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如何用底層邏輯看清世界的底牌

2016年9月25日，那天我依舊在出差。

本該好好休息的差旅夜，我、羅老師（羅振宇）、脫不花都沒有睏意，因為午夜零點我的課程《5分鐘商學院·基礎篇》正式上線。

這是我在「得到」上的第一門課程，上線過程一波三折。

原本預定在10月上線的課程，突然接到通知，需提早上線。當時這門課程我才錄了兩三節，沒什麼庫存就上線了。

當天零點上線後，又出現了播放問題——因為音訊壓縮導致有金屬音。我馬上拿出隨身攜帶的錄音筆，重新錄了一遍，更換了音訊，折騰到淩晨一兩點才最終完成。

第二天，也就是9月26日，我萬萬沒有想到，當天就有7000多人訂閱了《5分鐘商學院》。

我非常高興，但也誠惶誠恐。自此，我終於開啟了一個承諾，一個要花一整年交付的承諾。

2016年，是非常辛苦的一年。我有半年以上的時間都在出差的路上，剩餘時間，每天都要花14個小時來做《5分鐘商學院》。

但是，一切都有了回報。一年後，這門課程已經有了14萬名學員。

五年後的今天，這門課程已經有46萬人加入。

這也就意味著，有32萬名學員是在課程正式結束之後加入的，這更令我高興。

因為我不希望這只是做一年就結束了的事。我希望做一件能夠長期延續下去的事情，於是，在這門課程中，我講述了一些商業的底層邏輯，因為只有底層邏輯才有生命力。在面臨變化的時候，底層邏輯能夠應用到新的變化裡面，從而產生新的方法論。

什麼是「底層邏輯」？

2012年，馬雲和王健林設了一個「億元賭局」——如果10年之後，電商在中國零售市場所占的份額超過50%，王健林就給馬雲1億元，如果沒超過50%，馬雲給王健林1億元。

今天，我們回看多年前的這個賭局，不得不深思：為什麼這兩個人對各自代表的線上、線下經濟的看法，會有如此大的分歧？

一方打敗另一方，是因為二者之間有天大的不同嗎？不是的。

是因為相同的地方更多，一方才有機會「幹掉」另一方。

以萬達為代表的線下經濟和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線上經濟，在底層邏輯上沒有本質的區別。從本質上來說，二者都是流量、轉化率、客單價和回購率四部分的不同組合。可能一方的做法與另一方不一樣，但是雙方服務的客戶、提供的價值是一樣的。就好比一個做鞋子的幹不掉一個賣水果的，因為他們之間沒有太多相同之處。

兩個人發生爭執的時候，一定是因為他們之間有更多的相同之處，而不是不同之處。完全不同的兩個人是吵不起來的。

事物間的共同點，就是底層邏輯。

只有不同之中的相同之處、變化背後不變的東西，才是底層邏輯。

只有底層邏輯，才是有生命力的。

只有底層邏輯，在我們面臨環境變化時，才能被應用到新的變化中，從而產生適應新環境的方法論。

所以我們說：

底層邏輯+環境變數=方法論

如果只教給你各行各業的「乾貨」（方法論），那只是「授人以魚」，一旦環境出現任何變化，「乾貨」就不再適用。

但如果教給你的是底層邏輯，那就是「授人以漁」，你可以通過不變的底層邏輯，推演出順應時勢的方法論。

所以，只有掌握了底層邏輯，只有探尋到萬變中的不變，才能動態地、持續地看清事物的本質。

在這本書中，我把在《5分鐘商學院》中講述的底層邏輯的內容進行了總結，與你分享是非對錯、思考問題、個體進化、理解他人、社會協作五個方面的底層邏輯，帶你看清世界的底牌。

「底層邏輯」來源於不同中的相同，變化背後的不變。

「底層邏輯」並不局限於商業世界。希望你在看到千變萬化的世界後，依然能心態平靜、不焦慮，能夠通過「底層邏輯+環境變數」不斷創造新的方法論，看清世界的底牌，始終如魚得水。

一個人心中，應該有三種「對錯觀」

一位悍匪經過周密的計畫，綁架了首富的兒子。最終，首富以數億元贖回了兒子。整個過程驚心動魄、跌宕起伏，不輸一部警匪大片。其中，一段首富和綁匪的對話卻令人深思。

綁匪問首富：「你為什麼這麼冷靜？」

首富回答：「因為這次是我錯了。我們在當地知名度這麼高，但是一點兒防備都沒有，比如我去打球，早上5點多自己開車出門，在路上，幾部車就可以把我圍下來，而我竟然一點防備都沒有，我要仔細檢討一下。」

什麼？首富說自己錯了！為什麼？明明是綁匪違反了法律，綁架了他的兒子。

從法律上來說，肯定是綁匪錯了，所以綁匪要為他的行為坐牢，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我們站在首富的角度看，也許這種事情通過加強安保等措施是可以避免的，他卻因為沒有做，導致兒子被綁架，最終花了數億元贖回兒子。還好最終破財消災了，如果被撕票，那損失就更大了。到那時，即使用法律手段制裁了綁匪，又有什麼用？損失已經發生，且無法挽回。所以，首富這時說他錯了，是他真覺得自己錯了，不是客氣。

首富的這種處事方法，在心理學領域，可由一個重要概念來解釋，叫課題分離。

「課題分離」理論由奧地利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提出，原意指「要解決人際關係的煩惱，就要區分什麼是你的課題，什麼是我的課題」。綁架索要贖金，是綁匪的課題，而因綁架遭受損失，是首富的課題。

比如，有人在地鐵裡踩了我一腳，誰的錯？我的錯。

明明是他踩了我，為什麼是我的錯呢？難道我不應該要求他道歉嗎？我可以要求他道歉，但是，道歉有什麼用？而且，我要求他道歉，不需要花時間嗎？他耍無賴和我吵起來，不是更需要花時間嗎？我的時間難道沒地方花了嗎？對方還可能反咬一口：「你怎麼把腳亂放啊？！」

那怎麼辦？我要說「我的錯，我的錯」，然後心平氣和地走到旁邊。這是因為，我的時間比他的值錢，浪費同樣的時間，我的損失大——「誰的損失大，就是誰的錯」。

一個人心中，應該有三種「對錯觀」：①法學家的對錯觀，②經濟學家的對錯觀，③商人的對錯觀。

舉個例子：壞人A誘騙好人B進入C的沒有鎖門的工地，B失足摔死了。請問，這是誰的錯？

法學家的對錯觀

對於上述情況，法學家可能會說：「這當然是A的錯，這就是蓄意謀殺，還有什麼好討論的！」

是的，如果證據確鑿，在法學家眼中，這就是A的錯。但是，這種「大快人心」的對錯觀，不一定能避免類似案件再度發生——法學家做不到的事情，經濟學家也許能做到。

經濟學家的對錯觀

對於上述情況，經濟學家可能有不同看法：是C的錯。

也許有人會說：「啊？為什麼啊？C也太冤了吧？」

經濟學家是這樣考慮的：整個社會為避免B被A誘騙進入C的工地要付出的成本，比C把工地的門鎖上的成本高得多，雖然懲罰C會讓其覺得冤，但是以後所有工地的擁有者就都會把門鎖上了，於是這樣的事情會大量減少。經濟學家是從「社會總成本」的角度來判斷一件事的對錯在誰。雖然有時這樣的判斷看上去不合理，但會比從「純粹的道義」的角度更有「效果」。

商人的對錯觀

對於上述情況，商人可能這樣想：不管是A的錯還是C的錯，B都死了；不管讓誰承擔責任，B都無法起死回生——從個體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B只能怪自己。

也許B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會想：「這是我的錯，我不該蠢到被A誘騙至此。」

再看一個例子。一個人走在人行橫道上時，一輛卡車衝他疾馳而來，所有人都大聲呼喊，叫他讓開，他卻淡定地說：「他不能撞我。他撞我是違反交通法規的，他要負全責。我就不讓。」最後，這個行人被卡車撞死了。

這是誰的錯，卡車司機的錯？當然。但是，這樣的判斷無法救回行人的命。

行人那時應該這樣想：不讓，就是我錯，因為不讓開我就會死。

對於第一個例子，法學家認為A錯，經濟學家認為C錯，商人認為B錯，這就是三種「對錯觀」。

如果你是評論家，可以選擇法學家的立場；如果你是政策制定者，可以選擇經濟學家的立場；如果將要失足摔死的就是你自己，我建議你選擇商人的立場——「我的錯，都是我的錯」，因為「我的損失最大」。

總之，誰的損失大，就是誰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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