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美國人，美國政治是我關心的頭等大事

二○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我攜家人離開中國前往美國，這是「用腳投票」的自我選擇。李登輝曾經對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談及「身為台灣人的悲哀」，其實，「身為中國人」何嘗不是更大的悲哀？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要想擺脫「自願為奴」的精神姿態，就必須經歷一次次撕心裂肺、刮骨療傷式的痛苦。 定居美國之後，我的關注和研究重點，逐漸轉向美國的政治議題以及我本人居住的維吉尼亞州的地方政治。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參加美國公民入籍宣誓儀式，正式歸化為美國人。當天，我在臉書上貼出宣誓的照片，並鄭重表示：此後我將把捍衛美國的秩序、正義和自由作為生命中的頭等大事，中國議題則退居其次。從此以後，我對美國的熱愛超過對中國的熱愛──如果事實並非如此，那麼我的入籍誓言就是謊言。

這一天之後，我的首要身分就成了美國公民，而非「中國人權活動人士」。我看待美國、中國與世界的方式也必然產生重大變化。比如，十多年前，我還是一名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時，我理所當然的支持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但當我成為美國公民之後，對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也有了另外的判斷──不是左派自以為是的「反戰」立場，而是如美國學者福瑞斯．麥克唐納（Forrest McDonald）所說：廢黜獨裁者是一回事，對於那些沒有創建與維繫和平秩序所必須的文化因子的民族來說，建立起和平秩序又是另一回事。美國秩序是西方文明在兩千五百年間的演化結果，而不是僅僅源於十八世紀美國人的頂層設計。換言之，若該國沒有托克維爾所說的美利堅民情民風，就無法「移植」美國秩序。

所以，我能夠理解川普看似毫無「高言大智」（《哥多林前書》）、卻又腳踏實地的外交政策，他的「美國第一」和「美國優先」沒有錯，甚少談及和實踐「人權外交」也沒有錯，對此也不必懷有太多內疚之心。川普的政策，符合美國思想家、「保守主義之父」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的保守主義綱領：第一，認可社會的道德屬性。民眾的幸福是政府的首要目標，而真正的幸福是美德。因此，對家庭的忠敬與公共榮譽感必須得到強化。第二，保護私有財產──分布廣泛且權利界定清楚的財產。第三，維護地方性自由、傳統的個人權利和分權體制；一旦這些不存在了，共和國也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唯有盧梭的「公意」。第四，謙卑的國度。保守派政治家將會承擔起他們在世界上的義務，不過要謙卑和小心謹慎。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最高職責是提供一個正派、安寧、繁榮的國家樣板，也即一個公正自由、富於美德且具有持久性的共和國樣板。這點是最難做到的，因為國家很難壓制住虛榮心，就像人心裡的靈性驕傲非常具有叛逆性一樣。

這也讓我想起「冷戰之父」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半個多世紀之前對美國外交政策充滿睿智的建議。一九四五年，作為美國駐蘇聯大使館第二號人物的肯楠，乘坐火車到西伯利亞旅行，近距離觀察蘇聯社會的民風民情。肯楠赫然發現，蘇聯民眾安於籠罩在恐懼之下的生活，「在他們和外部世界之間，橫亙著一個無比殘忍和充滿猜忌的政權」。他得出一個悲觀卻真實的結論：「沒有途徑去幫助蘇聯人民。」他在日記中寫道：

當一個民族把自己交到一個無所顧忌的獨裁政權手中，那也就意味著它享受不到任何援助。因為所有餽贈都會被政權獨占，並且會迅速用作增強實力的武器。另一方面，激怒這個政權對受其控制的人民並沒有好處。當遭遇外來打擊時，這種打擊會立即轉移到普通民眾身上，而這個政權在表示了同情和義憤之後，則會以這個高貴國家的保護者自居，一次又一次地猛烈回應拒絕接受他們的「邪惡外部世界」。因為一系列無知、自大和挑釁的政策，真正的災難會降臨到國家的頭上，這個政權則會迅速放下架子站到遭受苦難的民眾那一邊，依靠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和忠誠心等讓人驚歎不已、似乎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來支撐自己擺脫困境。換句話說，仁慈的外國人無法幫助蘇聯人民，而只能幫助蘇聯政府；相反，他傷害不到蘇聯政府，而只能傷害蘇聯人民。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辦？最明智的辦法是既不援助也不傷害──向蘇聯朋友講清楚跟他們保持睦鄰友好關係的最低條件，表明自己的願望和耐心的程度──保證不讓蘇聯人民受外國反對勢力負面情緒的影響，讓蘇聯人民以自己獨特的方式來掌握其命運。 　 只要把這段話中的「蘇聯」改成「中國」，就是如今川普對華政策的最佳指南。有一些反共的中國人將川普當做自己的大救星，這個盼望恐怕要落空。川普是美國人的總統，不是世界的總統，更不是中國的總統。川普不是拯救世界的「超人」或「鋼鐵人」，他只是「美國隊長」。他對自己的選民負責，對美國負責，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人權議題，他關心當然好，他不關心也不是他的錯。當然，正如美國政府的聲明所說，川普總統「注意到了共產黨中國對美國和對世界的危害」，如果中共政權在中美價值觀之戰中崩潰，那是川普和美國政府捍衛美國價值之戰的副產品而非終極目標。

◎主流媒體妖魔化川普幾時休？

當大學從神聖的學術殿堂淪為「瘋人院」，當主流媒體從「第四權」淪為謊言製造機器，當「政治正確」成為可以像共產黨那樣戕害言論自由的武器，「政治不正確」的川普就被塑造成妖魔鬼怪。中港台三地的華文媒體和主流知識界，基本上照搬《紐約時報》和CNN的「反川」立場，它們在絕大多數議題上毫無共識（比如台灣獨立或香港獨立），偏偏在「反對川普」這件事上達成高度一致，確實是個耐人尋味的現象。

有一個有趣的例子：台灣中央社在某篇題為《追擊恐攻首腦，戰情室照片凸顯川普歐巴馬大不同》的報導中指出，二○一一年擊殺蓋達組織首腦賓拉登與二○一九年格斃伊斯蘭國（IS）首腦巴格達迪，兩場高風險突擊、兩個戲劇性的時刻，透過兩張照片，鮮明展現歐巴馬與川普兩位總統的迥異風格。

美軍特種部隊這兩次行動，都有美國總統在白宮戰情室（Situation Room）監看行動過程的照片。川普時代的照片，川普和五位國安高層幕僚監看行動。六人身穿黑西裝或軍服圍桌而坐，正經八百地正對鏡頭，神情嚴肅地直視前方。

對比二○一一年白宮發布的戰情室照片，當時包括歐巴馬在內的十三人擠在桌子旁，因為實在很擠，照片中有的人只照到半張臉。歐巴馬身穿馬球衫和薄夾克坐在折疊椅，身體前傾。美聯社認為，房間內擠滿人，似乎反映歐巴馬顧問團比較龐大，以及他樂於接受各方意見。

《華盛頓郵報》則在報導中說：歐巴馬宣布美軍特種部隊格殺賓拉登後，發表莊嚴談話；但川普宣布擊斃巴格達迪時，卻以慣有的逞能作風展開對巴格達迪的羞辱，以「哭哭啼啼」一詞貶抑之──我想反問的是，對於強迫無辜孩童為自己陪葬的恐怖分子，不加以貶抑，難道要給予歌頌嗎？

川普說恐怖分子「像條狗一樣死去」，被左派認為是「政治不正確」──這個比喻傷害了愛狗人士的玻璃心。《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魯尼（Frank Bruni）發表了一篇題為《為什麼川普恨你的狗》的文章，認為川普的比喻帶有「特有的惡毒語氣」。他引用心理學家賈斯汀．弗蘭克（Justin Frank）的「更博學的見解」──弗蘭克指出，川普對細菌「心懷恐懼」，視狗為「四條腿的細菌工廠」。川普可能還認為「狗是愚蠢的，因為它們服從命令」，他偏愛不服從的姿態，儘管他背離了這個原則，變成了「普京的愛犬」。

當保守派評論家諷刺歐巴馬是「大猩猩」時，左派群起而攻之，認為是種族歧視，強迫作者和媒體道歉；他們卻理直氣壯地將川普比喻成狗，真是「只許左派放火，不許右派點燈」。左派的雙重標準可見一斑。

弗蘭克還提出另一個總統與狗的問題：「當有狗的時候，它們總是搶走別人的關注，成為人們寵愛的對象。而川普要獨占關注和寵愛。」這種誅心之論，快要趕上古代中國作出「腹誹」和「莫須有」判決的酷吏了。川普是近年來唯一不養狗的白宮主人，但將不養狗這件事視為他「缺乏愛心」的證據，這不是心理學推論，而是可怕的文化專制。

我對兩張戰情室照片的解讀，跟主流媒體截然相反：川普有總統的氣派，在正中央正襟危坐，他理解總統這一職位的神聖性，總統是美國權力和美國精神的象徵，總統是作出最終決定的人並為此決定負責；而歐巴馬像侍應生一樣龜縮在角落，在擁擠的房間裡，彷彿他不是主人而是配角，「望之不似人君」。習近平在外交場合屢屢羞辱歐巴馬，歐巴馬忍氣吞聲地接受──他沒有意識到，他是讓整個美國蒙羞。

當「反川」成為「政治正確」，左派就爭先恐後參與這個遊戲。就在我居住的費郡隔壁的勞登郡，二○一九年十一月五日的地方選舉中，兩年前曾經騎單車對川普車隊比中指的單親媽媽布瑞斯曼（Juli Briskman）居然當選民意代表：她以百分之五十二的得票率，擊敗共和黨籍的現任議員，取得勞登郡監事會（Loudoun County Board of Supervisors）議席。布瑞斯曼在推特發文慶祝勝選時，分享了刊有她對川普車隊比中指的照片。勞登郡連續十二年蟬聯全美最富郡，也是美國教育水準最高的郡之一。然而，當地選民卻選出用流氓方式侮辱總統的民意代表。美國人當然有反對總統的言論自由，但用比中指的方式表達的，不是言論，而是其內心的仇恨和扭曲。

此一選舉結果讓我擔憂美國德性的喪失。投票者投出的也是仇恨票。當年，美國國父約翰．亞當斯發出過警告：「知識與美德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單純的智力與道德無關。鐘錶的機械原理與善惡對錯的道德感受有什麼關聯呢？對道德至關重要的是正常的區分善惡以及物資性幸福與苦難的能力或品質，換句話說，是良心──一個幾乎要過時的古老詞彙。」

因此，我感到有必要為被妖魔化的川普辯護，乃至專門寫一本書──在華文世界裡，本書恐怕是第一本正面評述川普其人其事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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