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教科書裡的「六四天安門」歷史竟是這樣…

教科書內的「六四」

六四事件,這一段歷史是如何被編寫於中史教科書中?支聯會在2009年和2011年曾進行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大部分都將事件放在改革開放的大框架下講述,視事件為改革開放所引發的問題,及演變成一場風波。而交代事件起因,大都指出貪污腐敗、貧富懸殊等問題,激發社會矛盾,是事件的肇因,而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成為觸發點。而對於政府的應對、處理,所用字眼均是「干預」、「清場」,而非「鎮壓」,並以「平息事件」作結。

「目前在高中教科書的內容佔兩版篇幅,加插圖片;正文沒有提及傷亡數字,有些則會在備註提及;亦有會引導學生從官方、學界的不同角度分析事件。至於初中的內容,大概有一段二百多字的描述,這樣的篇幅也是合理的。」教協理事、中史科教師陳仁啟表示,學校選書主要考慮課本的資料是否充足,或因應學生程度挑選較深或較淺的教科書,反而沒有考慮內容在描述事件的政治中立性。

中史憑誰解讀

此外,特首林鄭月娥提出將中史列為初中必修科,上月教育局公布的課程修訂大綱,並沒有提到「六四事件」,原因是「未有納入的事件因在中國歷史發展中並不重要」,但強調若老師覺得合適,可自行於堂上教授相關內容。陳仁啟表示,就教育局近日在「香港在中國以南」、「母語」、「繁體字」等連串事件的處理態度,會令老師擔心課綱沒提及「六四事件」就不能教授,同時出版社亦可能自我審查,在課文自行刪減「六四事件」部分。「若缺失這部分,在教授改革開放的歷史時,就變成改革開放只有成功,沒有挫折,扭曲了歷史。」陳仁啟說。

他說,目前實際的教學情況,一些老師會因趕書而跳過六四事件不教,而他則會在課堂內播放教協製作的六四短片,「同學反應會說『好慘』」。而高中中史的課程內容,則有納入六四事件,在校內考試上,部分同學答題時會把「六四」和「五四」混淆,公開考試則從未出過有關試題。
高中中史教科書內的「六四」內容
▲資料來源:支聯會
▲1989年5月21日,《文匯報》社論開天窗。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

兩個把真相帶回來的新聞人

陳寶珣

「當時本能地去記錄自己的視點和感受,不知誰是學生領袖,只一次偶然拍攝了吾爾開希。」黃勤帶說。
他們都曾在廣場上見證這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努力把真相記下來,直至機關槍聲四起,坦克車駛至廣場,學生市民遭射殺輾斃……
陳寶珣: 用文字抵抗

「那種恐怖,是真的恐怖。」陳寶珣說。他當時是《信報》特約記者,離開時看見現場仍有煙火,無從得知軍隊是否仍在鎮壓,乘坐飛機身處在城市上空,感到震撼和怨憤,卻不知怎樣釋懷,「只能跟自己說,把真相帶回去,別人也跟你說,你們一定要離開,把真相帶回去,但多了一箱兩箱『真相』又如何?」

他說,回港後,他感到需要在極大的無奈下,賦予自己一些意義,於是寫下小說《發給每個閉塞頭腦幾顆理性的子彈》,描述六四事件過後北京人的生活狀態,努力投入生活,日子卻瀰漫着一片難以消弭的不安。他說,重讀作品,起初覺得文字中的自己很陌生,一頁一頁看下去,才驚覺那些過去連接着此刻的自己。

這麼多年之後,「極權情形沒有改善」,他說,現在中國人已不能作正面抵抗,因為即使在憲法下的專業範圍做自己分內事,也可能蒙上「尋釁滋事」的罪名,例如觸礁的維權律師。香港則由支援者不得不轉變成前線抗爭者,壓迫的勢力開始肆無忌憚。「如果你仍然看不到這種改變,我也沒有辦法。」他慨嘆,許多人已調整對政權的看法,千方百計想用什麼取態去接受這個事實,「不能像那些右傾的民主派,以為可以談,其實多年來又傾又砌也不見成果。現在大家在尋找對應方式去,卻得不到共識,因對方太厲害,把你們弄到四分五裂。」

他說,二十九年前許多記者可以去英國拿護照,申請居英權。他,在八九前後卻沒有離港,因那個年代,香港充滿可能性,「記者寫什麼也可以」。而拍攝紀錄片,電視台亦提供許多資源,他想留下來。現在,他看着香港記者在中國採訪需要面對龐大的維穩力量,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當年吳志森曾問他,九七後會否害怕沒有新聞自由,「我說有什麼好怕,做好了,才去怕別人如何challenge你。」

到了2015年,陳寶珣開始感到這一代的悵然無力,假裝忘記的鬱悶感覺,似曾熟悉,於是再次執筆,發表有關佔領運動的小說《沒島戀曲》,接着今年再出版歷史文學《荒澤之魚》。「其實,多年來都有些打手,在網上逐章逐節把你當年寫下的報道說成捏造,你寫下的事實,被說成另一個『事實』,但你不是跟他們打爛仔交,我要用另一方式去爭奪。」

他說,兩本著作都跟六四有關連,「因我的六四記憶卡還在處理data,重疊不同時代的image,透過寫作反映出來。」他說,文化體現於人的思想自由與批判,這也是專制政權最害怕的,也是我們最有力的反擊,所以有必要加倍着力去建立。「年輕人或沒有六四的data,但可能參加過佔領,甚至也可以是藍絲,這些data構成整個社會的記憶卡,亦會互相讀取運轉和影響,就像現在經常說的大數據,所以我們做好自己,就是一種抵抗。」

黃勤帶: 精神影像成為永恆

89年5月4日,攝影記者黃勤帶剛完成在北京的體育活動採訪,看見數以萬計的北京高校學生走在長安街上,高呼反貪官,反腐敗,同時在天安門留守的學生愈來愈多,便決定留在北京作影像紀錄。他向報館請假,準備大量菲林,每天往返廣場和北京飯店,全身投入拍攝。他說,當時不用應報館要求拍攝特定人物活動,記錄可以較主動,看現場形勢,本能地透過觀景器的框框去記錄自己的視點和感受。「現場不知誰是學生領袖,只一次偶然拍攝了吾爾開希。照片畫面較抽象,如果帶返報館,編輯會問是否菲林第一格的照片,不會用。」

黃勤帶當時已累積了一些抗爭和突發場面採訪經驗,樂觀地認為整場運動,將會是社會向前發展的必經的歷程,卻沒料到政權會對學生實施鎮壓。回港一年後,他選了六十四張照片,結集成《89廣場的日子》,「當時沒有刊登很多學生正面的樣子,以保護他們身份。」到2011年,《89》重新編訂,當年學生的面容亦得以見天日,他說,照片裏的學生都是「素人」,因如果是大家熟悉的,想像空間會減少。他翻着攝影集說:「照片內的人,現在不再年輕,部分人可能已經變成一個商人或者一個官員,雖然諷刺,但已經不再重要,留住那一瞬間的精神,即是學生追求自由的精神,才是最有價值的。」

黃勤帶

黃勤帶《89廣場的日子》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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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周刊 第25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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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內的「六四」

明報周刊

2018/6月號第25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