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七年，臺灣的出版社翻譯了二○○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所著《窮人的銀行家》一書之後，微型貸款的概念首次正式地被介紹給臺灣社會。尤努斯以其在一九七○年代所創辦「窮人的銀行」獲獎。他看到孟加拉的窮人因缺乏資金改善生活與生產工具，同時深陷傳統高利貸的利息迴圈中無法脫貧。而傳統銀行業者因不信任窮人的還款能力，將窮人拒於門外，不願意貸款給窮人。但尤努斯認為，很多時候只需要一點點的資金，窮人就有可能因此獲得翻轉的機會。微型貸款巧妙地將銀行放款和扶貧工作連接起來，讓人理解到，即便是營利性的金融工具，也能發揮其正面效應。 二○一○年，臺灣的大智文創獲得授權，開始在臺灣發行臺灣版的《大誌》（Big Issue）雜誌。《大誌》起源於一九九一年的英國，街友透過販賣這本雜誌賺取收入，進而改善生活。讓購買雜誌的商業行為，也能同時幫助街友。英國《大誌》目前每週發行量已到達近八萬三千份，英國《大誌》在其網站上宣稱，商業手段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同時這種街頭報紙的扶貧模式，已經散布到全球一百二十多個國家。

二○○六年，年輕企業家布雷克‧麥考斯基（Blake Mycoskie），因看到阿根廷的小朋友沒有鞋子可穿，於是創辦了TOMS Shoes公司，以「賣一捐一」（One for One）的商業模式，幫助第三世界的小朋友。「TOM」三個字母取自單字「Tomorrow」，TOMS Shoes意思是明日之鞋（Tomorrow’s Shoes），TOMS Shoes承諾每售出一雙鞋子，就會捐贈一雙鞋給全球需要的小孩。根據其官網資料顯示，至目前為止，TOMS Shoes已經捐出了六千萬雙鞋到超過七十個國家給需要的兒童。這些都是社會企業的經典案例。

社會企業這個在全球日漸受到矚目的名詞，在臺灣也越來越受重視。近幾年在產官學界的通力合作下，臺灣的社會企業領域日益蓬勃發展。行政院更於二○一四年公布「社會企業行動方案」，三年內投入新臺幣一億六千多萬元以培育臺灣的社會企業。而在前述方案結束後，行政院又核定了後續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整合更多部會共同推動，預計於二○一八年至二○二二年的五年期間，投入新臺台幣八十八億元以鼓勵和發展社會創新。此外，越來越多的團體或個人，透過提供服務或開發產品，嘗試這類「以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的創業途徑。也有越來越多的公益創投、社企推廣團隊興起，以「邊賺錢邊做好事」這類願景，鼓勵人們積極開創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的推廣者，往往批評傳統慈善團體「依賴補助和捐款」，因此「不夠獨立」，而一般的企業，「缺乏使命感」、「只顧營利」。他們強調社會企業秉持社會責任、環境責任以及經濟責任的「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並發揮創造力，開發以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營利模式，創造共榮。然而，我們不禁要問，社會企業真的如此美好嗎？「營利」和「解決問題」，當真能順利結合？這帖藥方毫無任何副作用？

確實，社會企業不是什麼烏托邦，獲利的壓力仍在，其產品或服務仍然需要在市場上競爭，以求生存。因此，一般企業或民間團體會發生的問題，從苛扣勞工待遇，到製造汙染，甚至惡意詐欺，在社會企業領域中都曾經發生過。也許有人會說，這些都是少數個案，不應一竿子打翻整船人。也有人會說，如果社企的產品和服務產生正面效應多過於負面影響，那仍舊值得肯定。這似乎是個務實的說法，然而，誰來評估？怎麼評估？

就像是企業有好有壞，如果僅停留於探討個案，那麼只會得到好企業應該肯定，壞企業應該譴責的泛泛說法。我們除了談個案之外，更應該要對各種問題狀況，提供更高層次的分析。本書的企圖，就是透過各種案例探討社會企業此一概念，並提供更具歷史性、社會性的批判分析。如此一來，我們才能恰當地評估社會企業的整體效應，以及社會企業此一路徑指向怎樣的一種未來。

社會企業的新自由主義起源

當前我們所談的社會企業，起源於一九七○年代末期，由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美國總統雷根所發起的新自由主義，或稱新保守主義的政策變革。在當時，社會福利預算遭到大幅度刪減，慈善團體失去從政府部門而來的補助，因而試圖販賣服務與商品開闢組織財源，以求存續。九十年代初期，由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注意到這個現象，高度肯定民間團體的「企業家精神」，並稱之為「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此為當前社會企業詞彙正式出現的濫觴。

原本是慈善團體被迫從事的營利行為，在社會企業的詮釋架構中，獲得了全新且正面、積極的意義。上個世紀八○、九○年代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致力於將公共領域私有化、市場化，那時候他們的說法是：「讓市場力量解決社會問題」，如今社企的推廣者們標榜：「用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這兩段陳述有著極其相似的邏輯，這不是巧合，而是新自由主義的延伸及變形。其目的都在於擴大市場的力量，並說服大眾這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好途徑。這就是社會企業崛起的歷史背景，以及其意識型態基礎。在本書中，我們將從實際案例出發，探討社會企業概念對公共政策的影響。

從傳統慈善到社會企業

傳統慈善事業的作法是，透過募捐，政府補助款或是一定比例的營業收入獲得一筆資金，再將這筆資金投入其慈善項目當中。社會企業則試圖顛覆此作法，它們將營利手法與社會目的相結合，因此宣稱，只要購買其服務或產品，透過購買本身，就可以達到其社會目的。例如購買《大誌》，就等於幫助街友，購買TOMS Shoes，需要的兒童就有鞋子穿。看似有道理，但如果依照此一邏輯，我們似乎也能主張，因為運動品牌愛迪達（Adidas）的球衣是在柬埔寨工廠中由女工所製作，所以我們購買愛迪達球衣，就是在幫助柬埔寨貧窮的女工嗎？既然如此，愛迪達能夠算是社會企業嗎？

這樣的說法片面解讀並扭曲了經濟行為的社會面向。我將在本書中拆解這看似弔詭的陳述，並探討社會企業的「社會」是什麼？「企業」又是指什麼？透過分析經濟行為中的社會性，以釐清此一爭議。

金字塔底層商機與創造性資本主義

社會企業家們不僅僅關注自身社會的問題，他們也經常將目光放在相對貧窮、低度發展的發展中國家。數十年來，各種國際援助、慈善事業湧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不僅成效有限，也造成了許多國家依賴援助的負面效應。二○○四年，密西根大學羅斯商學院教授普拉哈（C. K. Prahalad），出版了《金字塔底層大商機》（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Eradicating Poverty Through Profits）一書，迅速造成轟動。他主張，全球數十億的貧窮人口，雖然個別消費力低落，但加總起來的金額依舊龐大。企業應該將金字塔底層的民眾視為消費者，透過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產品或服務，不僅能開發新商機，還可以幫助他們脫離貧窮。普拉哈的想法，讓發展中國家民眾從需要被幫助的窮人，搖身一變成為極具開發潛力的商機與消費者。這樣的概念翻轉，引發眾多的迴響與討論。

二○○八年，在瑞士達沃斯（Davos）所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中，世界鉅富，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這麼說：「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要設計出一種新制度，提供包括獲利和表揚的市場誘因，以驅動改變。我把這種新制度稱為『創造性資本主義』」。事實上，比爾‧蓋茲所提的「創造性資本主義」，不是一個新的概念。更早期就有「慈善資本主義」（Philanthropic capitalism）的類似說法。其共通點都在於，承認資本主義產生一些問題，但也看到資本主義創造的巨大進步與財富。認為我們可以透過改造資本主義，讓資本主義為良善的目的而運作。

儘管這兩人著重的重點有差異，但這類的想法，其實就是「商業力量拯救世界」的不同版本。這中間有很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概念。除此之外我們也會討論一些案例，進一步來檢驗這類說法的可信程度。究竟發展中國家的民眾能否因為「商機開發」而改善生活？

商品化、消費、解決問題？

當社會問題被轉化為可販售的商品或服務時，中間得經過「商品化」的過程。在商品化過程中，「問題的解決」經常被巧妙地替換成「需求的滿足」。事實上，滿足需求本來就是市場的作用。舉例而言，在非洲某些地區因為缺乏乾淨的飲用水，所以有人成立社會企業，在當地販賣環保材質的、便宜的淨水器，讓人們可以將地下水、雨水或是池塘裡的水快速過濾後使用，聽起來不賴。淨水器確實滿足了當地民眾需要乾淨水的「需求」。然而，問題的根本難道不在於當地需要有乾淨的公共用水嗎？

此外，既然社會企業主張購買本身就完成了社會目的，那麼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就是更多的購買，更多的消費嗎？在前述的例子當中，買更多的淨水器，只是滿足更多的「需求」，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當商機建立於社會問題的存在之上，那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同時，有時也代表要消滅這個商機。淨水器得以持續銷售的前提在於當地一直缺乏乾淨的公共用水。那麼如果今天社區民眾，或是政府打算要建立公共的給水系統時，這間社會企業會怎麼做？又或者，淨水器滿足了飲水的需求，也許當地社區或政府就不打算設置公共給水系統了，然而這樣真的好嗎？作為一個企業，你希望自己的商機永續，但社會企業的商機永續，是否也代表了問題永續？這是社會企業將社會問題商品化後必然存在的矛盾。

社會企業帶來美好未來？

即便我們退幾步，認為營利或商業手法確實是解決社會問題可能採取的手段之一。但不同的工具有其適用的狀況，我們仍然得先認真地分析自己想處理的社會問題成因，再評估應該採取什麼行動方案以試圖解決或改善問題。到了這個階段，我們才會開始考量是否採用營利模式。然而，社會企業的推廣者們往往不探討前述這些嚴肅的問題，也不扎實地分析社會問題的成因，而是醉心於宣傳各種創意十足的社企案例，沉迷於展示社會企業在世界各地的廣泛應用。彷彿社會企業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萬靈丹，不論症狀如何，吃下去都可藥到病除。也讓人不禁懷疑，他們在意的究竟是社會問題，還是在意他們口中那套神奇的商業模式？

資深國際非營利組織工作者及發展研究學者麥可‧愛德華（Michael Edwards）在其二○○九年的一篇名為〈在所謂的「社會經濟」中，「社會」在哪裡？〉的文章中，他提到許多人對於這類的社會企業趨勢，或是由全球巨富推動的慈善資本主義感到憂心。他們擔心：社會行動者被社會企業家取代；集體行動被個別消費取代；政治被專家治理取代；集體互助被個人主義取代；合作被「社會資本市場」的競爭取代；多樣化的工作成果被標準化的「社會投資報酬」取代；公民和公民權利被轉化為客戶或消費者；經濟和政治的權利被定義為擁有更多的選擇。

在這本書中，我將盡力釐清社會企業各種曖昧模糊的概念，並搭配探討實際案例。當然，這些討論跟分析反應了我的立場，我不認為社會企業是值得推廣或追求的一種「問題解決途徑」。商業模式固然可以是收入來源，也可以是推動倡議的工具之一，在一定條件下，也能帶來一些正面效應。但推廣社會企業做為問題解決手法的背後，是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這麼做往往並不真的解決什麼問題，反而誘使我們偏離了直面各種複雜社會問題的艱困道路，滑向一個更為輕鬆，不需要掙扎與改變，只需要靠善意與消費就可以拯救世界的虛假捷徑。

第五章：微型貸款：一顆包裹糖衣的毒藥？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北非的突尼西亞（Tunisia）首都突尼斯（Tunis）所舉辦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中，舉辦了一場主題為「滾開！微型貸款，滾開！」（Go away, microcredit, go away!）的座談會。在會中，解除第三世界債務委員會（CADTM）的印度研究員蘇荷文‧達哈（Sushovan Dhar）公開表示，微型貸款不僅沒有達到扶貧的效果，甚至還讓許多窮人欠下難以償還的債務。臺上來自摩洛哥（Morocco）、馬利（Mali）等國的婦女團體代表，異口同聲地控訴在地方社區推動微型貸款所造成的惡果。

長期以來，微型貸款（microcredit），或者更廣義的微型金融（microfinance），被認為是扶助窮人脫貧的有效工具，因而受到大力推廣。然而，這場座談會的內容，似乎和微型貸款的立意相悖。微型貸款出了什麼問題嗎？為什麼第三世界國家的草根組織會大力反彈？為什麼一個關注第三世界債務問題的國際組織，會反對微型貸款，甚至為此進行反對倡議？

尤努斯的葛拉敏銀行

二○○六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以創辦「窮人的銀行」獲獎。他看到孟加拉的窮人因缺乏資金改善生活與生產工具，同時深陷傳統高利貸的迴圈中無法脫貧。而傳統銀行業者因不信任窮人的還款能力，將窮人拒於門外，不願意貸款給窮人。然而，尤努斯認為，很多時候只需要一點點的資金，窮人就有可能因此獲得翻轉的機會。

在尤努斯所著《窮人的銀行家》一書中，他舉了一個案例。一九七四年，尤努斯在鄉村遇到一位貧窮的婦女蘇非亞（Suffa Begum），蘇菲亞每天跟大盤商借五塔卡（taka，孟加拉貨幣單位），相當於二十二美分（約臺幣七元），以購買材料編織竹凳。而每個竹凳賣回給大盤商的價格是五‧五塔卡。蘇非亞辛苦一天只能編好一個竹凳，於是她的收入一天僅○‧五塔卡，相當於兩美分。尤努斯指出，蘇非亞因為欠缺二十二美分的資金，所以只能被迫接受大盤商惡劣的剝削。而如果她跟高利貸借錢，日息可能就高達十％以上，並不划算。這時候，如果有銀行能夠以合理的利率借貸給她，或許蘇非亞在市場上賣出產品之後，就能賺取更多收入，進而改善生活。

尤努斯認為，蘇非亞的遭遇並非個案，而是窮人普遍的處境。尤努斯強調，窮人擁有智慧和能力，也充滿創業精神，只是缺乏資金和機會。如果提供窮人資金和機會，他們就會展現出驚人的活力與創意，透過自己力量脫離貧窮。因此尤努斯自一九七六年開始著手創辦葛拉敏銀行（Grameen Bank），以窮人，特別是婦女為主要放款對象，無須抵押或擔保即可借款，並透過一系列機制確保他們將錢用於改善生活，並確保如期還款。葛拉敏銀行的高還款率（接近百分之百），扭轉了窮人不會還錢的刻板印象，並成功地將經營規模不斷擴展。微型貸款的作法與理念，逐漸推廣到世界各地，諾貝爾獎委員會宣稱微型貸款是「一個有史以來在消除貧困問題上最有力的武器。」，聯合國亦將二○○五年定為「國際微型貸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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