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納悶，一個人要怎麼殺死恐懼？你要怎麼射穿一個幽靈的心臟，砍掉它的幽靈腦袋，抓住它的幽靈咽喉？

我們全都有一點點瘋狂。

我的病人一邊嘗試在當下找到某種平靜，一邊告訴我關於過往的數千則故事，而在我聆聽他們的時候，我學到了一件不容置疑的事。與其說舉止正常、與其說跟我們當下的現實保持接觸，我們人類——我們全體，包括我自己在內——太常就只是受到早已發生過的損失與苦難、還有我們自己逐漸累積的恐懼所驅策。我們的集體歷史、我們的個人生活與我們自己的心靈，懷抱著無法動搖的證言。

在最黑暗、最嚇人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所發生的事件，沒有無害地退卻到過去之中，反而隨著我們年紀漸長而取得力量跟權威。這些事件的記憶，導致我們在心理上偏離了自我，或者把我們一部分覺察跟其他部分分開來。我們想像中不曾斷裂的意識線索，反而常常是一連串不連續的碎片。我們的覺察意識是分裂的。而比我們認知更常見的是，就連我們的人格都是破碎片段的——是沒有組織的集體努力，設法應付過往——反而不是我們預期在自己跟別人身上看到的精神健全、統一的整體。

這是我們身為人類無可改變的命運。或者，有某些真正的解決辦法存在？

在我身為創傷倖存者治療師的職權範圍內，我花了二十年聆聽別人的故事，聽他們詳述太像夢魘、太殘虐、太令人憎惡，以至於讓人十分巴不得自己從來不曾聽過的種種經驗。不過，我很榮幸得以認識這些人，看著他們從過往的經驗中復原，並且學會如何活在當下。而我相信他們的故事包含了有意義的教訓，說明如何把我們自己許久以前的某些恐怖經驗留在背後。有些可能的解決方案，是這些老靈魂、這些非比尋常的倖存者，送給我們其他人的禮物。

我開始執業時，專門治療那些罹患了有威脅性的厭食症與難治性憂鬱症患者。而且，不論是好是壞，我發展出一種專業名聲：我願意承接處於危機邊緣的人。這種病患自殺或做出其他自毀行為的潛在可能性，讓他們被列為高風險患者。漸漸地，我開始注意到太常被忽略的事：我治療的大多數人是極端精神創傷的倖存者，而他們的症狀通常符合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造成的現象，就跟更傳統的診斷所說的差不多。

有時候我把我的畢生工作想成是學到的整體教訓、主題與發現。不過更有指導意義也更常見的是，我因為這一行，我將自己帶到我面前這個人的角度來思考。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我跟他們之中的許多人有緊密的羈絆，緊密到我立刻理解像是命運、甚至是「業」這樣的概念所具備的吸引力。

我相信我是被他們的「火焰」吸引到他們身邊。一個受創生命所做的誠實又有決心的自我檢視，創造出一種極其劇烈的熱，燒掉了尋常的姑息、自欺與防禦。「此生的意義是什麼？」變成一個非常個人的問題，而且他們要求有個答案。我認識的某些人，曾經燃燒得太劇烈，以至於他們徹底停擺、辭掉工作、甚至忍受暫時的貧窮，因為回答這個問題所消耗的精力，比單單一個人能夠合理產生的還要多。在那雙眼睛裡有某種帶電的東西，有一點點狂野。

但弔詭的是（不過，我想是基於完全相同的理由），同樣的這群人通常展露出一種無可抗拒的幽默感，有種對人生的反諷觀點。他們省掉了禮貌與防備，傾向直指事物的核心。所以乍聽之下可能很奇怪，但當我跟我的病患在一起的時候，我常常放聲大笑。

許多創傷病患講起不尋常的事件，像是自殺未遂的特定細節時，態度很疏離且客觀；大多數其他人如果真會講到這種事，也傾向用長篇的導論與委婉之詞來降低衝擊。在我聆聽某人某段歷史的講述時，比明顯的「症狀」更常見的是，就是這種有時陰森可怖、還有一股狡猾幽默感的福克納式輕描淡寫，伴隨著眼中燃燒的光芒，讓我開始懷疑這個人的生命歷程有極端嚴重的創傷。

身為一位心理師，同時也是一名人類，我很佩服這些心理嚴重受創病患的反諷能力，他們經歷過活生生的夢魘，很可以在無可譴責的狀況下選擇死亡，卻常常為自己建構出比大多數普通人更自由的生活（一個世紀前，佛洛伊德替他們的生活貼上了「日常不幸」的標籤），並因此治療成功。這些病人變成真正保有信念的人，也是我所知最熱情洋溢的活人。

也許，這比較是出於必要，而非反諷精神。曾不止一次有創傷倖存者告訴我，只為了繼續生存下去而掙扎是不值得的。而那正是我們其他多數人在做的事：我們並沒有選擇去死，或者去活；我們繼續生存。我們並沒有選擇不存在；我們也沒有選擇徹底覺察。在一種我們稱之為精神健全的霧濛濛認知地帶裡，我們舉步維艱；我們幾乎從未承認這裡有層薄霧。

這些年來，我的創傷患者教給我的事情是，這種對現實及創傷的妥協，根本就不是精神健全。這是某種形式的瘋狂，讓我們的存在變得混淆錯亂。我們失去了我們當下的部分思維，我們破壞了我們在關係中的親近感與安慰，而且我們錯置了我們自己的重要碎片。

我們全部人在人生中的某個時間點，都暴露在某種分量的心理創傷之下，然而我們大多數人沒有察覺到創傷經驗在我們大腦留下的迷霧空間，因為大半時候我們只是間接地體驗到它們。我們鮮少思索自己人生中的創傷事件，更不要說在時間尺度上與我們親近之人，像是我們的曾祖母、甚至祖母經歷過的駭人艱辛生活與生死掙扎——那曾是她們的日常命運。

不過當我們偶爾想不起來應該能夠記得的簡單小事時，我們確實覺得很瘋狂，還有一點點傻氣。（「早發性阿茲海默症」，大家會這樣開玩笑——態度既不是很病態消極，也不盡然輕鬆愉快。）

在我們最珍視的關係裡出現的誤解與衝突中，在年年延續的同一種情緒混亂爭論裡，我們會感覺到我們的精神不健全，有時候還有種近乎狂亂的感受，覺得對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衝突永遠不會徹底殺死我們感覺到的愛，但衝突本身也永遠不會真正結束。以一個社會來說，在我們反省整體而言過半的離婚率時，我們感到無能，還有讓人心頭一沉的無助。

我們有太多人在自己的人生伴侶旁如履薄冰，理論上他們應該是我們最了解的人。我們會這樣，是因為我們從來不確定那個愛人或者配偶，會在何時因為某件事、或者我們說過的某些話而變得忿忿不平、陷入沉默、或突然爆發無可理解的狂怒，緊接著他變成一個疏遠的陌生人、一個全然不同的人。老實說，我們確實完全不認識這個人。

又或者，我們注視著我們的父母變得老邁，並且看出時間正在流逝，我們渴望更靠近他們，像朋友一樣去認識他們。不過當我們實際試著想辦法來達成此事時，我們的思緒從我們身上飛掠過去，就像驚恐的鹿從一片開闊的草地上逃開，下一刻我們的心靈就到了別處——哪裡都好——去想節節高攀的油價、一份工作備忘錄、地毯上的一個汙點。

我們許多人發現很難（有時候是不可能）停留在一個持久穩定又可供辨識的「模式」裡，就連對自己都不行。關於這一點，最有普世性的例子之一，就是回到「老家」的父母身邊。在一次探視親人之後，最常見的啟示（有時是私下這麼想，有時是對著朋友宣之於口）就是：「我變成一個不同的人了。我忍不住。我就是會這樣想。突然之間我又變回十三歲了。」我們完全長大了，甚至可能自認相當世故。我們了解我們應該如何行動，知道我們想要對我們的父母說什麼；我們是有計畫的。但我們一到了那裡，就無法貫徹始終——因為突然之間，我們就不在那裡了。需求多多又不受控的孩童之心占領了我們的身體，代替我們行動，而我們很無助，直到再度離開我們的「家」以後，才有辦法把我們「真正」的自我叫回來。

或許最糟糕的是，隨著時間過去，我們通常會覺得我們變得僵冷麻木，已經失去了某種東西——某種以前在那裡的活力元素。在沒有彼此多談這種事的情況下，我們對自我產生越來越多的懷舊之情。我們設法要記起以前會在種種事物中感受到的那份熱情洋溢，甚至是喜悅。而我們記不起來。神祕的是，在我們領悟到發生什麼事之前，我們的人生就從種種想像與希望之地，變形成待辦事項清單，只是一天挨過一天。通常我們能夠展望的，就只有一條令人筋疲力竭的障礙賽跑長路，通往某個我們甚至再也不確定自己還想不想去的地方。我們不再擁有夢想，反而只是保護我們自己。我們把短暫又寶貴的生命力，消耗在執行損害控管上。

這全都是因為發生在許久以前、結束在許久以前的過往創傷事件，雖然它無論如何都不再威脅我們、造成近在眼前的危險了。這是怎麼發生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的恐怖，應該在多年前就已經結束了，它們是如何設法繼續活下去、逼我們發瘋、讓我們與當下的自己疏離？

弔詭的是，答案在於心靈一種完全正常的功能——解離（dissociation）。這是面對極端恐懼或痛苦的普世人性反應。在創傷情境裡，解離很慈悲地讓我們把情緒內容——我們的「自我」有感覺的部分——跟我們有意識的覺察脫鉤。像這樣跟我們的感受脫鉤，我們比較有機會從苦難中生存下來，做我們必須做的事，撐過關鍵時刻；此時我們的情緒只會礙事。解離導致一個人幾乎像旁觀者似的看著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創傷事件，而這種情緒與思想行動之間的分離、旁觀者的視角，很有可能避免一個人當場被徹底壓垮。

一種溫和的解離反應——舉例來說，在車禍之後——典型的表現如下：「我覺得我好像只是看著我自己經歷這件事。我甚至不害怕。」

創傷中的解離是極端有適應性的；這是一種生存功能，但問題稍後才會出現——因為在苦難結束很久以後，從自我脫鉤的傾向可能還會留著。我們過往的恐怖把我們訓練得易於解離，在太嚇人或者太痛苦的時候，脫離現實去度個「心理假期」讓我們覺得安全。但在稍後，這些心理假期可能在我們不需要的時候也襲向我們。沒有明顯理由，我們就脫離了自己，而我們在乎的人也脫離了他們自己，這些沒有被辨識出來的心理缺席，大肆破壞我們的人生跟我們的愛。

不意外的是，極端心理創傷的倖存者有極端的解離反應，而聆聽我的創傷病人，讓我不只理解了解離本身，還理解到人們可能以哪些方式克服解離經驗帶來的麻木與多餘後果。聆聽我的病人時，我開始相信我們所有人都有可能跟現實保持接觸、真的變得精神健全。如果這些人可以學會留在當下，跟他們記憶的現實同在；如果他們可以做出承諾，有意識又有意義地活出他們的人生，我們也可以。

因為極端創傷倖存者的心靈宇宙充滿了這麼多暴力與侵犯、天生的惡魔與不自然的行為，一些人會覺得納悶——包括我每天都在納悶——這樣的人如何找到勇氣決定繼續活下去。這是個不能選擇信任任何人的地方，而一個人的想像天分會變成避不開的跟蹤狂。在這樣的地景下，每當這位居民變得太過疲憊，以至於稍稍卸下自己的防衛時，另一個記憶櫥櫃的門就會一晃而開，正好顯露出他無法忍受的東西。這個東西因人而異，不過它永遠在恐懼的外緣徘徊。「能放下自己的防衛」既是自己最迫切的渴望，也是自己最警覺迴避的事情。這個恐懼與筋疲力竭的宇宙——必須強調「筋疲力竭」有多重要——人為了停止這一切，幾乎會嘗試任何事，無論有多不理性。

身為倖存者的治療師，我慣常見證人類最極端的行為，我的個人經驗或我在心理學的正式教育中，都不可能為我做好甚至是最低限度的準備。倖存者通常被說成「切割手」（cutters）——精神病院所使用的缺乏同情心的詞彙。這個意思是，早年受創的未復原倖存者常會在自己身上製造出血淋淋的傷口——很深的割傷或三度灼傷——目標不盡然是死亡，反而是出於某種強制性的意識，認為傷口本身就是必要的。在大部分狀況下，這些自虐行為是很有條理地反覆執行，而且當事人對於傷口的實際情況有種令人發寒的覺察。我的某些病患學會包紮自己，技術跟任何護理師一樣好，而且在有必要去一趟急診室的時候，他們已經準備好一套社會上能夠接受的答案，要是有人問起「你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就能冷靜地說出來。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