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前總編輯還原專訪幕後

普丁在採訪中保持政治家風範，總是保持沉著，但他提出「自由主義的觀念已經不合時宜，與多數民眾的利益相衝突」，卻也掀起了話題風暴。

《金融時報》前總編輯還原專訪幕後文／萊奧納．巴伯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週三，莫斯科。採訪普丁宛如波修瓦芭蕾舞團的演出，每一步都經過排練，不碰運氣。今晚舞台所在地點位於紅場旁克里姆林宮元老院內閣廳，壯觀氣派，四尊帝俄時期沙皇雕像俯視總統辦公桌。我會在附近小圓桌採訪普丁，俄國電視台則在一旁錄影，隔天傍晚播出。

為了這次採訪，我比平常下了更大工夫，美國前駐俄大使暨當年外交翹楚比爾．伯恩斯向我提點普丁的心理模式。三十多年來的人生導師暨俄國專家佐立克則提醒我保持風度，避免咄咄逼人。曾經派駐莫斯科的路透記者東尼．巴伯也提供相關協助，包括提供一個重量級問題。

總統級專訪近午夜才開場

剛過六點半不久，俄國口譯員韓莉塔現身大都會飯店門廳，據本報莫斯科分局主任亨利．佛伊的說法，她是最頂尖的口譯員。

老樣子， 普丁再度拖延。搭乘計程車到克里林姆林宮僅四分鐘車程，屋外下著滂沱大雨。一行人走進黃色牆壁與灰泥天花板的偌大廳室。四名剽悍保安人員走進來，打量這群外國訪客後，在四張空著的木頭椅子坐下，害得接下來一小時我和亨利兩人得站著與克里姆林宮的僕役們閒聊。

三小時後，剛過晚上十一點半，普丁進場，個子矮小結實又有些跩。他以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巴伯先生，歡迎來到克里姆林宮。」（這些輕聲細語的強人是怎麼啦？）我先是用英文回答：「謝謝您，總統先生。」接著改以德文表達。巴伯：「上次我們相遇是在一三年倫敦的一場晚宴，很高興再度相見。」大人物（ 改以德文表達） ：「 德文在哪裡學的？」

巴伯：「我在德國讀過書，在那裡當過筆譯及口譯。但我也在牛津就讀，主修德文與現代史。」

大人物：「現代史是什麼？」

巴伯：「 我們那個年代，牛津大學界定的現代史是從公元三百年起算。」

大人物（眼神空洞）：「我是問你覺得現代史是什麼？」

巴伯（短暫沉默，試圖解讀他的意思）：「一九八九年以後的歷史。」

大人物：「很好，我們開始吧。」

後續九十分鐘的採訪像是引信緩慢燃燒。我問普丁隨著任期延長，風險胃納量是否跟著變大。他說，要有合理理由才能冒險，「有一句俄國諺語是這麼說的：『不冒險的人喝不到香檳』，但這句諺語不適用於現在這個情況」。典型的Ｋ ＧＢ雙重否定句。 問起俄國在委內瑞拉的布局時，原本板著臉孔的他閃現一絲惱怒，口氣卻不像是生氣，反倒像是難過：「 我們一開始很順利的。」我問，斯克里帕爾是不是眾人皆可討伐的對象。普丁無動於衷， 不願上鉤，只顧泛泛而論，避重就輕，事後想了一下，說：「間諜新聞不值五戈比（註：一百戈比等於一盧布）。」

巴伯：「有人說，人的生命不只值五分錢。」

普丁瞪著我， 嚴肅表示：「叛國是罪大惡極，叛徒必須遭受懲罰。我不是說索爾茲伯里事件的手法就是正確的，但叛徒就是必須懲罰。」

我提出東尼．巴伯的問題，進一步露出我的真面目：英國脫歐、川普當選及德國另類選擇黨崛起，可見民眾對精英與權貴強烈反彈。俄國又能維持多久不受波及？

自由主義之死掀話題風暴

普丁表示，執政者不能忘記一點，政府存在的目的是替普通老百姓創造「穩定、正常、安全與可以預料的人生」；西方精英忘記這一點，與普通老百姓脫鉤，「自由主義的觀念已經不合時宜，與多數民眾的利益相衝突」。

我望向亨利，有新聞可以報了：普丁在大阪Ｇ20高峰會前夕宣告自由主義觀念之死。此刻正逢歐美地區自由主義民主遭受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夾攻，普丁的一席話肯定會掀起風暴。

普丁在採訪中保持政治家風範，堪稱自律表率，既不曾拉高音量，也未拍桌，總是保持沉著。儘管事前做好準備要近距離與這位擾亂大師接觸，訪問中有時難免緊張。問到民粹威脅俄國那一題時，似乎讓他沉不住氣，看來英特爾的安迪．葛洛夫說的也許有道理：唯有偏執狂才能撐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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