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宇會同

中國國家博物館「元代瓷器文化展」

文︱董耘

1271年，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建國號大元，出身北方草原的蒙古人自此開始了他們入主中原近100年的統治。國祚雖短，其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色與中原固有的漢族文化發生碰撞、交融，使得元代在書畫、瓷器、工藝品等都產生異於過往的發展，瓷器即為一例。中國國家博物館即日起展出「海宇會同—元代瓷器文化展」，由中國國家博物館主辦，匯集中國11家博物館共96件元代精品，齊聚一堂展出。展場一共分為四大單元：「瓷路擷英：歷史的映照與縮影」、「兼收並蓄：多元文化的交融與互通」、「爐火純青：技藝的創新和飛躍」、「變古易常：審美觀念的表現和轉變」（圖1）。 ▲中國國家博物館「海宇會同─元代瓷器文化展」展覽現場。左圖攝影／董耘，右圖攝影／藍玉琦。

不敗的外銷經典：元青花

元代瓷器在唐宋傳統基礎上，出現了較多體型較大的器形，並且在裝飾上更為繁複緊密，且有幾何布排。種類上，除了繼承前代的青瓷（龍泉窯）以及磁州窯、吉州窯、鈞窯，釉下彩青花的出現更是受到後代注目。青花目前最早的上限可推至唐代，至元、明兩代發展到極致。多數的元青花器形來自於唐宋以來的基本器形，如梅瓶（圖2）、玉壺春瓶（圖3）、蓋瓶、葫蘆瓶等。紋飾方面，也可見過去吉州窯經常使用的卷草紋、回紋、螺旋菊紋等。然而，在元青花中仍可見到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伊斯蘭等地的因素。扁壺、高足杯即是來自蒙古民族生活中常使用金銀器器形，而元青花特有的蘆雁紋、蓮池水禽紋（滿池嬌）也是部分元代官服的裝飾紋飾。元青花中最有名的樣式，即是以大衛德基金會藏至正十一年銘〈青花雲龍紋雙耳瓶〉一對為首的「至正樣式」，裝飾有菊花唐草紋、蕉葉紋、鳳凰紋、雲龍紋、牡丹唐草紋、八寶紋等。元青花發展至晚期還可以見到與元曲相關的人物故事紋飾。 ▲元〈青花纏枝牡丹紋梅瓶〉，1959年南京市江寧縣明正統四年沐晟墓出土，南京市博物總館藏。攝影／藍玉琦。 ▲元〈青花龍紋玉壺春瓶〉，1985年山東省青州市糧食中轉庫西側元代墓葬出土，青州市博物館藏。攝影／藍玉琦。

元青花的出現，也揭示著中國陶瓷釉下彩走向成熟，這是第一次能夠以釉下彩料繪製出清晰、完整的紋飾。元青花具有青白釉閃亮的特點，釉中的氧化鈉含量較高也使得釉色偏白，同時因為釉中氧化鈣含量相對較高，高溫時黏度較低，釉的流動性增強，有利於色料的擴散，因此青花彩很容易出現暈散現象。元青花釉藥為氧化鈷、三氧化二鐵和二氧化錳的混合物，其中由氧化鈷為呈色料，此時使用的鈷料是來自西亞地區的「蘇麻離青」（又稱為蘇勃尼青、回回青等），名稱源自阿拉伯語「samawi」，意為「天空色」、「天青」。這種色料的化學特徵為高鐵低錳，燒成後發色濃豔青翠（圖4），與中國國產青發色多偏灰青有清楚的區別。 ▲元〈青花雲龍紋罐〉，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攝影／董耘。

元青花的發達，與當時全球化的時空情勢脫離不了關係。元人在馬背上打下了歷史上最大的疆土，東起日本海，西至地中海，甚至跨越到今日的俄羅斯境內，橫跨整個歐亞大陸。廣大領土範圍中的不同文化，也因為交通上順暢無阻而迎頭相遇，元青花就是這背景下的產物。羅伯特．芬雷（Robert Finlay）在《青花瓷的故事》便提及「青花瓷的出現與發展，是宋瓷對西南亞造成衝擊的結果。穆斯林商人從伊斯蘭的心臟地帶，將鈷藍色料運到景德鎮，元代最後一代陶匠開始用它繪飾瓷器，中國境內與國際市場，從此引發了一場意義深遠的藝術發展。元末明初，中國與西南亞的紋飾傳統開始發生前所未有的接觸，中式的流動空間與西南亞的幾何式布局相遇、彼此學習」。目前大多的元青花存在於緬甸、泰國、印尼、印度、伊朗、敘利亞、土耳其等地，說明景德鎮大量製作的元代青花跟隨人們貿易的腳步踏出中國國境，成為元代瓷器外銷的重要一環。

如若造訪土耳其托普卡匹皇宮（Topkapi Palace），絕對會對那些來自中國、紋飾繁複、尺寸巨大的元青花大盤留下深刻的印象。元代青花會製造出尺寸這麼大的大盤，主要是因應伊斯蘭民族飲食習慣，這一點可以從這些直徑達40∼60公分的青花大盤目前多保存於伊斯蘭文化圈，而中國境內幾乎不見出土者看出端倪。同時，這些青花大盤器形上可以分為葵口和圓口兩者，口沿至盤心處可見到兩至三圈的裝飾帶，外側多為波濤紋、菱紋，內側則多為牡丹唐草紋、蓮花唐草紋、如意雲紋等，盤心的主要紋飾見有蓮池水禽紋、竹石草紋、魚藻紋、雲龍紋、麒麟紋、竹石紋等，組合相對規整幾何。（圖5、6） ▲元〈青花鴛鴦池紋花口盤〉，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攝影／董耘。 ▲元〈青花滿池嬌圖菱圖5 元〈青花鴛鴦池紋花口盤〉，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攝影／董耘。花口盤〉，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攝影／藍玉琦。

元代青花在貿易路線上引領風騷，但反過來看當時的統治者蒙古人們，對於青花的喜愛卻有待考量。學者根據元代窖藏及墓葬出土，發現早期窖藏中的元青花立件經常是作為貯藏器、盛裝器，而當中盛裝的多是當時更為流行的金銀食用器及青瓷、白瓷，這或許也揭示了不同材質、甚至瓷器品類之間具有相對的高低階級。當時的青花瓷器可能在地位上比不上金銀器、青瓷、白瓷，且具有豐富裝飾的青花瓷器在視覺上其實更加適合拿來當擺飾、展示，而非食用器。此時，也幾乎不見直徑超過40公分的大盤。

有趣的是，時至明代初期元青花仍持續出現，且是出現在明代的貴族高及墓葬之中，例如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魯荒王朱檀及其妃墓、第24子郢靖王朱棟墓（圖7），以及開國功臣黔寧王沐英墓、豫國公俞通海及其妻墓等，都出土有元代青花。這些共伴出土的青花，或有可能是被當成戰利品、賞賜品，也可能是古董珍玩，而如梅瓶這樣的器形在墓葬中更具有風水吉祥之意。 ▲元〈青花龍紋梅瓶〉，湖北省鐘祥市明永樂十三年郢靖王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館藏。攝影／藍玉琦。

貿易路上的另一個明星：龍泉窯青瓷

每每說到元代瓷器的國際貿易，猛然一想往往都只會想到青花瓷，但其實龍泉窯青瓷也是國際貿易路線上常見的明星商品。龍泉窯位於今日浙江龍泉市，自北宋中期便開始燒造青瓷，時至南宋便已經是陶瓷貿易上的常客，元代龍泉窯更加擴張，目前可知道元代龍泉窯址就高達200多處。

元代龍泉青瓷與之前的作品相較，器形變得更大，且器形的種類也變得更為豐富。龍泉青瓷體量改變的原因其實與景德鎮青花是一致的，也就是為了迎合伊斯蘭市場的需求。然而，龍泉青瓷的銷售地不僅限於伊斯蘭文化圈，日本及其他東亞國家也保存不少龍泉青瓷。1323年從浙江寧波出發至日本、卻半路因颱風沉沒於韓國全羅南道外海的新安沉船，出水有2萬多件中國陶瓷器，當中近一半以上都是龍泉青瓷，可以知道當時龍泉青瓷銷往東北亞一帶的狀況。而2006至2007年打撈的中國福建平潭大練島一號沉船中，也發現了一批元代龍泉青瓷，見證了元代龍泉青瓷外銷盛況（圖8）。有趣的是，目的地為日本的新安沉船上，並未見有器形特別大的龍泉瓷器，更加證實了大尺寸的盤子是特地為西亞、伊斯蘭文化圈訂製燒造的事實。 ▲元〈青釉折沿大盤〉，2007年福建省平潭縣大練島元代沉船遺址出水，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攝影／董耘。

元代龍泉青瓷製作的器形與元青花極為類似，而這樣的相似性可能意味著市場上的需求。不論是龍泉青瓷或青花瓷，多邊形、多稜器形的比例增加，這類器形並不能以拉坯成形，代表元代瓷器在製造上對於模印成型技術的成熟，模印成形也相對符合商業貿易要求的低成本、高效率。元代龍泉窯經常有著看似立體的花卉紋、龍紋、魚紋等紋飾，也是事先雕刻在印模內側上。元代龍泉窯尚見有裝飾鐵斑者，屬於釉下點彩的技法，打破了青瓷單一色調的局限，形成了強烈的色彩對比，這類帶有鐵斑的龍泉青瓷，在日本被稱為「飛青瓷」，備受喜愛。

更多的元代瓷器：釉裡紅、磁州窯

除了前述的元青花及龍泉窯，元代瓷器其實還有更多元的樣貌。元青花的成功皆是著元代在釉下彩料使用上的進步，隨著這個釉下彩革命，釉裡紅也連帶誕生。釉裡紅係以氧化銅為主要發色劑，然氧化銅發色的溫度範圍比起氧化鈷還要來得嚴格，失敗的機率也較高，一旦失敗，色料部分變會發黑，故發色完美、至今保存完整的元代釉裡紅器物時為少見。釉裡紅的作品器形方面與青花相差不多，彩料使用的部分，見有施於地及施於紋飾上兩種。然而，釉裡紅外銷的步伐顯然沒有青花來得廣，伊斯蘭文化圈中幾乎不見釉裡紅蹤跡，至多是在東南亞地區可見到，也說明釉裡紅應該是以中國國內內銷為主。釉裡紅燒造技巧至明洪武年間更加進步、成熟，此時的釉裡紅作品目前也保留較多（圖9）。 ▲明洪武〈釉裡紅蓮瓣紋盤〉，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攝影／藍玉琦。

磁州窯也是元代瓷器中的一環。磁州窯在宋金時期達到鼎盛，雖然元代磁州窯仍持續生產，元大都也出土了不少磁州窯製的生活用器，但生產量卻已不如以往。此時的磁州窯製作有不少寬口壺、平底盆等，裝飾技法則是以白地鐵繪為主，白底鐵繪便是在胎土上施罩上一層化妝土，再於其上描繪上紋飾，主要是從金代磁州窯傳承而來。紋飾多見有人物故事、花卉、風景等（圖10、11）。 ▲元〈白地褐彩龍鳳紋大罐〉，遼寧省綏中縣三道崗元代沉船出水，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攝影／藍玉琦。 ▲元〈磁州窯白地黑花龍鳳紋四繫扁壺〉，1979年北京市安定門外元大都遺址出土，首都博物館藏。攝影／董耘。

元青花來自何方？

這些飄洋過海的元代青花又是生產自何處？目前可知，多數元代青花應該都是來自於今日被認知為「瓷都」的江西景德鎮，彼時的景德鎮窯也是元代瓷器最大的出產地。景德鎮地區自五代起即生產有陶瓷器，北宋至南宋間更生產有獨特的青白瓷。到了元代，景德鎮燒造有各式各樣的作品，如紅釉瓷、藍釉瓷、孔雀藍釉等，也生產有大量的青花瓷器及同樣為釉下彩的釉裡紅瓷器。

景德鎮珠山遺址於1988年發現了一批元代瓷器破片，當中包含有不少雙角五爪龍紋飾，同時也有部分出土物上描繪有金彩。此一情形若搭配《元典章》所述雙角五爪龍紋、飛鳳紋只限定皇室成員使用，以及禁止一般民眾使用金彩用器來看，有學者便認為元代官窯「浮梁磁局」所在地便在珠山遺址一帶，同時也有人推論或許是元代政府會不定時要景德鎮燒造官方用瓷。

關於元代浮梁磁局，文獻上記載不多，僅《元史》「百官志」下有浮梁磁局條：「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燒造磁器，并漆造馬尾， 藤笠帽等事」。同時，浮梁磁局又隸屬於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之下，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又屬將作院管轄。在此之外，便少有關於浮梁磁局的記載，而浮梁磁局是否可視為元代官窯或者元代是否存在有官窯等議題，則需要有更多資料來討論。 ▲元〈青花雲龍紋筒式蓋罐〉，1988年江西省景德鎮市珠山麓風景路出土，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攝影／董耘。 ▲元〈青花雲龍紋硯盒〉，1988年江西省景德鎮市珠山麓風景路出土，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攝影／董耘。

看不懂的八思巴文

展覽中除了展出大批元代的各式瓷器，尚展出了一件刻有八思巴文的銅印。八思巴文為元代忽必烈統治時期，當時的國師八思巴以吐蕃文為基礎發明而成的文字，但此一文字使用的時間極短，且也僅流行於元代境內，同時間的其他汗國也未使用此一文字。是件銅印為一方官印，印面呈方形，印文翻譯為「□舞等處武勇八都覽千戶印」，印背左側刻有楷書「中書禮部造至正十八年三月」，右側則再用楷書刻了一次印文內容。 ▲元〈八思巴文「□舞等處武勇八都覽千戶印」銅印〉，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攝影／董耘。

參考書目及延伸閱讀：
施靜菲〈元代景德鎮青花瓷在國內市場中的角色和性質〉，《美術史研究集刊》，第8期（2000），頁137∼185。
張瑋恬〈明代藩王功臣墓出土至正樣式青花器的年代問題〉，《美術史研究集刊》，第42期（2017.03），頁91∼156。
西岡康弘主編《世界美術大全－第七卷元》，小學館，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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