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到底為什麼?為誰?為何?
許多朋友對金融感興趣,是因為這行容易賺錢,但是許多金融從業者雖然錢賺得多,心裡卻不踏實,因為自己好像沒有為社會帶來實際的價值,沒有創造看得見、摸得著的具體產品。特別是一碰到金融危機,看到金融動盪衝擊社會,內疚感就更不用說了。
在此透過三個故事來回答兩大問題:
一、金融到底只是富人俱樂部,為富人服務,還是對普通人來說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
金融到底為誰服務?
二、金融對社會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故事一:非洲部落沒有貨幣、沒有金融,怎麼辦?
中國至少從商周開始就出現貨幣,但在非洲很多部落,土地是部落公有的,不能買賣,而那些茅草屋又不能當成房地產投資商品,所以土地和房產都不會是財富載體。在那裡,至今仍沒有貨幣,更沒有金融產品,那他們怎麼生活?靠什麼來表現成功、承載財富呢?人類學者到了坦尚尼亞的部落進行研究,發現山羊和女人是他們主要的財富載體。
在被研究的部落中,山羊的數量代表擁有者的成功程度,羊越多就代表你越成功,有的男人會有五百頭、甚至上千頭羊。但這樣一來,因為你太成功了,你擁有五千頭羊的財富,就會產生非常實際的問題,就是你如何讓這五千頭羊能夠一直活下來?所以,如此龐大的羊群管理難度非常高。
這些部落因此延伸出一種更珍貴的財富載體,那就是妻子,就是把婦女當作工具。按照當地風俗,你可以花一百頭山羊娶一位妻子,實際上是買一位妻子。當然,這是平均價格,如果姿色好一些、能幹一些,價格還會更高。如果你有十位妻子,那就代表你真的非常成功。
你可能要提出另一個問題:有了這麼多妻子,以後需要流動性、需要錢去買生活用品、買吃的,那該怎麼辦?只要妻子交易市場還非常活躍的話,你就可以把妻子變現,幾乎可以按照原價賣出。當初花了一百頭羊買來的妻子,即使過了一段時間,也可以用一百頭羊的價格把妻子賣掉,這一百頭羊便可用來交換生活用品。
從這個故事中可以看到,在非洲沒有貨幣、沒有金融市場的社會裡,他們找到的財富載體是山羊和女人。把女人作為產品、作為金融工具,幫助他們保值,如果女人有姿色的話,也有一些升值空間。當然,有了金融以後,情況就不同了,人能夠被解放,特別是婦女。
故事二:中國妻妾買賣的歷史
二○○四年,我和彭凱翔、袁為鵬兩位學者合作,蒐集明清以來的民間借貸交易記錄,包括借貸雙方的身分、財產和家庭背景,還有借貸金額和利率等。我在翻看徽州一個家族十八、十九世紀的商業帳簿時,發現其中一筆支出是花了七兩銀子買個女婢,這筆開支不僅被記在當年的帳上,還被記錄在家族企業的資產表裡。我很震驚,以前只在小說裡看過的故事,竟然真實存在,而且還把人當作資產放在負債表裡。
後來,我跟彭教授說,我們來系統性地蒐集過去把人進行工具化交易的歷史資料。結果發現,在十八、十九世紀清朝抄家檔案記錄裡,都會把女婢、家奴定價格,一般每人值十兩銀子,跟那些腐敗官員的土地房產、金銀古董一樣算在家產總額裡。
另外,在清朝刑部題本檔案裡,我們也找到了將近四千筆妻妾買賣的交易細節,這些都是因為妻妾買賣交易而發生打死人的案件,而當時妻妾平均的價格為每人二十兩銀子。
為什麼會把妻妾拿來買賣呢?什麼時候會賣妻妾、女兒呢?我們發現,災荒發生時或者一家人活不下去時,是賣妻妾的主要時期,就是所謂的「賣一口,救十口」。在沒有金融市場的社會,普通老百姓沒有能力去面對風險挑戰,一旦遇到活不下去的慘況,只好把婦女當作工具,特別是作為避險工具使用,這就是賣妻妾、女兒的原因。金融其實就是為普通老百姓服務的,為的就是讓老百姓能夠過得像個人,而不是被當工具用。
故事三:張維迎的發現
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是陝北農村人,老家在黃河旁。每次黃河淹大水,退潮之後,黃河邊上會留下很多大塊大塊的煤炭,村民們會立刻衝到河邊去搶煤炭。
很久之前,村民們便自發性地約定規則,因為大家都想要煤炭,但是如果無秩序地搶,會引發很多衝突。當地人立下的規則是:只要你把自己的東西,不管是草帽、衣服、麻袋還是內褲,放在哪一塊煤炭上,那塊煤炭就是屬於你的,別人不可以去碰。
到了九○年代,張維迎去英國留學時發現,當地海邊的村民也有類似的確定產權規則。每次在大風暴雨之後、海水退潮時,海灘上會留下很多有價值的木頭或者其他東西。為了減少衝突,英國人也是把自己的東西放上去,只要把自己的東西放在木頭上,那塊木頭就是屬於你的。
這些現象讓張維迎非常納悶,他老家陝北跟英國相隔十萬八千里,為什麼會在沒有相互交流、相互探討的前提下,演化出類似的產權規則?這是為什麼?這跟金融有什麼關係呢?
張維迎教授的故事告訴我們,人類面對的生存環境其實非常相似,於是產生共通的人性。也正是因為這些共通性,讓我們更相信,驅動人類不同社會、不同文化發展的背後因素,一定有共同的邏輯。這就是為什麼我會用金融的邏輯,來解讀文明的變遷與文化背後的驅動因素。
重點整理
●在沒有貨幣的社會裡,人會被當作財富的載體,非洲部落的案例說明了這一點。
●從清朝的女婢、家奴以及妻妾買賣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沒有金融市場,人(尤其是婦女)會被當作保險資產、投資資產來運用。從這個意義上會看到金融的社會價值,金融不只是為富人,也不只是為政府、為企業提供幫助,實際上對普通人的意義更大,特別是對女性的解放非常重要。
●在沒有貨幣的社會裡,人會被當作財富的載體,非洲部落的案例說明了這一點。
●從清朝的女婢、家奴以及妻妾買賣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沒有金融市場,人(尤其是婦女)會被當作保險資產、投資資產來運用。從這個意義上會看到金融的社會價值,金融不只是為富人,也不只是為政府、為企業提供幫助,實際上對普通人的意義更大,特別是對女性的解放非常重要。
左宗棠西征的金融故事
除了個人,實際上,金融對於拯救王朝同樣重要,也可以用金融視角重新梳理歷史。
以湘軍為例,晚清時期湘軍影響力非凡,特別是十九世紀中期西北回民起義爆發後。左宗棠從一八六六年開始率領湘軍,用了十四年時間,先鎮壓陝甘回民起義,之後劍鋒西指,收復新疆全境。但你可能不知道,如果左宗棠沒有在戰爭融資上有創新之舉,他的西征就會難以進行甚至失敗。如果沒有金融支持,他可能會發不了軍餉,或者軍餉一時有一時無;而沒有軍餉,就無法得到軍心。沒有了軍心,戰爭勝利從何談起?
那麼,左宗棠做了什麼金融創新呢?
清朝戰爭軍費的故事
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任何國家的正常稅賦收入都有固定的用途,因此要進行改革阻力很大。而戰爭、內亂何時發生、戰爭持續多久,以及需要多少軍費開支等,這些都是無法事先確定、且隨機發生的。所以,為戰爭進行融資一直是王朝最頭痛的事,就像古時的災荒、瘟疫事件讓普通家庭很痛苦一樣。
在清朝,突發戰爭帶來的開支主要透過三種方式獲得:
一是平時累積的財富。朝廷和地方督撫盡量多存些銀子,以防後患。這個方法的有效性很低,因為清朝政府沒有多少剩餘收入,存不了多少財富,而且我們後面會學到,存錢難以規避未來風險。
二是靠賣官位。正常情況下都是賣虛職,例如:翰林待詔、官銜、候選官等。只有在萬不得已時才會賣出實權職位,像知州、知縣之類。賣官收入有多重要呢?在鴉片戰爭的三年裡,賣官收入占各省戰爭支出的二三%。鴉片戰爭後的十年,中央和地方的財政赤字中,有四六%靠賣官彌補。
現代人對賣官很不能理解,但在當時沒有金融市場的背景下,一旦碰到國家存亡的戰爭,賣官位就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這跟舊時發生災荒時,某些家庭會賣妻妾求生一樣,只是政府在活不下去的時,沒有妻妾或女兒可賣,但可以賣官位,或者放棄疆域領土。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如果清朝就有發達的金融市場,可能就不需要賣官了。
三是靠協餉制度解決戰爭軍費,也就是財政收入的跨省調配。由於不是每個省都能自行負擔本省的軍事支出,需要富裕省分的協助,而且並非每個省都需要應付戰爭;所以,沒有戰爭的省要支援處於戰爭中的省分。例如,西部省分的財政收入少但軍費開支高,它們往往是收協省分,接收鄰近富裕省分的財政盈餘。因此,山西、山東與河南成為陝西和甘肅的主要協助省分,四川、雲南、貴州主要接收來自江西、湖南、湖北的協助。
從康乾盛世,一直到十九世紀上半葉,這個體系的運作還沒有太大問題。可是,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國之亂擴及眾多省分,大力衝擊原有的戰爭開支體系。一方面賣官原本是戶部的特權,省級即使賣也是在省內賣,但是在太平天國期間,這個規則開始混亂,安徽的皖軍跑到湖南長沙去賣官、搞皖捐。到了一八六七年,湖南巡撫劉崑向朝廷抱怨,要求安徽撤回在湖南的捐局;但安徽巡撫英翰也不甘示弱,向朝廷訴苦。結果,同治皇帝下令維持現狀,可以跨區賣官,這就打亂陣腳了。另一方面,協餉支持也遲遲無法入帳,因為各省都要面對嚴峻的經費挑戰。
左宗棠的金融創新
一八六六年,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帶領湘軍接手鎮壓陝甘回民起義。他的軍費挑戰有多大呢?左宗棠在一八七三年成功平息陝甘回民起義後,提交給皇帝的〈懇改撥的餉,以固軍心折〉中,提到軍費不足的困擾時說:「前此一年尚發兩月滿餉。嗣後一年發一月滿餉,至今則一月滿餉尚無可發,軍心不問可知。」
後來左宗棠籌備進一步西進收復新疆,提出八百萬兩銀子的年度西征預算。朝廷對此極為重視,向提供協餉的各省、海關發出詔令,限期將所欠協餉盡數交往甘肅前線。但是,無論朝廷措辭多強硬,都不能緩解西征經費的困境。
怎麼辦呢?西征軍未來雖有協餉等收入,但這些未來收入總是拖欠,也很不穩定。更重要的一點是,軍餉不穩定,左宗棠就無法穩住七、八萬軍人的心。所以,如果能把未來收入一次性地借到今天,這樣不僅軍費會大增,而且也很穩定。
問題是,如何借?找誰借呢?在中國歷史上,早在兩千多年前的齊國,就曾為了戰爭融資。管子曾說服齊王向殷實之家借錢,但當時戰爭勝利後,齊王卻賴帳。後來再也沒有人會相信朝廷的承諾,中國也因此沒有發展出國債或公債市場。
如果左宗棠是明末崇禎時期的武將,那西征勝利前景就難說了。好在他是身在晚清,上海金融市場已經有一定的規模,尤其洋行融資能力很高。當時與上海金融界熟識的胡雪巖是左宗棠的好友,他不僅認識當時的匯豐銀行老闆,也知道現代金融市場怎麼運作。雖然朝廷內外對借錢來花無法認同接受,但經費困局是實際存在的,除非清廷不再西征、放棄西域,否則就無其他辦法。
在胡雪巖的幫助下,左宗棠選擇了「華洋借款」融資。一八七五年借洋款兩百四十九萬兩,一八七七年分兩次從匯豐銀行借了共八百萬兩,一八七八年再借三百五十萬兩。年息最低一○%、最高一八%,比當時民間借貸之二○%以上的利息要低不少,而且總借款金額之大也是當時華商市場難以承受的。
有了這些借款後,左宗棠停止賣官。金融正式結束了持續多朝的陋習。
一八七四至一八八○年,西征軍費總開銷為五千一百萬兩銀子,其中二千多萬兩是透過華洋借款得到的,是軍費開支的第二大來源。如果不是透過「透支未來」借錢花,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歷史也許會完全不同。
在國際、國內動盪導致財政能力削弱的情況下,左宗棠利用金融市場,以未來的協餉收入、關稅做抵押,向華商、外國銀行借款,為西北戰事提供穩定軍餉,穩住了幾萬大軍的軍心,保證了清王朝對西北邊疆的控制與治理。
重點整理
●中國從齊王借款打仗以後,就無法靠借貸解決戰爭開銷。這不僅使金融市場難以發展,而且讓處於財政挑戰下的王朝難以生存。
●左宗棠在軍費壓力之下,選擇「透支未來」的債務融資而放棄賣官,為他的西征歷史功績奠定基礎。他的金融創新在今天看起來很簡單,卻開了靠金融為戰爭融資的歷史先河。 閱讀完整內容
●中國從齊王借款打仗以後,就無法靠借貸解決戰爭開銷。這不僅使金融市場難以發展,而且讓處於財政挑戰下的王朝難以生存。
●左宗棠在軍費壓力之下,選擇「透支未來」的債務融資而放棄賣官,為他的西征歷史功績奠定基礎。他的金融創新在今天看起來很簡單,卻開了靠金融為戰爭融資的歷史先河。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