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刑峻法卻成效有限 平均刑度不及歐美一成

收受中共賄賂、吸收退役將軍⋯⋯，這些助中共滲透台灣的共諜，紛紛躲過司法制裁。專家點出，一味拉高刑責無用，須明確定義犯罪樣態、加強司法人員訓練，才能補國安漏洞。

撰文／馬揚異

一名前立委與退役將軍聯手，五年內引介四十八名退將到中國餐敘，接收統戰思想，被依違反《國家安全法》起訴，但判決結果出爐，兩人竟都「無罪」！

二○一三年，台聯黨前立委羅志明經商認識中國商人李鷹，邀李來台打高爾夫球，並將他介紹給退役海軍少將夏復翔認識。往後的五年間，羅、夏兩人以參訪交流等名義，引介幾十位陸海空軍退將赴中，還涉嫌會見解放軍退將與相關官方人員，去年一月雙雙被檢方搜索、羈押禁見。

引介退將赴中餐敘、接收統戰思想都是事實，然而，去年一審判決中，法官因檢方無法證明李鷹是解放軍人員（僅知李父為解放軍空軍退將），難以論定羅志明受邀赴中是犯罪行為，判羅無罪；夏復翔則依「發展組織未遂」判刑五個月。

檢方不服提起上訴，沒料到今年四月二審判決出爐，法官非但沒有加重量刑，反而因為無法證明夏復翔有「危害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意圖，改判無罪。由於再上訴機率不高，兩人很可能無罪定讞，檢方辛苦追查多年的共諜案，又將功虧一簣。

間諜罪平均只判一年半
情重法輕 變相鼓勵叛國

共諜被輕判縱放的案例屢見不鮮。一六年，解放軍前中校鎮小江吸收十多名台灣軍官，竊取幻象二○○○戰機、雷達站等軍事相關情報，被稱「史上最大共諜案」，最後卻只判刑四年；歷年國安案件的平均刑度，更往往不到一年，寬鬆的法制，招致「變相鼓勵犯罪」的批評。

立法院在一九年陸續修正「國安五法」，二○年通過《反滲透法》，透過加重刑責、擴大共諜定義、將中港澳納入外患罪範圍、禁止境外介選，防堵中共勢力滲透。當時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表示，未來共諜案將不再輕判。

然而，從司法實務來看，法案通過近五年來，國安案件「情重法輕」的問題，似乎還未改善。

去年一場公聽會上，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紫雲分析，歐美國家間諜案的平均刑度將近二十年，台灣平均只判一年半，相差十二倍。實際看法務部統計，去年依《國家安全法》（下稱《國安法》）定罪案件，平均判刑約兩年四個月，而這已是近年最高的平均刑度。

其實，相較各國的國安法規，台灣共諜的法定刑事責任不輕，目前主要治罪共諜的《國安法》規定，「發展組織罪」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對比《美國法典》叛國罪處五年以上徒刑、德國《刑法》叛國的最低刑度僅六個月，法定刑責均低於台灣。法規明明已修嚴，為何台灣輕判問題仍無法改善？

困境一》構成要件不明確
「意圖」難有客觀證據以論罪

聚焦近年《國安法》案件，不難發現證據不足、犯罪未遂等先天問題，加上法定刑度重、法官量刑謹慎，讓不少涉案共諜躲過制裁。

翻開現行《國安法》，能夠將共諜治罪的兩大罪名，分別是發展組織罪、洩密罪。然而，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林達指出：「司法實務上，發展組織、洩密的標準是什麼，其實並不明確，導致法律定義上的困難。」

目前多數共諜案，都在罪犯發展組織的初期階段偵破，組織尚未成形茁壯。但《國安法》發展組織罪卻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重罪，若檢方沒有足夠證據證明被告的組織有「明顯而立即危害」，最後案件往往會被輕判，甚至無罪，成為目前第一線偵辦國安案件的最大困境。

二一年，新黨前發言人王炳忠曾涉入周泓旭共諜案，涉嫌收受中共資金，透過新聞網站、學會與社團等管道，吸收軍人發展組織。當時法院就因為卷內證據無法證明被告對國安、社會安定有「明顯而立即危害」，判決王炳忠等五人無罪。

「國安案件本身，有偵辦的局限性。」法務部檢察司司長郭永發也說，法務部正積極研擬《國安法》修法，擬在發展組織之外，納入「參與組織」罪名。

由於目前論發展組織罪，被告須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的意圖，但是「意圖」只能憑主觀認定，難有客觀證據證明，法務部也建議修改條文為「足以生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降低檢方舉證難度。

除了《國安法》待修，蘇紫雲指出，一九年「國安五法」修法時，已將中港澳納入《刑法》外患罪的適用範圍，但截至去年，還沒看過相關判例。台灣經濟民主連合智庫召集人賴中強也認為，因為法官與檢察官思惟還沒調整、不願將共諜治以外患罪，修法至今仍無用武之地。

賴中強進一步指出，危害國安的行為，有時不見得涉及發展組織。去年陸軍上校向德恩收受中共賄賂，簽署投降誓約書，卻未依《國安法》治罪，僅因貪污罪被判刑，也曾引發輕判爭議。

「不發展組織，難道就不能叛國？」他呼籲司法人員不要將目光限縮在發展組織行為，而要從《刑法》外患罪章框架治罪共諜，才能避免抓小放大。

困境二》法官國安意識不足
易主張言論自由而輕判

再看另一個案例。今年二月底，收受中共資金撰寫統戰報告、涉嫌在台發展組織的中華婦女聯合會前理事長何建華，於一審被判無罪，負責偵辦的檢察官林達寫下萬言書提起上訴。他受訪時無奈說，除了法規面不足，目前法官缺乏國安案件的審理經驗，也容易導致共諜案輕判。

「國安法一年案件數不多，很多法官一輩子可能辦不到一兩件。」林達解釋，「一般法官受的訓練，不一定對軍事、諜報行為有足夠認識，觀念上沿用一般傳統的證據法則，主張言論自由，容易做出輕罪、無罪的判決。」

蘇紫雲也提出同樣見解，認為在實務執行上，法官審理國安案件也應進一步專業化，才能針對共諜罪犯給予合理的量刑。他舉例：「一個共諜可能沒有殺人，但法官要考量——這份機密文件洩漏出去，可能導致在戰場上幾千人的傷亡；就算他還沒拿到文件，只要著手間諜行動，就已是既遂犯，不能視為未遂。」

二二年《國安法》修法後，國安案件去年底開始改由高等法院設專庭辦理，未來應能改善法官國安專業不足的問題。林達對此給予肯定，「以現況來說，設國安專庭是很重要的事，程序上的改善可能比實體法修法更重要。」不過新制剛上路，未來法官能否針對共諜案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決，有待觀察。

蘇紫雲也表示，過去各種殺人、交通司法案件，都會有精神醫師或交通學者等專家證人出庭、提供鑑定報告等，而國家安全同樣具有專業性，譬如何建華案涉及國安與言論自由之間的權衡，需要政治學的專業素養來拿捏。在國安專庭納入跨領域的專業意見，才能針對罪狀做出更合理的判決。

總結來看，五年前「國安五法」雖修嚴，但由於辦案實務上的困難、法官國安意識欠缺，導致近年共諜案輕判的現象不見明顯改善。往後如何透過法規的調整、法官判決的共識，有效嚇阻共諜行為，仍須立法機關、檢方與法院持續努力。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