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疫情突然升高後，台灣首次進入了第三級全國疫情警戒。除了國民外出自肅、企業實施遠距上班、非必要營業場所關閉、購物需配合疫調的實聯制之外，對於有就學、托育需求的家庭來說，最有感的當數無法再將孩子交給學校後安心上班。為人父母者除了要在家辦公，還必須兼顧保母（ 生活照料）、導師（ 督促學習）、廚師（ 料理三餐）、班長（ 管理秩序）多種角色，可說是苦不堪言。

◎李忠謙

▲日本一位媽媽騎著腳踏車通過馬路。（ 美聯社）

台灣為了防堵疫情，去年2 月也曾延後兩週開學。當時雖然也有小孩的照顧問題，但一方面這畢竟只是寒假的延長， 二方面還有補習班、安親班可以分憂， 對大多數家長來說，還算是能夠忍一忍。但這回不但補習班、安親班都在停課之列，家長們還得配合老師們遠距教學，每天下載課程資料、拍照上傳繳交作業。工作的同時，還必須緊盯班級的Line 群組，注意老師的種種吩咐與提醒，說是在家裡打兩份工也不為過。

就跟台灣提高防疫警戒遲到了一年一樣，台灣父母如今的崩潰慘況，其實大多數國家去年早已領教。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的統計，自新冠大流行以來，世界各國平均關閉學校29 周（! ），雖然大部分國家的學校已再次對學生敞開大門，但即便是疫苗施打進度相對超前的歐洲與北美，也只有4 成的孩子能夠恢復全日上課，超過半數的學生仍然在遠距的虛擬課堂上掙扎—當然， 他們的父母跟老師也是。

▲日本許多小學在去年的緊急事態結束後迎來開學典禮。（ 美聯社）

在日本IT大廠工作、僑居東京港區的盧先生一家，去年便因為安倍晉三突然宣布「 休校」陷入混亂。育有4 歲幼兒與一名新生兒的盧先生說，雖然公立托育所並未關閉，但托育所的老師們委婉表示「 希望不要送托」，他與太太也擔心孩子在團體生活中感染。由於家中剛好新增一名成員，兩人忍痛決定雙雙請休育嬰假。照顧的問題解決了，但兩人也付出了半薪的代價（ 日本育嬰假期間公司停薪，改由僱用保險給付薪資的5 成），讓家庭開銷一度陷入緊張。但這是剛好家中有1 歲以下幼兒的日本勞工才有的變通之道，德國的律師媽媽卡薩琳娜・波舍（Katharina Boesche ）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身為開業律師的波舎對《經濟學人》 表示，德國長達14 個月的停課與遠端教學，讓她只能在凌晨4 時到8 時之間好好工作—因為只有這段時間家裡才是安靜的。波舍有三個孩子，她說老大、老二都已經可以應付線上學習，但7 歲的老么還是需要她在旁督促。如今德國大部分學校仍讓孩子們部分時間在家學習，但這也讓波舍在工作與親職之間蠟燭兩頭燒，幾乎精疲力竭。

波舍照顧年幼孩子的困境，幾乎也是所有母親在疫情期間的相同重擔。根據美國的數據，育有13 歲以下孩子的母親今年1 月的就業人數比去年同期少了150 萬，降幅為8%。這個數字比起其他女性（5.3% ）顯然高的多，而且育有13 歲以下孩子的父親，就業率也「 只」 下降了5.6%。在已開發國家雙薪家庭幾乎已是常態，但就算是西方社會，顯然在家務分工上育兒與照顧仍是女性的工作。學校原本可以為媽媽們分憂解勞， 但在疫情讓學校關閉大門後，低學歷女性或單親媽媽更容易丟掉差事、更不容易回到職場；就算保住工作，也要擔負起大部分的育兒責任。

▲2020 年3 月，新冠肺炎疫情衝擊西班牙，各級學校先後停課。（ 美聯社）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2020 年全球女性勞動力減少了3.3% ，男性勞動力則減少了1.7% 。《經濟學人》則說， 在家工作的父母若要同時照顧孩子，就必須以折損生產力作為代價，或者連同理智一併陷入低下。荷蘭一項調查指出， 因為疫情在家工作後，其實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是在照顧孩子。英國與美國的調查則顯示，被孩子打擾的更多的會是媽媽，法國學者則指出，性別意識在疫情之下出現退化，家中有12 以下孩童的家庭，更傾向女性就是要照顧家庭，這種看法也讓女性一旦辭去工作，比起男性更不容易回到職場。

西方社會如此，在女權相對低落的東方自然好不到哪裡去。

日本的男女共同參與擔當大臣丸川珠代，上個月提交了「 新冠疫情如何影響女性」的2020 年調查報告。報告指出， 時任日向的安倍晉三在去年2 月27 日宣布「 全面停課」後，育有小學生以下孩子的媽媽們，就業率最糟時減少了將近5%，但其他女性的就業率最糟也只減少了2% 左右。兩者差距最大時約有3.18%，而且許多媽媽們一旦辭去工作， 直到去年底（ 調查截止日）都沒有再回到職場，就業率的統計曲線甚至仍在繼續探底，而且女性的自殺人數也明顯攀升。

▲日本女性。（ 美聯社）

至於與台灣社會文化相近的南韓，去年雖然僅僅關閉學校5 個星期，但在那之後，18 歲以下的學生每週都會有幾天必須在家遠端上課，疫情升高時學校也可能再次關閉。金娜妍（ 音譯）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抱怨最麻煩的地方是一切都不確定，隨時可能發生變化；將近三分之二的南韓父母在今年3 月的調查中表示，一旦學校關閉，他們很難找到地方替手，有四分之三的女性受訪者與不到一半的男性受訪者曾考慮辭職，南韓職場婦女回歸家庭的比例甚至在過去一年提高了5%。 媽媽們的壓力有多大？英國著名育兒論壇「 媽媽網」（Mumsnet ）今年2 月曾有一篇抱怨文：「 我徹底放棄了『 在家上課』（home schooling ）。」這名媽媽寫道，她在家中的電腦可以執行學校要求的通訊軟體Microsoft Teams，問題是電腦沒裝攝影機；她的iPad 有前鏡頭，問題是沒辦法執行Teams。她需要用公司筆電工作，但也沒辦法正確執行所需軟體。這則貼文引來許多家長的回應，直到深夜十二點多，一名媽媽自稱仍在跟自己10 歲的孩子「 奮鬥」，強調「 我正在設法抓緊我的理智」。「 媽媽網」上超過7 成的英國苦命媽媽們自認「 辜負了雇主跟孩子」，九成認為「 照顧小孩的同時根本不可能工作」。

▲美國西雅圖的小學生利用電腦上遠距離課程。（ 美聯社）

雖然英國在今年5 月恢復返校上課， 但《經濟學人》指出，育兒的父母們仍然擔心未來學校可能又會突然關閉、甚至是自己的工作朝不保夕，都讓他們遭受程度不一的心理創傷。美國一項研究也指出，如果父母失去了工作與收入（ 包括沒能領到政府的救助金），他們更可能對孩子們吼叫跟發脾氣。英國艾塞克斯大學的學者們則表示，在英國去年封城的頭幾個月裡，母親們感受到的痛苦更多，甚至是爸爸們的兩倍。

美國華盛頓州的艾麗莎（Alissa ）也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她說自己從來沒有意識到，過去還能外出上班時，僅是跟同事共享午餐聊天，便滿足了她的社交生活。艾麗莎說，新冠疫情期間她曾多次崩潰淚流滿面，甚至對孩子們大發雷霆。艾麗莎自認這對她來說很不尋常， 她現在最期待的是能夠回到工作中獨處，「 這樣當我回家的時候，我就能成為一個更好的媽媽」。

東京大學社會學教授白波瀨佐和子指出，新冠疫情對需要面對面的服務業傷害甚大，而這個行業恰好有許多女性從業人員。就連感染風險最高的醫療院所與長照設施中，也有許多女性投身其中， 可見女性確實因為疫情承受了許多責任與痛苦。面對日本疫情下女性的高自殺率，白波瀨佐和子也提醒，日本社會的女性無法逃離家庭，根本沒有出口，這讓許多人陷入更為深沉的痛苦。

▲（ 美聯社）

在照顧家人的責任與壓力下，日本的媽媽們可能連向諮詢單位求助可能都有困難；在日本的保守觀念下，許多人更是不願將家醜外揚。白波瀨佐和子呼籲社會儘可能幫忙打開一點家庭之窗，抓住每一個媽媽們求助的訊號，盡可能相互支持。東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山口信太郎則呼籲，政府做出停課決定時，應該掌握對女性與低收入家庭的衝擊，設法協助這群弱勢者。台灣對於女性的綑綁與束縛可能不若日本社會，但台灣的女性與媽媽們也有屬於她們自己的壓力（ 當然，爸爸們也是）。妳／你或許沒有小孩，但妳／你的親人、朋友、同事可能有，在大疫之下、彼此忙於自保之際，或許找個時間撥通電話、傳個訊息給他們，問候他們與他們的家人是否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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