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國際教育，學生被動接收國際資訊。但從小活在網路世界的年輕人，早已學會用科技擁抱世界。當所有人都有機會與世界串聯，如何解決全球問題，更成為當務之急。新的國際教育，不再是空間移動或精通外語，而是掌握五大能力，跟世界一起學習，跨越任意門，做世界需要的人才。 ▲南加大8月中的新生入學典禮上，各族群的學生齊聚一堂，校長尼奇亞斯致詞說，周遭的世界是形塑個人內心世界的強大力量，就像全球化浪潮，也改變了世界的樣貌。

世界愈來愈小，變動愈來愈大之際，台灣也正迎接史上最需要擁抱世界，流動愈來愈頻繁的世代。世界眼中的國際人才，跟過去已經不同。

今年八月，來自一百四十個國家、將近一萬兩千位的運動員，聚集在台灣。

不管是開幕式陳金鋒揮棒，比賽時選手奮力拚搏的精神，抑或是閉幕時的煙火與陣頭，都讓世界看見台灣。

「四百公尺接力賽是我最爆淚的一刻。槍聲一響，美國選手跟台灣選手同時向前衝刺，我完全忘記自己是美國隊的工作人員，瘋狂幫台灣選手加油，」師大翻譯所學生張文蒨說。

她在世大運擔任美國團副團長助理，得學習面對不同國家的文化、態度與工作倫理。

「來自平凡家庭的自己，有機會和各國菁英一起交流，我真的很幸運，」張文蒨回憶起台灣和世界一起創造回憶的夏天，她還是激動。

擁抱世界，成為下一代年輕人的日常，每個人都有機會連結世界。

十七年前，全球有二一○萬個國際學生，現在四百六十萬；台灣出國留學的學生將近四萬人，來台灣的國際學生也超過十一萬人，創史上新高。（見表）

歐盟的學生移動力計劃「伊拉斯莫斯」，影響超過三百萬學生。（見六十五頁）

流動不再限於實體或是物品、金錢的流動，更是態度、價值觀與身分認同的虛擬流動。

過去的國際教育，談的是讓學生跟世界連結，「知道」世界的樣貌，被動接收與適應國際資訊。流利的英語、高社經地位背景、具有國際移動力的「國際新貴」，彷彿才是世界中心。

但隨著科技推波助瀾，幾乎所有人都被迫跟世界連結。年輕人在數位環境下茁壯，跟各國孩子連線打怪、共筆協作，懂得連結資源，用網路動員，追求共同價值。

現在的國際教育，強調不管在哪裡，每個人都得跟世界一起學習。

曾任教育部長、中研院院士曾志朗參與賓州州立大學的全球大學諮詢會議，發現所有大學都在討論，如何培養出更理解世界經濟、政治、環境變動的人才。

中國的一帶一路，怎麼影響經濟的全貌？「新的國際人才不只是知道，還要行動跟參與，」曾志朗說得篤定。

「沒有一個國家是孤島，」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育學院院長歐羅茲科（Marcelo Suárez- Orozco）說。

他研究全球化教育超過二十年，指出世界受到全球市場、媒體新科技與人口移動的影響，比過去更緊密，「教育得回應這樣的多元。」

但身為孤島的台灣，從頂尖大學到教學卓越計劃，卻仍還是強調國際化的量化指標。

舉凡國際學生人數、學生出國交換、姐妹校、雙聯學位、英語學程等都成為政府、大學大張旗鼓宣傳的績效與影響力。

世界的變化卻不只是如此。

「世界愈來愈脆弱，全球暖化、氣候變遷、貧窮、還有難民問題，都是全球議題，」歐羅茲科說，比起十年前，現在更迫切需要具有全球視野與跨文化知能的國際化人才，才能解決問題。

這是從「量化」到「質化」的轉變，而世界各國都爭相回應這新的趨勢。從歐盟、美國、德國、韓國和瑞士，都在重新思考培養國際化能力的策略。

趨勢一 所有人都要是國際人才

五大能力解決世界的問題

第一步，是所有人都要變成國際人才。

歐洲議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就重新定義「國際化」，認為所有人都應該成為國際人才，不應侷限少數菁英學生、教師的移動。

而推行教學、課程與學習成果的國際化，才能讓最多人享有國際經驗。

新國際人才的樣貌是什麼？世界經濟論壇（WEF）探討二十一世紀必備的五個能力：包括跨文化認知與理解力、溝通協作力、全球議題解決力、自主學習與批判思考力，以及快速適應變動力。

幾乎所有受訪者，談起國際人才，言必稱跨文化認知能力、溝通與團隊合作。

在台灣工作超過十二年，台灣新創競技場總經理韓荷麗，看過許多新創、也管理跨文化團隊。她分析，跨文化合作已經成為日常，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學習、工作，除了理解與傾聽文化差異，還得在這樣的理解下，成功溝通與合作。

加上當前社會要解決的，是又複雜又全球的議題。「你得知道你在世界的哪裡，而你能為這個世界貢獻什麼，」成大校長蘇慧貞說。

紐約的聯合國大厦裡，當年還是成大國際長的蘇慧貞遇到聯合國的官員，急切地談起台灣外交困境，但官員淡然地問，「那台灣想替世界解決什麼問題？」

這時，蘇慧貞驚覺，台灣總是期待被看見，卻很少宣稱要為世界做出貢獻。她希望學生了解，身為世界公民，該如何解決其他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問題。

當上成大校長後，她最常問學生的問題是，「你想為世界做什麼？」希望學生思考，自己跟台灣的相對位置哪裡，如何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這樣的認知，需要自主學習與批判思考的能力，才能在雜訊中辨別真實，反思自己的處境。 ▲校園裡不同文化與語言交織在一起，逐漸成為世界各國的常態。 這也是IOH平台創辦人莊智超很大的體悟。莊智超大二時曾到英國遊學，和外國人說自己聽英文歌、吃麥當勞，以為很國際，卻招來奇怪的眼神。

「台灣應該提供差異化，不是西化，」莊智超那時才發現，只有了解自己，才能帶來創新的可能。

創新，才能創造價值。

宏碁是第一個在海外打下亮眼成績的台灣品牌，對宏碁創辦人施振榮來說，「創造價值」才是國際化。

怎麼創造價值？施振榮認為不斷學習、適應變動，在任何角落能展現一流水準，就是國際化。

此外，根據資誠今年《全球未來人力調查報告》調查全球一千兩百家CEO，快速適應變動的能力被公認為最重要的能力第一名。

「你得學會丟掉，再重新學習，」奇點大學被譽為全球最創新的大學，多元與包容計劃主持人艾斯摩塔，習慣跟不同國家的非營利組織與學生互動，每次互動，都得重新學新技能與價值。（見九十頁） ▲在矽谷山景城，有個熱愛轉換領域的年輕人陳昱仲，從人類考古學轉戰金融科技，用區塊鏈技術創業，參加各式創新創業聚會，連結不同國家的人脈與資源。 ▲（中圖）UCLA教授曾憲榮 ▲（左）帶著台大醫學系畢業的簡佑任

趨勢二 專案導向跨界結盟

跨組織、領域、產業、國界連結全球資源

新國際人才需要具備這些能力，但學校怎麼教，機構怎麼改變，才能培養新國際人才？

最大的改變，是強調「專案導向」的跨界結盟。不像傳統強調姐妹校、交換或雙聯學制，這裡的跨界，指的是跨組織、領域、國界與產業的合作，而且得從解決問題開始。

清華大學校長賀陳弘說，台灣一直都重視國際化，但現在國際化內涵要更深刻，傳統的成本、語言等考量都不再那麼關鍵。

重點在「連結」資源與人脈。國際合作也從傳統一味看向歐美，轉而面向中國、印度、東南亞等新興市場。

美國南加大馬修商學院，帶學生到上海、北京的工廠見習參訪，讓學生當顧問，解決當地企業遇到的問題。南加大也利用龐大的校友連結，提供學生海外實習機會，為了讓學生走出美國，到世界各角落，學習跨文化合作經驗。（見八十二頁）

清大則利用台灣在高科技半導體的優勢，和工研院、印度理工大學三邊合作。清大教授當印度理工大學學生的指導教授，學生到工研院實習，培養印度人才。

跨國團隊合作也展現在頂尖學術研究。曾志朗今年代表台灣，和新加坡、維也納、德國、日本、俄羅斯、台灣和美國研究機構裡的資深研究者，共同發起大型計劃。

他們在各地成立學術社群，研究與未來挑戰有關的議題與領域，讓年輕研究者由下而上申請計劃，培育解決問題的人才。

把人才帶到國外，和頂尖機構合作，也是一種。

台灣土博士、UCLA分子藥理系教授曾憲榮，和洛杉磯錫安山醫學中心的前列腺癌權威博薩德斯合作轉譯醫學，開發出血液檢測晶片「奈米魔鬼氈」。

這個發明透過晶片做血液篩檢，監測癌症病患血液中的循環腫瘤細胞，能定期監控病情，降低癌症轉移與擴散風險。這項研究，也受邀加入美國癌症登月計劃。

但曾憲榮不滿於此，「我想培養台灣人才，」他在美國打造人才庫，想回台灣改變醫療制度。

他延攬台大醫學系畢業的學生進到實驗室，和醫學中心合作，接受跨領域研究訓練，「你學會了，再回去顛覆台灣，」曾憲榮習慣這麼跟學生說。

跟在曾憲榮身邊的台灣醫生簡佑任，剛來美國半年，就已經在當計劃主持人，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官員提研究計劃，「如果在台灣，這件事不會發生，」二十七歲的簡佑任說。

日本則利用國家結盟，跟東協國家合作。企業送當地人到日本念書，畢業後再派回越南，培養海外人脈。

台灣學生也能參加！

金額最高的全球青年移動計劃

今年是歐洲推動學生交換的跨國移動計劃「伊拉斯莫斯」（Erasmus）30週年，最一開始歐洲各國主打學生跨國移動，希望形塑年輕人的世界觀。

2014年，歐盟推出「新伊拉斯莫斯」計劃（Erasmus+ Program），從2014年到2020年進行，7年計劃要投入147億歐元，其中包括學生交換、國際志工、海外實習、碩士雙聯學位等子計劃。歐洲議會也通過最新的「伊拉斯莫斯青年創業」計劃，創業年輕人可以跟著資深創業家一起到另一個歐盟國家工作1到6個月，因應最新的移動趨勢與海外創業潮。

「伊拉斯莫斯」碩士雙聯學位計劃，先由歐洲至少3個國家的學校組成跨國學程聯盟，也可以加入非歐洲國家，例如台灣目前也有4所大學參與學程聯盟。只要經過歐盟審核通過，學程就開始招生，自己決定課程設計、招生條件與申請文件，等於完全獨立於歐盟運作。

學生申請學程，最少去2個國家，最多可以到4、5個國家念碩士，譬如第一學期在愛爾蘭、第二學期在馬爾他、第三學期在捷克等。當學生完成所有學業，畢業證書上就會顯示學程與參與學校的碩士學位。（程晏鈴） 趨勢三善用科技的創新模式

結合網路學習與傳統大學

第三個趨勢是結合網路學習與傳統大學的創新模式。科技進步，跨國線上課程方興未艾。一三年全球有四百三十萬留學生，但MOOC平台Coursera 就有超過兩千萬用戶。

科技讓教育不受邊界限制，成為共同平台。想像一下，不同國家的學生坐在電腦前，看著大螢幕裡，位在不同時區的彼此，一起上課。未來，這些學生都是團隊伙伴，要跨國合作、設計創新產品。這是由國際教學聯盟發動的課程，包括中、美、韓、印、德、墨、澳、希臘、巴西、以色列等國，跨越十七小時時差。

而為了提升跨文化認知能力，課程更讓各國學生互相採訪，最後還得換位思考，代表對方說故事。 ▲UCLA教育學院院長歐羅茲科研究全球化如何影響教育，已經超過20年。他認為教師如何應變不同種族、文化、語言的混血教室，是未來教育最大關鍵。

趨勢四課程與教學國際化

不再獨尊英語，認識世界的多元樣貌

第四個趨勢是，課程與教學國際化。過去十年間，只要談課程、教學國際化，幾乎都是英語教學。

非英語系國家尤其積極。德國為了吸引更多國際學生，過去十年大幅增加英語授課課程，成長超過兩倍（見一○○頁）。韓國也一樣。韓國延世大學規劃全英語教學的國際學院；「韓國MIT」韓國科學技術院（KAIST）有超過八五％的課程是英語授課。（見一一六頁）UCLA教育學院院長歐羅茲科研究全球化如何影響教育，已經超過20年。他認為教師如何應變不同種族、文化、語言的混血教室，是未來教育最大關鍵。

台灣發展英語學程，一五年，全台有五十四所大學有英語學位學程，跟三年前比成長一倍。

但現在的課程與教學國際化，卻不一樣。為了讓在地學生有國際視野，回到課程本質。

歐洲各國就提供學生跨文化學習課程。美國教育委員會要求學生修全球議題課程，像公共衛生、環境、世界和平等。

南加大鼓勵教授做課程創新，迎接世界趨勢。校長尼奇亞斯從校到院，提供資金讓教授研發課程，也在專業領域挖角最強的教授，提升教學品質。

不只是大學，在課程國際化，美國和台灣高中走得更扎實。

美國高中認為弱勢學生也有權利國際化。光是洛杉磯，就有八五％以上的學生來自移民家庭。所以課程強調從社區開始，讓高中生理解文化差異。

台灣面對新移民社會，教育也得回應這樣的需求。

明年上路的一○八課綱，首次將「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作為核心素養，融入所有課程與教學，比起以往只教知識，讓學生對世界有更多討論。

國教署副署長戴淑芬舉例，課程不再只講食物、服裝或音樂等內容，而是提及背後歷史文化脈絡，深化國際教育內涵。

應邀來台參加《天下》、玉山國際大師論壇的「隱形冠軍」教父西蒙博士，臨別前一再語重心長地提醒：「要讓台灣的年輕人、下一代，及早準備好迎接全球化的持續襲來。」

世大運煙火的絢爛猶在，但培育人才不只像煙花般短暫。從學校、企業到政府，每股改變的力量，已經像點點繁星，串起廣闊銀河。

英語好＝國際化？

打破英語教育的迷思

台灣學習英語的熱潮從未減少。10年前，《天下》就探討過台灣的英語焦慮。從全美語、雙語到英文檢定，大學英語畢業門檻，甚至全英語學程，在全球化的時代，台灣與世界接軌的渴望愈來愈深，台灣的大學也是如此。

現在台灣的大學為了國際化，有54所學校推動全英語學位學程，共有371個全英語授課班級。除了全英語學程，不管是台大、清大、交大、成大、師大等校，都設置英語畢業門檻。許多頂尖大學認為，主要獲取資訊的管道、頂尖研究與資料庫，都是英語呈現，看懂最新的世界趨勢，才能與國際接軌。

「英語很重要沒錯，但它不是唯一，也不該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沒有英語能力就沒有國際觀，這是錯的。只要有英語能力就必然有國際觀，這也是錯的，」政治大學語言所教授何萬順直言，有了英語基本工具，但缺乏批判思考或邏輯分析能力，無法區分資訊的好壞、理解不同文化差異，英語再好也很封閉。

負責提升台灣技職教育國際化工作、北科大國際事務處組長林彥良觀察，過去很多人認為英文是國際化的全部，但現在政府鼓勵與推動國際化時，也不斷推多種語言、與連結文化與產業的課程。

何萬順認為，台灣過度強調英文重要，扭曲語言的價值。「台灣過度恐嚇學生，讓學生認為自己英文能力不好，沒有國際競爭力。但這樣的做法卻打擊了學生的自信心與持續學習的動機。」

事實上，教育部也在去年9月正式發函給各大學，強調要促進大學英語學習正常化，請各校斟酌是否將英語能力檢定做為畢業門檻的規定。

英語重要性無可抹滅，但只有語言，卻缺乏理解背後的歷史、文化脈絡、甚至理解問題的全球視野，也無法成為連結國際資源，解決問題的國際人才。（程晏鈴）…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