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妳怎麼了？看起來不太開心。」
「別提了，早上我和我爸視訊，我又被他嫌棄了。這足以毀掉我一整天的心情。」法爾札內又惱又喪地說。
「還有三個月妳就要去哈佛讀博士了，二十五歲就取得這樣的成就，我不知道妳還有什麼好被嫌棄的地方？」
不是奉承，也不是安慰，我是真心佩服法爾札內。
「我和我爸媽說起上週行業會議的事。我告訴他們我的展示在大會上和別人一起拿到了頭等獎。結果我爸問我：為什麼妳不是唯一獲得頭等獎的人？妳能做得更優秀嗎？」
法爾札內越說越激動：「從小到大，他總是這樣，我考了第二名，他問我為什麼不是第一；我考了第一名，他問我為什麼不是以滿分成績取得的第一；我以滿分成績取得了第一，他會問我是不是唯一。」
法爾札內最後歎了一口氣說：「有這樣的爸爸真的很累。」
我們相識四年，交情淡如水，最多聊聊彼此喜歡的美劇。要不是暑假她沒人一起做伴鍛鍊，主動約我一起游泳，我不會知道法爾札內還有這樣一位「虎爸」。
我和法爾札內初次相識是在學校開設的一個文化小組（culture group）裡。來自全世界不同國家的學生，被分成不同小組，一組有五到七個成員，組長給出一個問題，大家就這個問題，基於自己的成長環境、教育背景給出看法。
這個小組的目的，一方面是讓大家看到世界的「分歧」，用更多元化的思維去看待世界；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由這個平臺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和法爾札內被分在同一個小組。我們是組裡「唯二」的女生。討論結束後，我帶著一口殘缺不齊的英文主動去找帶著明顯東亞樣貌——小麥膚色、大眼睛、高鼻樑——的法爾札內寒暄。
這是我和法爾札內的第一次對談，這位來自中東地區的女孩，用一口標準的美式英文震撼了我。
法爾札內在中東地區出生、長大、讀書，經歷過國家的一些動亂，但總體來說她的成長算是順遂。她的父親是當地一位外科醫生，母親是護士長，典型的中產家庭。她還有一位小她三歲的弟弟，剛剛考入中東地區最好的大學讀建築系。法爾札內也是這所大學畢業的，畢業後申請到美國一所不錯的公立大學讀博士，拿的是五年的全額獎學金，攻讀神經工程專業。
法爾札內告訴我，她註定是要學這行的。爸爸是腦神經科醫生，小時候她經常去爸爸工作的醫院「玩」。由於法爾札內從小在醫院見多了生死往來，她受不了那種生離死別的痛苦，所以最後沒有選擇學醫，而是做腦神經工程研究的建模和演算法。
法爾札內最喜歡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這很容易啊！」她不是為了讓對方難堪或為了炫耀才說這句話的。她是由衷地認為很多問題真的不難。
同組的博士生有個問題想了一天都沒解決，她看了看，在紙上畫一畫，五分鐘就給出答案。學長對著代碼找了四十分鐘的漏洞，她一眼就看出問題在哪兒。實驗室來了一位碩士生要做畢業設計，導師請法爾札內幫忙指導一下。她看了一眼該學生想做的東西，一臉不解地問導師：「這是我大學三年級做的東西啊，他怎麼都碩士畢業了才在做？」
還有組裡的博士後，在博士畢業後又在科研界工作了兩年，對一些演算法和建模工具的運用程度還不如她，以至於在行業會議上，來自各高校的老師和研究院所的專案負責人，都以為她才是博士。這些老專家們很少見到一位博士三年級的學生能把核心問題和技術鑽研得這麼透徹，把課題做得如此艱深。
法爾札內的優秀，讓她在博士第三年時就收到來自英特爾、紐約大學、哈佛大學以及世界頂級外科神經中心巴羅神經研究所（Barrow Neurological Institute）的工作邀請。在認真抉擇後，她最終選擇畢業後去哈佛做博士後。
如果你以為我要告訴你一位天才少女的故事，那未免太無聊老套了。法爾札內無疑是個聰明人，否則也不可能成績單上全是A、連續三年獲得校園最高獎學金，包攬了很多行業會議上的大獎，在學生期間就以唯一第一作者的身份發表了兩篇重量級論文，還沒畢業就成為眾多頂級公司和高校爭搶的對象。像她一樣、甚至比她更聰明的人大有人在，但她身上打動我的閃光點絕不是聰明，而是讓她走到今天，並有極大概率在未來也能獲得重大成就的三件利器。
利器一 做成一件事，只找最必要的那一個理由
「面對重要的事情，我從不一時興起、僅憑興趣做事，也不會找一大堆理由，告訴自己：你看，理由如此充分了，那就動手吧！我只會找一個理由——一個最必要、不會輕易被動搖和推翻的理由。」
法爾札內和我坐在學校的霜淇淋店，我們一邊吃著霜淇淋、一邊聊著這位二十五歲哈佛準博士後的「成功經」。
「妳這麼年輕，怎麼就有如此成熟的想法？」比她年長五歲的我，從來沒像她說的那樣考慮過問題。通常，我們都是給自己列一堆理由，看上去充分了，然後才動手開始做。
「在我七歲時，我就學會了『只找一個最必要的理由』這個方法，讓自己把事情做成。在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妳問過我英語為什麼說得這麼好，對吧？英語並不是我的母語，但英語在中東地區是最熱門的外語，所以我從七歲開始學英語。」
「這很像中國的一些大城市裡的許多小朋友，他們甚至從三四歲就開始學英語，但也未必能說得像妳一樣流利。連美國人都以為妳在美國本土長大。」我疑惑地問她。
「很簡單，我確實下很多功夫學英文，雖然我很討厭英文，覺得背單字、記文法很沒意思。但我始終記得我爸爸拋給我的幾個問題：『妳想永遠得到的只是二手資料和資訊嗎？妳想在未來和別人交談時永遠一知半解嗎？想讓別人因為妳的口音而對妳產生誤會和偏見嗎？』面對這些問題，我的答案當然是『不想』，既然『不想』那只能想辦法學好。」
「就這麼簡單？」我將信將疑。本以為她要給我傳授一大堆學好英文的心得，誰知卻只拋出來「想辦法學好」這五個字。
法爾札內吃了一口香草霜淇淋，笑著說：「是很簡單，但足夠必要了。必要到我沒有藉口去偷懶不好好學英語，這就夠了。妳別小看『只找一個必要理由』的方法，我可是用它辦成了不少大事。」
法爾札內又和我講了她在博一剛進實驗室，和學姊競爭並最終把對方打敗的事。
高校的實驗室有時候和後宮一樣，也是要「爭寵」的，為了讓導師對自己青睞有加。比如，導師挺不挺我的項目、推不推我的論文，學生之間少不了費些心思鬥爭。其實這些鬥爭，說到底其始作俑者是導師，他們的領導風格、對學生的態度決定了一個實驗組的「企業文化」。
法爾札內所在的實驗室算是一片淨土，導師手下有四個學生，不算多，導師也是一心一意搞學術的人，不搞競爭搏出位這一套。法爾札內剛進組時，俄羅斯學姊帶著她，幫她熟悉實驗室的一切。當時，學姊因為比她早來一年，還負責實驗室的一些行政事務，比如開會申報、實驗品採購報銷等，手中有點小權力。論年限、工作接觸和做實驗的熟悉程度，學姊和導師的感情、親密度自然比她強，這很正常。
但從小到大要做最好、最強、第一的法爾札內不接受。她說：「你要是因為比我更強的學術能力勝出，我可以接受。但是靠時間長短論親疏，做科研的人不能這樣。」
「當時進組不久，瞭解清楚大概情況後，我想做的事就是取代學姊在導師心中的地位。理由就是，不適合的人不該待在那個位置上，我能夠在任何方面都比她做得更好。」（只能說，剛剛二十歲出頭、沒被扔到社會和職場上錘煉的法爾札內太年輕。）三年過去了，現在聽法爾札內說這句話時，我還能感受到殺氣騰騰。
「妳做了什麼，讓原本打算讀博士的學姊最終讀完碩士就走了？」我也認識那位學姊，知道兩年前，她拿了個碩士學位就離組去工作了。當然，沒能繼續學業的主要原因不是法爾札內，雖然她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的推力。
「很簡單，我只是做了兩件事：第一，她能做的東西，我比她做得更好。比如，實驗室的日常行政工作，她只是被動地接受、完成，而我找出了實驗室內部存在的幾個重要問題，提出解決辦法給導師，然後自告奮勇願意督促完成。導師發現，在學姊的帶領下，實驗室只是維持正常運轉，而我做的那些事卻讓實驗室的運行效率從七十分提高到了八十分，並且還不需要他額外做什麼。你說導師更喜歡哪個下屬？
「第二，做一些她做不到、只有我能做到的事。這一點完全就是拚各自的科研硬實力了。剛進組時，學姊早來一年，基本功比我好。我學了一學期，在三個月內看了一百二十篇行業論文，選了五門專業課，不分週末節假日（除了耶誕節休息了一天）地待在實驗室死讀。用一學期達到了她一年的水準。慢慢地，導師發現和我討論學術問題或實驗情況時，我不再是新手水準，提出的想法比他帶了一年的學生還有水準。他自然更願意和我交流。」
我聽著法爾札內的「宮鬥史」，揣摩著她的第一個利器：「當我想做成一件事時，我一定會找一個最必要的理由讓自己堅持下去，直到實現。」
這讓我想到了全球最大職業社交網站領英（LinkedIn）創始人李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的一則故事。
當年，領英要進行一系列推廣活動，為了打開領英在中國的市場。中國分公司計畫舉辦一些業界活動，還打算推廣中文版的《至關重要的關係》（霍夫曼所著）一書來增加知名度。怎麼看霍夫曼都有不錯的理由前往中國，但他認為，沒有任何單獨一條理由足夠充分到讓他必須去。
他說：「對於是否進行一項可能開銷較大的行動，我的判斷標準是一個足夠充分的理由，而不是多個理由。我需要一條決定性的理由，然後根據該理由來衡量旅行的價值。如果我去了，那麼我們需要用所有其他的輔助活動來排滿整個行程。但是如果我因為多種理由前往中國，那等我回來時肯定會覺得這次計畫很浪費時間。」
用一個最充分的理由：而非多個看上去很不錯的理由去確定行動，能迫使我們在行動前謹慎周全地思考，並在行動後不給自己偷懶和放棄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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