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民是理性的,更民主才是解決民主問題的辦法或這只是幻象?

系統誤差的現實

如今將自由貿易拒於美國門外的公民普選,以前肯定也會禁止多軸紡織機和動力織布機。──威廉.萊基,《自由與民主》

「集體奇蹟」顯示,即使全體選民無知消極,民主仍能良好地運作。民主賦予聰明與不怎麼聰明的人相等的發言權,但政策端視有識之士。研究一再指出選民欠缺知識不是重點。

不過有一種事實證據,能把「集體奇蹟」拉下馬。奇蹟的條件是選民沒有犯下系統誤差,這意味著,我們不必糾結於選民的錯誤,不如把火力集中在關鍵且尚未探討的問題:選民的錯誤具有系統性嗎?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質疑,就像索羅維基提出猜測牛隻重量的案例,平均答案通常與正確答案相去不遠。不過認知心理學列出了一長串系統性錯誤的清單。這門研究應當能使人敞開心胸,接受選民系統性犯錯的可能性。

可惜,針對此議題,心理學文獻本身範圍有所不及──一般認知與特定的政治決定兩者之間,連結太過鬆散。一個人也許整體判斷能力普通,但對特定事務的判斷過人。選民也許不懂統計,但察覺得出政策孰好孰壞。所以說,問題要更精準一點:對於切身的政治問題,選民的錯誤是系統性的嗎?

我得說答案確實如此。我們提出扎實的實證,起碼證實經濟學的觀感,充斥嚴重的系統誤差。我強烈懷疑許多學科的情況雷同,至少在經濟學的範圍,爭端已經底定。一般人不懂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能調和私人貪念與公共利益,我稱之為「反市場偏誤」(antimarket bias);一般人低估與外國人互通有無的好處,我稱之為「排外偏誤」(antiforeign bias);捨生產而把就業與繁榮等而視之,我稱之為「創造就業偏誤」(make-work bias);最後,一般人太易於認為經濟狀況不好而且正在變壞,我稱之為「悲觀偏誤」(pessimistic bias)。

經濟政策是現代國家的主要活動,這使得經濟觀感,成為與選民密切攸關的政治範疇。若選民把政策偏好,立基在對經濟模式的誤會之上,政府在民生的表現,很可能會乏善可陳。比方說,設想兩名候選人的攻防重點,圍繞在貿易保護主義立場的強硬程度。由於選民對貿易保護政策的認知錯誤是隨機的,導致偏向自由貿易的選民,有時反而會把票投給保護主義,反之偏向保護主義的選民有時也會選錯邊。不過多虧「集體奇蹟」,儘管選民無知,勝選的政見仍會是社會最適(social optimal)的方案。

這結論令講授國際經濟學的師資為之失望。上這麼多課告訴學生比較利益的好處,結果考完試,選錯的人還是很多。換到更現實的假設,選民系統性地高估保護主義的好處,情況又如何?很多期待自由貿易效益的人,會投給保護主義陣營,但只有一些期待貿易保護效益的人會投給自由貿易。政治的天平失去平衡,勝選的政見太偏袒貿易保護。若實施的貿易保護措施比承諾得少,中位數選民的福祉會提高。可是競選會讓政客淪為對選民言聽計從,而不是好好篩選最佳政策。

一個又一個政策的背後可能擺脫不了類似的偏見。比方說,供需法則指出,當市場價格高於均衡價格,會導致滯銷、過剩,但這阻止不了歐洲多數地方對勞動市場勤加管制,而釀成數十年宛如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失業現象。最可信的解釋是,平庸的選民看不出人為的高工資與失業之間的關聯。我在讀經濟學之前也沒看出來。

理性無知:證據與宣稱的後果

雖然政治學家把大約三分之一的公眾,列為「一無所知的人」。但要找到完全沒有政治知識的人卻很難,比如說,幾乎每一個人都知道總統的姓名。獲取政治知識的誘因比表面上看來還複雜。幾乎每一個人都知道,具有娛樂性的事實比較容易被大眾所接收,也比較容易被記起來。政治知識也有「額外」的好處:在非實用知識方面具備良好素養,對你的職業生涯展望仍然有幫助,而你的朋友或約會對象也可能會看不起對政治無知之至的人。

因此,古典公共選擇理論顯然太過強調理性無知,當然,還未到太過分的程度。根據任何絕對的標準來看,大眾的平均政治知識水準都很低落,不到40%的美國成人知道本州兩位參議員的名字,知道兩位參議員所屬政黨的人又更少一點,這點意義特別重大,因為政黨是經常在媒體露出的資訊。大部分民眾忘了──或從來沒有學──所有公民課程中教過的基本知識,與不變的事實。大約有一半的人知道每一州有兩位參議員,卻只有四分之一民眾知道他們的任期多長。可以預見的是,即使是備受矚目的議題,民眾熟悉政客投票記錄和政策立場的比率接近零,記得跟政策無關的有趣主題的比率卻很高,就像德利.卡皮尼和史考特.基特說的一樣:

1992年的總統大選中,89%的民眾知道副總統奎爾曾經在競選活動中,痛批電視連續劇《風雲女郎》女主角甘蒂絲.柏根,卻只有19%的人,能夠說明前美國總統柯林頓的在環保議題上的立場⋯⋯86%的民眾知道前美國總統布希的狗叫米莉,卻只有15%的人知道兩位總統候選人都支持死刑。談到電視影集《民眾法院》(People’s Court)主角韋普納(Wapner)法官的人,比談到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柏格(Warren Burger)或芮恩奎斯特(William Hubbs Rehnquist)的人還多。

這點正是理性無知的邏輯引人懷疑的地方,在選擇要了解攸關能否做出明智政治選擇的枯燥事實,還是了解無關緊要的花絮小事上,民眾多半會把時間放在後者。

理性無知具有直覺與實證上的吸引力,保證會得到學術界的重視,但是要把理性無知變成古典公共選擇理論的基石,卻需要一個額外的賣點:就是顯然能夠解釋民主失靈的能力。想像有一位選民終身自閉在一個房間裡,完全跟小牢籠以外的大世界隔絕,他可以得到終身供應的飲食,卻沒有半扇窗戶,牢籠裡有單向通話的對講機,讓這位選民可以把他的偏好,告訴候選人,候選人卻不能跟他談話。每隔四年,這位選民可以表明他支持兩位候選人中的哪一位,他知道自己可以決定勝利者,卻無從發現候選人過去的政績或未來的願景。

如果民主制度就如同這個故事中的設定,應該會讓人深感震驚,因為兩位候選人都無法提高自己的勝算。牢籠裡的選民既看不到政客的行動,也聽不到政客的聲音,因此,勝利者可以隨心所欲,任意作為,完全不必擔心自己的決定會害他失去職位。這點不表示在位的人毫無憂慮,他可能輸掉下次選舉,因而下台一鞠躬,重點是如果他完全遵照這位選民在對講機中說的指示,或完全反其道而行,都同樣可能敗選下台。

如果有千百萬選民關在與世隔絕的牢籠裡,狀況幾乎不會改變,只要沒有人知道牢籠外發生了什麼事情,領袖就可以忽視大多數人表達出來的願望──即使多數人完全控制了選舉結果,情形仍然如此。如果選民不能觀察候選人的行為,就不能根據候選人的行為,決定自己該怎麼投票。如果選民投票時無從依據,候選人就沒有傾聽選民心聲的誘因。

民並非住在與世隔絕的牢籠裡,卻仍然可能自行走在相當無知的大道上,如果是這樣,大家感受到的民主失靈似乎就很容易解釋,為什麼特殊利益團體能夠扭轉法案,把法案變成對多數人不利的立法?答案是選民的理性無知,因為很多選民不知道菸草農接受補貼,也不清楚本州國會議員的立場。為什麼政客可以無視於輿論?答案是選民的理性無知,因為很少選民注意政客對援外之類不受歡迎政策的立場,在下次選舉中記得政客立場的選民更少。為什麼基本工資之類沒有效率的政策廣受歡迎?答案是選民的理性無知,因為很少有人學到足夠的經濟學知識,能夠了解這種政策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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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選民的神話

本文摘錄自‎

理性選民的神話

布萊恩‧卡普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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