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薪癥結》台灣成最怪異經濟體

外勞不願來台、企業擔憂缺工、年輕人被迫外流，不同的現象，反映同一個問題，我們的「國際購買力」，正在不斷下滑⋯⋯ ▲新加坡匯率、物價雙漲，國際購買力在亞洲四小龍中提升最多。

塔鑫（化名）是一位泰國籍移工，在工廠工作的他，十年前選擇來台灣工作，是因為在台灣賺一年能存到的錢，抵得上在泰國家鄉奮鬥好幾年。

讓塔鑫為難的是，這樣的情況正在改變。根據他的說法，如果是十幾年前來台灣的移工，要存滿第一桶金、回鄉買塊土地安身立命，所需的時間大約是三年；然而，現在可能需要在台灣工作至少六年才能辦到。

老實的塔鑫並不是個貪心的人。只是，老家泰國的物價水準，在這十幾年來跟著當地經濟成長已經漲了不少，若從二○○○年起算，到去年底泰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漲幅接近四四％；而台灣物價變動較小，十七年間物價指數增加約二○％。另一方面，泰銖相對於新台幣，升值了約二三％。

外籍移工賺到的新台幣，變薄了

塔鑫在台灣的日常開銷和薪水，增加幅度都不大，每個月能存下來的新台幣金額差不了太多，只是當他把存下來的錢拿回老家，先被匯率剝了一層皮之後，還得面對今非昔比的物價，他存到的錢，也就相對貶值了。

會講中文的塔鑫，有些無奈地和我們分享了他的想法：「現在新的泰勞，都去韓國了，薪水比較高，但我們比較早來的，已經習慣這邊了，連中文都學，要再去重新適應，太困難了。」不難看出，要是能重新選擇，塔鑫也很想去薪水比較高的韓國工作。

塔鑫的說法，呼應了國內企業老闆的示警。六月二十五日，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在出席玉山科技協會活動時，大膽預言「台灣十年內將沒有外勞」。原因除了各國對東南亞外勞的需求正在增加，「東南亞國家在經濟逐漸富裕之下，減少勞工輸出，這是可預期的。」童子賢對本刊解釋。

從塔鑫到童子賢，他們在意的、擔憂的、在心中默默盤算的，都是「台灣薪資的國際購買力」。而正在內心精打細算的，還包括許多這一代的年輕人，他們有的是去新加坡、香港從事金融工作，也有人是去澳洲洗碗、宰羊。

拆解「 台灣薪資的國際購買力」，影響因素包括了「新台幣的薪資水準」，還有，「新台幣的匯率水準」。關於前者，二十年來幾乎凍漲，人民感受非常強烈、也有過非常多討論；至於後者，則比較少被提及，但其實，新台幣匯率在過去二十年來的漲幅，也同樣微乎其微。

「薪資沒漲，匯率也沒漲」，這才是「塔鑫困境」的全貌，也是台灣低薪逼走年輕人的完整面目。令人納悶的是，經濟持續成長、貿易長期順差的台灣，怎麼會落入這般田地。 關鍵問題：薪資、匯率為何沒漲？

困境的第一個癥結：薪資為何沒漲？背後的原因，其實和物價上漲幅度有關。

一六年三月，曾任金管會主委的立委曾銘宗，在立法院對時任央行總裁的彭淮南建議：「應該適度增加通膨，以免薪資停滯。」

幾天後，前國發會主委、政治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祖嘉撰文，呼應「增加通膨提升薪資」的說法，指出「物價上漲，企業有更多獲利的機會，未來較容易提高薪資。」在林祖嘉眼中，適當的通膨不僅是天經地義，也是提高企業獲利、營造加薪環境的催化劑。

不過，曾銘宗提出建議時，彭淮南當場就給了這樣的回覆：「低通膨，才可以提升生活水準。」這句話，宣告了央行並不接受曾銘宗與林祖嘉所建議的「通膨帶動薪資」之路。

確實，低通膨環境下，物價沒漲、薪資也沒漲，在國內的生活水準不太會受影響，但若拿到國外和其他國家比較，這份「相對低薪感」，就顯得鮮明了。

困境的第二個癥結：匯率為何沒漲？答案相對明確許多──台灣二十年來，一直用出口導向思惟壓低匯率，以刺激出口成長。

「我們是浮動匯率國家，有貿易出超的時候，如果央行沒有去買（外幣資產），新台幣就會升值⋯⋯。」十月二十六日，在一場由台大經濟系主辦的貨幣政策研討會上，國家發展委員會（原經建會）前主委、香港北威國際集團董事總經理劉憶如這麼說。

在這場難得能讓學者針對貨幣政策暢所欲言的研討會裡，劉憶如的話越說越重，「我一直覺得很遺憾⋯⋯，如果以前不是把出超的錢都『埋起來』，變成外匯存底，其實新台幣今天的價位就不會是這樣。」每年創造大量出超的台灣，匯率升值理所當然，但央行卻用外匯存底壓住了新台幣的升值空間。

讓購買力有感的兩條路，都被堵住

溫和通膨營造加薪環境、溫和升值增加換匯優勢，這兩件事，是讓經濟成長數字兌換為國際購買力的有感途徑。長期以來，這兩條路都被堵住了，而「亞洲三小龍」之所以人均所得和台灣差距不斷拉大，從通膨與匯率這兩項數字上，確實可以看出端倪。

互相比較亞洲四小龍二○○○年以來的數據，新台幣、韓元、港幣兌美元的匯率，大致上都和二○○○年時相當接近，新加坡幣則較當時升值了約二○％；再比較物價水準，台灣二○○○年至今，CPI指數約上揚了二○％，韓國則是五八％、香港三五％、新加坡三四％。

可以發現，雖然新加坡的CPI漲幅不如韓國、香港，但在優勢匯率的加乘上，它才是二○○○年以來薪資增長幅度最大的國家。而台灣，無論是兩個指數各自、或相乘之後的結果，統統敬陪末座。

兩條反映購買力的有感路徑都被堵死的台灣，長期下來，「我們就成了空有經濟成長率、相對低薪感卻越來越重的怪異經濟體。」一位經濟學者拿出紙筆，半寫半畫，描繪出一則關於通膨與匯率的寓言故事：

一則寓言，譜出低薪世代悲歌

甲、乙兩個經濟成長相當的自由貿易國家，原本經過匯率轉換後，物價水準相當，甲國國內的通膨比較溫和、每年約一％；乙國的物價則以每年三％的速度向上攀升。

經過二十年，理論上，乙國的物價會來到大約甲國的一．五倍。這段期間，乙國人民會有動機把錢換成甲國貨幣、來甲國購買商品。於是，甲國開始累積貿易順差，甲國貨幣的匯率也慢慢地被推升。如果這是個有效率的市場，則甲國貨幣在匯率上的成長幅度會接近一．五倍，使得兩國彼此商品的「真實價格」相當。

然而，如果甲國決定不讓貨幣升值，硬是設法固定住自己國家的匯率波動，經年累月後，乙國物價可能漲到甲國的數倍，但兩國之間的匯率卻仍然維持在甲國當時釘住的水準。甲國雖然每年繼續賺進大量順差，人民卻越來越覺得自己比乙國人民低薪、買不起「乙國貨」，於是，甲國年輕人便開始出走，前往乙國工作。

通膨率低，又刻意壓抑匯率波動的甲國，正是台灣二十年來的最佳寫照。

「要不就是讓通膨加溫，要不就是對匯率鬆綁。重點在於，台灣長期以來累積了不少貿易順差，我們不該是個『物價』、『匯率』雙雙凍漲的國家。」這位經濟學者對甲國、或者說是對台灣，開出解決困境的藥方：「普遍來說，刺激通膨的力道不是那麼好控制，『惡性通膨』和『溫和通膨』只在一線之間。所以，鬆綁匯率，才是比較合適的作法。」

不過，這位學者所謂的「鬆綁對匯率的控制」，並不是要央行完全撒手、再也不管外匯市場，畢竟在過度波動時適當地介入緩和，有助於市場穩定，只是央行該如何調節，採用的手法必須從頭檢視。

從匯率數據上來看，台灣央行過去採取的，主要是類似釘住美元、釘住名目匯率的作法，這種只單方面考慮帳面上匯率波動的作法，容易忽略台灣和其他國家長期通膨率不同的情況，使得央行訂立匯率政策時，疏於考慮台灣通膨較低的本質；長期下來「物價成長」乘上「匯率成長」之後的數字，也就越來越落後於國外。

因此，若要讓匯率政策能夠做到兼顧物價差異，可以採用「實質匯率」作為指標。「實質匯率」是將名目匯率「排除物價變動影響」所得出。如果台灣能夠維持實質匯率在穩定的水準，台灣低於其他國家的通膨，便能夠藉由更多的名目匯率成長來抵銷掉，國際購買力依然能夠反映經濟成長的狀況。

當然，訂定匯率政策不能只參考單一國家，最好能顧及一整群主要貿易國，而由此衍生出來的結果，便是「有效匯率」。有效匯率的計算方法，類似加權平均匯率指數的概念。所以，台灣最適合做的，其實就是釘住「實質有效匯率」，兼顧通膨因素以及多個不同國家的波動情形。

回到十月二十六日的貨幣政策研討會，劉憶如繼續講述她心裡「一直覺得遺憾的事」，如果新台幣今天的價位不只這樣，那麼，「無論廠商進口原物料，或者一般民眾出國旅遊、念書，都可以寬裕許多。」

如果新台幣今天的價位不只是這樣，塔鑫是不是能更放寬心留在台灣工作、年輕人是不是更有動機留下來奮鬥？當台灣的貿易順差成長走到瓶頸、產業轉型依然停滯不前，低匯率政策在經濟成長上所扮演的角色已變得有害而無利；同時，這樣的政策還助長了台灣的低薪現象，壓低了台灣人本來能在國際上擁有的購買力。你，還願意容忍嗎？

a 台灣，為什麼我們又輸韓國？

2014年12月，央行在一份《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中，埋下了這樣的數據——1998年，台灣的「美元名目人均GDP」勝過韓國4412美元；2014年時，卻變成輸給韓國7167美元。來回超過一萬美元的所得缺口，難怪近年來提到韓國，就等於是薪資高於台灣的象徵。

進一步細究，2004到2014年這段期間，台灣「實質GDP成長率」和「兌美元匯率」兩項數據，走勢其實都和韓國相仿；我們的名目GDP成長率，卻累計輸給韓國近23個百分點。

實質GDP成長率，是用來衡量實質產出增加的指標；名目GDP成長率，則是以當年度的物價水準衡量當年度的產值。換句話說，台灣的實質產出增加幅度和韓國不相上下，但考慮完物價變動幅度後，我們的成長性，便落後於韓國了。

而這，正是台灣為什麼又輸給韓國的真相，我們的通膨率不如韓國，匯率走勢卻相近，導致我們的實質GDP成長率，無法完整反映在名目GDP的成長上。這同時也能說明為何2000年以來，台灣的實質GDP成長率優於全球平均，名目GDP占全球比重卻從0.97％一路下滑到0.72％。

但難道通膨低就活該所得差嗎？並不是，身為貿易順差國，通膨低，則匯率便該提高，如此方能把「實質產出增加」完整反映在名目GDP上。最後我們便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為什麼台灣又輸韓國？因為被「匯率」陷害了。 （梁凱傑）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