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有兩萬多刑事被告不到庭、到案 傷司法威信

國內曾有不少重大犯罪的被告棄保潛逃，即使逃亡失敗，也僅是保證金被沒收，不須負擔刑責。藍白立委提案增訂刑罰入罪，然而如何有效防逃，又不違反比例原則，成為修法難題。

撰文／馬揚異

一名受審中的詐騙集團首腦朱男，去年底在法院裁准下，卸除佩戴八個月的電子腳鐐，隨後逃逸無蹤。未審結的詐欺案，牽涉兩百多名受害者、財損高達一．一六億元。今年三月，法院通緝朱男、沒入一百萬保證金，然而被害人的正義能否得到伸張，成了未知數。

被告棄保潛逃的新聞在國內屢見不鮮。去年，國寶集團總裁朱國榮涉嫌炒股、內線交易，同樣在案件審理期間放棄五億多元保證金，潛逃境外，至今下落不明。
逃跑代價只有保證金
棄保誘因大過罰錢嚇阻力

棄保潛逃，就是指「放棄保證金潛逃」。當刑事案件起訴後，法官為了避免被告逃亡、滅證、再犯，得將被告羈押；反之，若法官認定被告沒有羈押必要，可命被告繳交一筆保證金、擔保不會逃亡，否則沒入保證金。不過，目前法界討論「棄保潛逃罪」時，也將接受責付、限制住居等羈押替代處分的被告納入規範對象。

正因為逃跑的代價只有保證金，不必擔負刑責，對於許多只怕被關、不怕罰錢的重刑犯，棄保潛逃誘因不小，長期下來，對我國司法公正造成嚴重危害。

據法務部統計，我國目前五萬多名通緝犯中，有將近一半是在起訴後的審判或執行階段脫逃。尤其在執行階段，遭判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未到案、遭通緝者，前年共一二六七人，去年光是一到八月就累計八百多人，平均每月有上百人脫逃，司法體系卻始終無法有效防範。

「這是目前刑事訴訟程序裡的大漏洞。」台灣日本刑事法研究學會理事長林裕順點出， 現行《 刑法》中， 被逮捕、拘禁的人脫逃有刑責，但在案件偵辦、審理到判決確定期間，若被告逃跑，卻只有沒入保證金的行政罰，「當犯法的人都逃跑，對司法威信會是很大的打擊。」

二○一七年，總統府召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的決議之一，就是訂定「妨害司法公正罪」，將棄保潛逃行為入罪。然而，由於專家意見分歧，草案至今仍躺在行政院未送出。

隨著新國會走馬上任，在野黨主動出擊，包括民眾黨團、國民黨立委羅智強先後提出修法草案，擬將棄保潛逃入罪，現已一讀通過，將交付委員會審查；民進黨團對修法持開放態度，僅盼處理爭議條文時，尋求社會最大共識。

只是，若跨黨派一致認可修法貼合實務需求，為何延宕七年仍卡關？背後又涉及哪些爭議？

重判恐違比例原則 人權保障、司法追訴須衡酌

翻開藍白立委提出的修法草案，都是將原本最高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逮捕、拘禁「脫逃罪」， 加重為最高三年，另增訂「棄保潛逃罪」，同樣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若被告犯重罪，可再加重其刑到二分之一。

但這樣的修法版本，也引來質疑。民進黨團就認為，若逃逸的被告本身涉犯的是輕罪，卻被加判棄保潛逃罪，有可能導致後罪大於前罪，不符比例原則。

過去躍上媒體版面、社會矚目的棄保潛逃者，多是重罪被告，但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蕭永昌指出，部分輕罪如偽造文書、酒駕、施用毒品等，當事人不到案的情形也不在少數，如何訂出一體適用的刑度，堪稱修法一大難題，「棄保潛逃當然不應該，但實務上的考量是：刑期的天花板跟地板怎麼訂才合理？」

一名行政院官員也提出人權上的疑慮，以冤案當事人陳龍綺為例，當時他被判妨害性自主罪，拒絕入監報到，之後再審改判無罪。若照目前立委的修法版本，當事人獲平反，卻得因棄保潛逃而服刑。他認為，未來修法如何納入除罪條款、補償機制，須有更完整的討論。 然而，法界也有另一種見解，認為棄保潛逃侵害的是「不遵守司法秩序」的法益，與本罪輕重無關。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張明偉說明，罪刑是對「嚴重義務違反」的制裁，如殺人罪違反的是不殺人的義務，竊盜罪違反不偷東西的義務，「棄保潛逃罪，違反的則是按時到庭的義務。」他認為，在棄保潛逃問題氾濫下，應啟動更強而有力的落實機制，提升司法威信。

國際也有前例可借鏡，除了最常被引用的美國法，林裕順指出，日本也於去年修法，在《刑事訴訟法》明定被告保釋不到庭、限制住居脫逃、執行不到案等行為，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他贊成棄保潛逃入罪，「但怎麼訂才能符合人權保障，與司法追訴取得平衡，就是另一個重點。」

從實務出發，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楊雲驊坦言，立委版本訂定最高刑度三年，實際上往往判不到一年，甚至可易科罰金，因此重判的疑慮不見得會發生。不過，從學理來看，他也認為棄保潛逃罪的修法須從長計議：「刑罰要符合謙抑原則，不應隨意擴張範圍，台灣如果要修法，還是要更加謹慎。」
立法宣示作用恐大於實效
改善防逃機制才能治本

綜合各方觀點，反映的是修法的兩難。對輕罪、冤案被告而言，棄保潛逃罪的刑責恐失比例原則；但對重罪被告，最高三年刑期又不痛不癢。偵辦過許多詐欺案的蕭永昌就直言：「假設一個詐團首腦被判七年，想要棄保潛逃，他會在意多判一、兩年嗎？重點是跑了不被抓到，判再重也沒用。」

楊雲驊也認為，「像朱國榮的案子，最後可能被判一、二十年，就算有棄保潛逃罪， 他還是想跑。」他更點出， 不只重刑犯， 過去許多刑責輕的被告也會為維持家計、還債等原因拒不到案，「政府從來沒去了解被告棄保潛逃的原因， 針對他們進行實證分析統計， 現在要立這個罪， 其實有些草率。」

當重罪被告逃亡事件頻傳，人民對司法不信任感漸增，將棄保潛逃入罪，或可發揮宣示作用，安撫沸騰的民意；但長期來看，要能有效防逃，提升司法威信，只憑一條棄保潛逃罪，恐怕治標不治本。

最根本的作法是改善防逃機制，楊雲驊認為，除了提升重刑犯羈押率，也應善用科技監控。法務部與司法院共同建置的「科技設備監控中心」兩年前揭牌，去年卻傳出監控人數僅二十六人，不符預期。他建議，未來除了使用電子手環與腳鐐，也納入技術相對簡單、成本低的手機定位監控，擴大監控範圍。

此外，多名學者均提到，依現行《 刑事訴訟法》，法官宣判時被告不須到庭，許多被告得知有罪確定後，會趁檢察官執行刑罰前脫逃；若能修法規範特定犯罪類型、重大案件之被告到庭聽判，也能在判決完當下立刻執行，有助改善罪犯不到案情形。

台灣棄保潛逃亂象叢生，修法入罪不難，但如何真正發揮遏阻效果又不失比例原則，行政與立法機關須有足夠分析，針對不同樣態訂出更嚴謹細緻的規範。增訂刑責之外，也須強化防逃機制，才能釜底抽薪。

謙抑原則
指刑罰為法律制裁之最後手段，須考量必要性，審酌比例原則。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