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以來,英國工業革命帶來的龐大財富,讓大不列顛的中產階級迅速增加,社會上湧動一股對嶄新知識的渴望。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義務教育應運而生。新興的中產階級為了讓自家子弟接受更好教育,努力將孩子送入菁英主義式的合宿制公學校1接受教育。這使原先只提供上層階級就讀的公學校,漸漸融入不同階級的興趣與嗜好。體育在既有的公學校教育中,成為不可或缺的科目。透過運動培養學生服從、團結、競爭性等品格,體育教育為國家形塑理想的公民雛形,各式各樣的運動項目也因此有機會進入公學校教育中。
在中世紀的英格蘭,足球原本是鄉間流行的娛樂活動,流行於平民、工人階級之中。最早的足球遊戲沒有固定規則、也不限制攜帶任何工具。街道、廣場、農田都可以是踢球的場地,參賽者只要把球踢到對方城鎮的鬧區就算勝利。由於這種活動時常會演變成大規模械鬥,因此足球又被稱為「暴徒足球」(mob football)。然而,隨著工業革命帶來的階級流動,新興的中產階級逐漸進入公學校,源自民間的足球活動也逐漸進入上層階級。
各間公學校在推動團體運動同時,教師與學生也不斷修訂足球規定,試圖融合啟蒙時代以來文明化與科學化的理念,使球賽的野蠻、暴力元素降低,也讓運動規則制度化。經過數十年發展,現代足球的雛形慢慢底定,並在公學校校友們推廣下在民間普及。一八六三年,英格蘭足球協會正式成立,現代足球從此有了具體的組織來規範足球的規則,這種現代的足球又被稱作「協會足球」(Association Football)。
飄洋過海
一八六○年臺灣開港後,開始有外籍傳教士來到臺灣,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傳播福音。醫學與教育是傳教士推廣宗教的兩種重要管道,其中在教育方面,來自加拿大的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與英國的余饒里(George Ede),在臺北與臺南分別建立了牛津學堂(後來的淡水中學校)2和長老教中學兩所教會學校,將英式教育的理念帶入臺灣,培育信徒子女文明的知識與宗教信仰。
其中,臺南的長老教中學與足球有特別深的淵源。一八八五年,余饒里在向英國總會提出的報告指出,他認為致力於教育、陶冶年輕人,會比設法使老一輩臺灣人擺脫迷信來得容易。余饒里建議總會設立一間教會學校,提供完整的一般學科訓練,那樣除了有益於教會,也對個人的專業訓練大有俾益。余饒里的建議促成臺南長老教中學的成立。
一九一二年,臺南的長老教中學為了擴大教務,也為了提供教徒更好的教育,從英國選派年僅二十六歲的年輕宣教師萬榮華(Edward Band)來臺擔任校長。到異國的萬榮華並不熟捻當時在臺灣通行的日文和閩南語,因此還先前往日本學習兩年日文,一九一四年才正式擔任長老教中學的第三任校長。此時,長老教中學的新校舍正在逐步建成,企圖仿照英國公學校的模式,在臺灣推動教育事業。
萬榮華在劍橋大學西敏斯特學院鑽研神學時,曾因擅長足球而擔任過球隊隊長。他認為做為一名傳教士,必須同時擁有強健的體魄與堅毅的精神,而足球正好具備這兩項要素。因此凡是有心想學習足球的學生,無論他的技術、體能是否出色,都是潛在的理想傳教士人選,教學者應該來者不拒。於是在離開英國時,萬榮華特別帶著一顆足球隨行。
萬榮華從英國帶來臺灣的一顆足球,開啟臺灣現代足球的文明。來臺灣後,萬榮華很自然將這項自己擅長的體育活動融合進教育之中。不過,別說足球了,對於當時臺灣的學生來說,「體育」都是相對陌生的課目。如何督促學生運動、引起學生興趣,成為萬榮華的教育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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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榮華,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一八八六年出生於英格蘭伯肯黑德(Birkenhead),曾在劍橋大學皇后學院獲得數學學位,也在西敏斯特神學院研究神學。他是第一位將足球帶入臺灣的人,也是戰前最後一位離開臺灣的外籍宣教師,一九七一年病逝於英國伯恩茅斯。(圖片由王子碩提供)
萬榮華,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一八八六年出生於英格蘭伯肯黑德(Birkenhead),曾在劍橋大學皇后學院獲得數學學位,也在西敏斯特神學院研究神學。他是第一位將足球帶入臺灣的人,也是戰前最後一位離開臺灣的外籍宣教師,一九七一年病逝於英國伯恩茅斯。(圖片由王子碩提供)
由於長老教中學是集體住宿制的學校,每到下課、放學時,學生都會先回宿舍睡覺,等待用餐時間。這時萬榮華經常會直接闖進宿舍,將偷懶的學生一個一個拖到運動場。萬榮華身材高大、四肢修長,加上運動細胞發達。他高超的球技和優雅的體操與游泳動作,吸引許多學生的目光。無所不能的他,被學生敬稱為「萬能校長」。漸漸地,長老教中學的學生開始潛移默化體育概念,將運動習慣融入生活之中。其中特別是足球成為長老教中學具有標誌性的運動項目。
但在這時期的臺灣,由於足球這種運動仍然相當新穎,正款的皮球與球鞋都需要從香港、日本購買。因此學生屢屢打著赤腳踢球,並以此為樂。在操場和足球數量不夠的情況下,許多學生利用軟式網球在校園與宿舍周圍空地踢球。校友洪南海3在談起長老中學的記憶時便提到,他在國小就曾看過長老教中學的學生,把臺南東門城的城門當作球門來踢球。學生以臺南市區為球場,在大街小巷踢球,也使足球成為臺南人熟悉的日常風景。這項世界最熱門的運動,就這樣悄悄走入臺灣人世界,成為臺南市一部分的市景。
府城之外
在臺灣南端的府城之外,足球運動就沒有那麼為人所知了。在日本殖民初期,臺灣各地的中學校與小學校,雖然也有以體育弘揚日本精神的做法,但受限於資源,公學校與小學校的體育課,大多是以徒手體操、田徑這些只須簡易場地或工具就能完成的運動為教學項目。中學校以上才會讓學生接觸到球類教育,這讓球類運動成為日治時代受過中高等以上教育的人們,才有機會接觸的運動。
足球做為日治時期的英式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在力行西化的日本也正漸漸地被日本人熟知。力行富國強兵的日本,在各方面全力學習當時被認為更為先進、成功的歐洲文化。一八七八年,受到德國統一經驗影響,明治政府深感身體教育與國民教育密不可分,決定將體操列入國民教育之中。十月二十四日,日本文部省設立體操傳習所,成為日本第一所專門培養體育教師的機構,目的在於選定適合日本施行的體育方法,並培養體育專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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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統一與體操救國:在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戰爭中,日耳曼蘭茲(Lans)人楊氏(Friedrich Ludwig Jahn)因為普魯士大敗受到打擊,開始推行「楊氏體操」,培養日耳曼人民的強健體魄與愛國心。楊氏體操包含平橫木、吊桿繩梯、單槓等。這種運動與民族復興精神緊密聯繫。楊氏體操與瑞典的林氏體操、英式競技運動為現代三大體操運動源流。
德國統一與體操救國:在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戰爭中,日耳曼蘭茲(Lans)人楊氏(Friedrich Ludwig Jahn)因為普魯士大敗受到打擊,開始推行「楊氏體操」,培養日耳曼人民的強健體魄與愛國心。楊氏體操包含平橫木、吊桿繩梯、單槓等。這種運動與民族復興精神緊密聯繫。楊氏體操與瑞典的林氏體操、英式競技運動為現代三大體操運動源流。
此後文部省體操講習所於一八八六年,進一步被合併到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天的筑波大學)4。這所日本最早的師範學校,一直設有體育師資的培育。外聘的外籍體育教師和日籍學生讓校內的運動社團蓬勃發展,進一步催化師範學生對運動的興趣。一八九三年,嘉納治五郎5就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校長後,視體育運動為教育重心。他開始鼓勵學生更廣泛在課堂內外參與運動,並在一八九六年把各個鬆散的運動社團整合成「運動會」,嘉納治五郎本人更親自擔任運動會會長。一九○一年,嘉納將在校生的運動會,以及與校友聯誼的「寄合會」合併,使得畢業校友(俗稱OB,old boy)離開學校後仍然可以參加運動活動聯繫情感。
一八九六年,東京師範正式成立足球部。東京師範足球部將國外足球相關的資訊翻譯成日文,介紹進日本,並透過切磋交流提升對足球的愛好。因此東京師範成為日本早期足球運動的中心,學校培養出的教師將足球運動帶到日本帝國各地的師範學校、中小學校教育中。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一八六三年在英格蘭已經成立英格蘭足球協會,將橄欖球和足球分家;但在日本境內,足球與橄欖球的區別6一直到一九二○年代末期,才有較明確的劃分。
在帝國之外的臺灣,一九一○年代,北臺灣率先有數間中高等學校開始推廣足球運動。最早是臺北一中7的教師松岡正男8在一九一三年成立蹴球部。9
日本文部省在一九一八年正式將足球列入課綱。隔年,本西憲勝於臺北出版《フートボール 蹴球の研究》(蹴球的研究),足球漸漸在中學校教育之中傳播。臺北高校、臺北二中(今日的成功中學,一九二二年設址於萬華艋舺清水祖師廟,一九二五年搬遷到濟南路一帶)、臺中商業等學校在一九二○年代中期開始陸續開展足球運動。其中又以臺北二中最為特別。
臺北二中的首任校長為東京師範畢業的河瀨半四郎10,他在一九二四年上任。在他的指導下,臺北二中不同於臺灣其他已經開始痴迷棒球的學校,反而以足球、游泳、劍道作為主要推廣運動。河瀨半四郎認為透過足球,學生能學習到團結合作的重要性,這也讓學生以臺灣人為主的北二中,有了接觸足球的契機。
在曾就讀北二中的史學家曹永和的回憶錄中,以及在臺北第二師範與臺北第二高等女中任教、並曾擔任臺灣體育協會幹事的竹村豐俊撰寫的《臺灣體育史》(一九三三年)一書中,我們都能看到臺北二中熱衷於足球運動的身影。像是曹永和提及:
臺北二中的運動以發展足球及劍道為主,沒有發展野球(棒球)和柔道。河瀨校長認為,棒球不適合作為團體性、全校性的運動,足球則是每個人都可以踢的。而柔道像在打架一樣,不像劍道,講求點到為止。
竹村的《臺灣體育史》則寫到,一九二五年日本海軍第二艦隊在基隆港靠泊,當時懷念陸地活動的艦上官兵,在休假時想踢場足球放鬆,因此在臺北城中到處尋找會踢球的球隊。偶然間,有士兵約到臺北二中的學生和他們比賽,因此臺北城中出現海軍與學生一起踢球的奇特景象。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