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薪癥結》台灣成最怪異經濟體
外勞不願來台、企業擔憂缺工、年輕人被迫外流,不同的現象,反映同一個問題,我們的「國際購買力」,正在不斷下滑⋯⋯
▲新加坡匯率、物價雙漲,國際購買力在亞洲四小龍中提升最多。
塔鑫(化名)是一位泰國籍移工,在工廠工作的他,十年前選擇來台灣工作,是因為在台灣賺一年能存到的錢,抵得上在泰國家鄉奮鬥好幾年。
讓塔鑫為難的是,這樣的情況正在改變。根據他的說法,如果是十幾年前來台灣的移工,要存滿第一桶金、回鄉買塊土地安身立命,所需的時間大約是三年;然而,現在可能需要在台灣工作至少六年才能辦到。
老實的塔鑫並不是個貪心的人。只是,老家泰國的物價水準,在這十幾年來跟著當地經濟成長已經漲了不少,若從二○○○年起算,到去年底泰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漲幅接近四四%;而台灣物價變動較小,十七年間物價指數增加約二○%。另一方面,泰銖相對於新台幣,升值了約二三%。
外籍移工賺到的新台幣,變薄了
塔鑫在台灣的日常開銷和薪水,增加幅度都不大,每個月能存下來的新台幣金額差不了太多,只是當他把存下來的錢拿回老家,先被匯率剝了一層皮之後,還得面對今非昔比的物價,他存到的錢,也就相對貶值了。
會講中文的塔鑫,有些無奈地和我們分享了他的想法:「現在新的泰勞,都去韓國了,薪水比較高,但我們比較早來的,已經習慣這邊了,連中文都學,要再去重新適應,太困難了。」不難看出,要是能重新選擇,塔鑫也很想去薪水比較高的韓國工作。
塔鑫的說法,呼應了國內企業老闆的示警。六月二十五日,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在出席玉山科技協會活動時,大膽預言「台灣十年內將沒有外勞」。原因除了各國對東南亞外勞的需求正在增加,「東南亞國家在經濟逐漸富裕之下,減少勞工輸出,這是可預期的。」童子賢對本刊解釋。
從塔鑫到童子賢,他們在意的、擔憂的、在心中默默盤算的,都是「台灣薪資的國際購買力」。而正在內心精打細算的,還包括許多這一代的年輕人,他們有的是去新加坡、香港從事金融工作,也有人是去澳洲洗碗、宰羊。
拆解「 台灣薪資的國際購買力」,影響因素包括了「新台幣的薪資水準」,還有,「新台幣的匯率水準」。關於前者,二十年來幾乎凍漲,人民感受非常強烈、也有過非常多討論;至於後者,則比較少被提及,但其實,新台幣匯率在過去二十年來的漲幅,也同樣微乎其微。
「薪資沒漲,匯率也沒漲」,這才是「塔鑫困境」的全貌,也是台灣低薪逼走年輕人的完整面目。令人納悶的是,經濟持續成長、貿易長期順差的台灣,怎麼會落入這般田地。
關鍵問題:薪資、匯率為何沒漲?
困境的第一個癥結:薪資為何沒漲?背後的原因,其實和物價上漲幅度有關。
一六年三月,曾任金管會主委的立委曾銘宗,在立法院對時任央行總裁的彭淮南建議:「應該適度增加通膨,以免薪資停滯。」
幾天後,前國發會主委、政治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祖嘉撰文,呼應「增加通膨提升薪資」的說法,指出「物價上漲,企業有更多獲利的機會,未來較容易提高薪資。」在林祖嘉眼中,適當的通膨不僅是天經地義,也是提高企業獲利、營造加薪環境的催化劑。
不過,曾銘宗提出建議時,彭淮南當場就給了這樣的回覆:「低通膨,才可以提升生活水準。」這句話,宣告了央行並不接受曾銘宗與林祖嘉所建議的「通膨帶動薪資」之路。
確實,低通膨環境下,物價沒漲、薪資也沒漲,在國內的生活水準不太會受影響,但若拿到國外和其他國家比較,這份「相對低薪感」,就顯得鮮明了。
困境的第二個癥結:匯率為何沒漲?答案相對明確許多──台灣二十年來,一直用出口導向思惟壓低匯率,以刺激出口成長。
「我們是浮動匯率國家,有貿易出超的時候,如果央行沒有去買(外幣資產),新台幣就會升值⋯⋯。」十月二十六日,在一場由台大經濟系主辦的貨幣政策研討會上,國家發展委員會(原經建會)前主委、香港北威國際集團董事總經理劉憶如這麼說。
在這場難得能讓學者針對貨幣政策暢所欲言的研討會裡,劉憶如的話越說越重,「我一直覺得很遺憾⋯⋯,如果以前不是把出超的錢都『埋起來』,變成外匯存底,其實新台幣今天的價位就不會是這樣。」每年創造大量出超的台灣,匯率升值理所當然,但央行卻用外匯存底壓住了新台幣的升值空間。
讓購買力有感的兩條路,都被堵住
溫和通膨營造加薪環境、溫和升值增加換匯優勢,這兩件事,是讓經濟成長數字兌換為國際購買力的有感途徑。長期以來,這兩條路都被堵住了,而「亞洲三小龍」之所以人均所得和台灣差距不斷拉大,從通膨與匯率這兩項數字上,確實可以看出端倪。
互相比較亞洲四小龍二○○○年以來的數據,新台幣、韓元、港幣兌美元的匯率,大致上都和二○○○年時相當接近,新加坡幣則較當時升值了約二○%;再比較物價水準,台灣二○○○年至今,CPI指數約上揚了二○%,韓國則是五八%、香港三五%、新加坡三四%。
可以發現,雖然新加坡的CPI漲幅不如韓國、香港,但在優勢匯率的加乘上,它才是二○○○年以來薪資增長幅度最大的國家。而台灣,無論是兩個指數各自、或相乘之後的結果,統統敬陪末座。
兩條反映購買力的有感路徑都被堵死的台灣,長期下來,「我們就成了空有經濟成長率、相對低薪感卻越來越重的怪異經濟體。」一位經濟學者拿出紙筆,半寫半畫,描繪出一則關於通膨與匯率的寓言故事:
一則寓言,譜出低薪世代悲歌
甲、乙兩個經濟成長相當的自由貿易國家,原本經過匯率轉換後,物價水準相當,甲國國內的通膨比較溫和、每年約一%;乙國的物價則以每年三%的速度向上攀升。
經過二十年,理論上,乙國的物價會來到大約甲國的一.五倍。這段期間,乙國人民會有動機把錢換成甲國貨幣、來甲國購買商品。於是,甲國開始累積貿易順差,甲國貨幣的匯率也慢慢地被推升。如果這是個有效率的市場,則甲國貨幣在匯率上的成長幅度會接近一.五倍,使得兩國彼此商品的「真實價格」相當。
然而,如果甲國決定不讓貨幣升值,硬是設法固定住自己國家的匯率波動,經年累月後,乙國物價可能漲到甲國的數倍,但兩國之間的匯率卻仍然維持在甲國當時釘住的水準。甲國雖然每年繼續賺進大量順差,人民卻越來越覺得自己比乙國人民低薪、買不起「乙國貨」,於是,甲國年輕人便開始出走,前往乙國工作。
通膨率低,又刻意壓抑匯率波動的甲國,正是台灣二十年來的最佳寫照。
「要不就是讓通膨加溫,要不就是對匯率鬆綁。重點在於,台灣長期以來累積了不少貿易順差,我們不該是個『物價』、『匯率』雙雙凍漲的國家。」這位經濟學者對甲國、或者說是對台灣,開出解決困境的藥方:「普遍來說,刺激通膨的力道不是那麼好控制,『惡性通膨』和『溫和通膨』只在一線之間。所以,鬆綁匯率,才是比較合適的作法。」
不過,這位學者所謂的「鬆綁對匯率的控制」,並不是要央行完全撒手、再也不管外匯市場,畢竟在過度波動時適當地介入緩和,有助於市場穩定,只是央行該如何調節,採用的手法必須從頭檢視。
從匯率數據上來看,台灣央行過去採取的,主要是類似釘住美元、釘住名目匯率的作法,這種只單方面考慮帳面上匯率波動的作法,容易忽略台灣和其他國家長期通膨率不同的情況,使得央行訂立匯率政策時,疏於考慮台灣通膨較低的本質;長期下來「物價成長」乘上「匯率成長」之後的數字,也就越來越落後於國外。
因此,若要讓匯率政策能夠做到兼顧物價差異,可以採用「實質匯率」作為指標。「實質匯率」是將名目匯率「排除物價變動影響」所得出。如果台灣能夠維持實質匯率在穩定的水準,台灣低於其他國家的通膨,便能夠藉由更多的名目匯率成長來抵銷掉,國際購買力依然能夠反映經濟成長的狀況。
當然,訂定匯率政策不能只參考單一國家,最好能顧及一整群主要貿易國,而由此衍生出來的結果,便是「有效匯率」。有效匯率的計算方法,類似加權平均匯率指數的概念。所以,台灣最適合做的,其實就是釘住「實質有效匯率」,兼顧通膨因素以及多個不同國家的波動情形。
回到十月二十六日的貨幣政策研討會,劉憶如繼續講述她心裡「一直覺得遺憾的事」,如果新台幣今天的價位不只這樣,那麼,「無論廠商進口原物料,或者一般民眾出國旅遊、念書,都可以寬裕許多。」
如果新台幣今天的價位不只是這樣,塔鑫是不是能更放寬心留在台灣工作、年輕人是不是更有動機留下來奮鬥?當台灣的貿易順差成長走到瓶頸、產業轉型依然停滯不前,低匯率政策在經濟成長上所扮演的角色已變得有害而無利;同時,這樣的政策還助長了台灣的低薪現象,壓低了台灣人本來能在國際上擁有的購買力。你,還願意容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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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為什麼我們又輸韓國?
2014年12月,央行在一份《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中,埋下了這樣的數據——1998年,台灣的「美元名目人均GDP」勝過韓國4412美元;2014年時,卻變成輸給韓國7167美元。來回超過一萬美元的所得缺口,難怪近年來提到韓國,就等於是薪資高於台灣的象徵。
進一步細究,2004到2014年這段期間,台灣「實質GDP成長率」和「兌美元匯率」兩項數據,走勢其實都和韓國相仿;我們的名目GDP成長率,卻累計輸給韓國近23個百分點。
實質GDP成長率,是用來衡量實質產出增加的指標;名目GDP成長率,則是以當年度的物價水準衡量當年度的產值。換句話說,台灣的實質產出增加幅度和韓國不相上下,但考慮完物價變動幅度後,我們的成長性,便落後於韓國了。
而這,正是台灣為什麼又輸給韓國的真相,我們的通膨率不如韓國,匯率走勢卻相近,導致我們的實質GDP成長率,無法完整反映在名目GDP的成長上。這同時也能說明為何2000年以來,台灣的實質GDP成長率優於全球平均,名目GDP占全球比重卻從0.97%一路下滑到0.72%。
但難道通膨低就活該所得差嗎?並不是,身為貿易順差國,通膨低,則匯率便該提高,如此方能把「實質產出增加」完整反映在名目GDP上。最後我們便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為什麼台灣又輸韓國?因為被「匯率」陷害了。 (梁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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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未反映經濟成長 年輕人,你該對匯率政策憤怒
今周刊
2018/11月號第11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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