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SARS疫情燎原中國，全國5000多人感染，奪走349條生命。胡錦濤剛掌權，還未坐穩位子就忙於抗疫作戰。那時中共還是政治局常委分工、「九龍治水」；如今習近平黨政軍大權一把抓，空前集權，官僚們不敢「妄議中央」，不敢在習未點頭前做決定。

官員看習近平臉色辦事，但病毒可不聽習大的話，於是武漢肺炎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對習近平而言，武漢肺炎疫情已成了比中美貿易戰、香港反送中更嚴苛的挑戰。

相對於中國政情冷峻凝重，一海相隔的台灣則是眾聲喧譁，口罩政策引發民怨，也一度成為變相統獨口水戰。然而，在爭議聲中，疫情卻仍未失控。

蔡英文的副手陳建仁、閣揆蘇貞昌都是當年抗煞團隊重要成員，這場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戰役也成了小英政權勝選、邁向第二任前的最大考驗。

尚未從經濟戰中恢復元氣的中國，一開春就遇到重大疫情，接下來經濟、產業要怎麼挽救？這場疫情又將如何影響全球政經大局？從宏觀到微觀，我們帶您看清楚疫情陰影下，新一年的前景。 官僚封口、媒體失聲，連ＮＧＯ都消失殆盡

習大集權造成武漢肺炎難擋

習近平高度集權，一是造成官僚們因畏懼「妄議中央」、沒有習的批准誰都不敢做決定，二是摧毀了正直、值得信賴媒體提出的質疑之聲，三是社會ＮＧＯ組織消亡，無法讓社會發動起來抗疫，終於讓武漢肺炎奪走一條條珍貴的性命。 一月二十五日，庚子鼠年的大年初一，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神色凝重地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緊急開會，為蔓延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俗稱武漢肺炎，台灣衛福部命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下達指令，但恐慌已籠罩全中國，中國人根本無心過年。

封城，習大採最原始防疫手段

早在去年的十二月初，武漢傳出有人罹患不明肺炎，武漢衛健委聲稱「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嚴禁各醫療單位對外發布訊息。但周邊國家接連有病例出現，遇上中國啟動三十億人次移動的春運，以及春節期間大量中國遊客出國（去年達七百萬人次），境外如臨大敵。

一月十九日，習近平首次對武漢疫情公開談話，武漢當局口風大變，央視對疫情猛進行報導，病例驟然直線攀升。當年抵禦ＳＡＲＳ功臣、中國首席傳染病學專家鍾南山十九日率領「國家高級別專家組」南下調研武漢疫情，隔天透過央視表示「肯定有人傳人現象」。武漢政府才證實有十四位醫護人員已感染。

中國三十一省隨後都淪陷，全球二十六國遭殃，美日等國也從武漢撤僑。

十七年前，ＳＡＲＳ在二○○二年十一月至○三年七月像野火燎原在中國蔓延，全國五千多人感染，奪走三四九條生命。當時胡錦濤剛接中共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但中央軍委主席還在江澤民之手，胡尚未大權在握就疲於應付ＳＡＲＳ的疫情。

如今習近平黨政軍大權一把抓，面對武漢嚴峻疫情，高唱「四個意識」（政治、大局、核心與看齊意識）、「兩個維護」（維護習核心與黨中央）等老調，採取最原始、霹靂的防疫手段──封城。

政治掛帥的防疫指揮體系

一月二十三日凌晨，武漢宣布封城，但在封城前已有五百萬人離開武漢；黃岡、鄂州、仙桃、赤壁等湖北城市跟進封城。解放軍進駐疫區，興建火神山和雷神山隔離醫院，並由解放軍接管。

北京則宣布延長春節到二月二日；全面禁止中國旅行社出團；延後大中小學開學時間；關閉北京紫禁城、上海迪士尼樂園和長城等各大旅遊景點；春節賀歲電影全面撤檔，電影院無限期停映。

武漢肺炎爆發後，確診、疑似和死亡人數急速攀升。截至二月四日，依中國官方統計，中國確診二○五一三例、死亡四二六人。封城後的武漢宛如煉獄，武漢當地病毒致死率至今高達五％、湖北三％、中國二％，其他國家○．六％。

大年初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應對疫情領導小組」會議並擔任組長，副組長為王滬寧，成員有中辦主任丁薛祥、管衛生的副總理孫春蘭、中宣部長黃坤明、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管外事的國務委員王毅、國務院秘書長肖捷、公安部長趙克志。習近平會見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Ghebreyesus）等官員時，還強調「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這次疫情防控阻擊戰。 從小組成員解讀，這次防疫指揮體系還是政治掛帥，副組長是王滬寧而不是管衛生的孫春蘭，是要貫徹習的意志，而七位成員中有四位（丁薛祥、黃坤明、蔡奇、趙克志）是習家軍。

武漢疫情為何一發不可收拾？首先是武漢政府隱匿疫情。中國疾病控制中心專家聯合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ＮＥＪＭ）發表的論文就透露，新型冠狀病毒早在去年十二月就在武漢發生「人傳人現象」，且有醫護人員感染，這與武漢衛健委堅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說法不符。

上級沒授權，地方冷處理

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專訪時，坦承披露疫情不即時，指需要上級授權才能披露訊息。武漢協和醫院醫師林羽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訪問時表示，武漢市最初應對疫情的策略是「冷 處理」。協和醫院當時就通知，沒有授權，不允許私自在公共平台談論病情，不允許私自接受媒體採訪，「整個就不讓說」。

其次是習近平高度集權，造成官僚體系懶政，錯失防疫關鍵時機。習近平正式談話，整個行政機器才動起來。 官員看習近平臉色辦事，但病毒可不聽習大的話。《日經東亞評論》分析，習近平的一人獨大領導風格下，官僚們因畏懼「妄議中央」，避免在沒有習的批准下做決定，阻礙了中國因應疫情，導致防疫工作一開始就處於落後局面。

第三是中國媒體集體缺位。中國作家許知遠在社群媒體寫道：「十七年前，我是個剛入行的記者，覺得ＳＡＲＳ迫使中國重新思考自己的治理模式，還可以對《紐約時報》表達自己的感受。上一場危機還有蔣彥永、鍾南山這樣的醫生、柴靜這樣的記者，以及大批追蹤媒體，如今似乎只有《財新》一家雜誌在繼續正常的報導。」

許知遠感嘆：「這個系統最成功之處，就是摧毀了正直的人、值得信賴的機構，以及一個社會自我敘事的能力。只剩下一個傲慢的權力以及一堆雜亂的信息與脆弱、孤獨而憤怒的個體。」 ＮＧＯ只剩失去公信力的紅會

第四是社會ＮＧＯ組織的消亡。最典型的例子是武漢協和醫院指出，北京森根比亞公司捐出三．六萬Ｎ95口罩，並透過湖北紅十字會分送。紅會將一．六萬個口罩分給莆田系的武漢仁愛醫院，而真正需要援助的武漢協和醫院只分到三六○○個。

目前在前線的社會組織只有已經失去公信力的紅十字會。災情當前，全靠政府組織，無法滲透到所有領域，這個時候最需要全社會發動起來，可是中國大陸的社會ＮＧＯ已經消亡了。

第五是醫療條件欠缺，導致疫情失控。中國在做愛國主義宣傳與對外展示經濟成就不遺餘力，但在公共衛生的人均投入遠不及一些中等國家。

一八年中國衛生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重約為六．六％，對比美國的一七．八％差距鉅大；若以人均健康衛生支出值來看，中國一八年約六百美元，不僅無法與已開發國家相提並論，甚至不及巴西、土耳其等國。

武漢疫情蔓延全球，確診數字逐日攀升，外界高度懷疑中國是否有辦法控制得住疫情。據傳，中國兩會（人大、政協）將從原訂的三月延後召開，甚至取消。

北京決策層沒有和專家對話

中國防疫權威鍾南山原本說疫情高峰「可能在二月七日至十日」，但二月三日接受央視採訪時改口說：「疫情在未來十天至兩周出現高峰，仍需加強防控。」 外國防疫專家向西方主流媒體投書的預估較為悲觀，認為領導小組沒有公衛專家、漫長的交通管制、訊息管控、民怨造成社會不安定，疫情會比中國官方的預估還要嚴重。

甚至中國《財經》雜誌也質疑，武漢肺炎確診和死亡數字可能與官方公布不符，武漢許多病患未確診就死於「普通肺炎」，出現症狀卻不能住院的不算確診病例，官方數據無法反映疫情全貌。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接受《鳳凰衛視》專訪時批評：「每個決策層與專家不見面，並沒有直接對話。」

防疫能力沒比十七年前進步太多

武漢肺炎是習近平面臨的空前執政危機，更甚於中美貿易戰和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國政府應對新病毒的防疫能力沒比十七年前應對ＳＡＲＳ進步太多。習近平宣稱今年全面進入小康社會，但若不解決醫療改革和公衛體系的問題，邁向「強國」恐怕還是個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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