瀏覽那些肯定他們世界觀的新聞；不過，當人們接觸到更多資訊的來源時，無論他們是否喜歡，都會更廣泛地接觸到不同的觀點。因此，網際網路並不是在創造泡泡，而是在刺破泡泡，讓人們產生敵意、恐懼和憤怒。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