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符合越多以下描述，你就越可能屬於或將落入「不穩定無產階級」▍
□ 你的收入金額和來源不穩定，難以對未來生活做規畫。
□ 你的工作並非正職，而是相對暫時性、臨時性的。
□ 你對工作沒有認同感，對未來職涯也沒有（或者沒辦法有）什麼想像。
□ 你擔心自己的職務被取代，被雇主任意資遣，或是接不到下一個案子。
□ 你的工時、工作內容或地點變動性高，且時常不是自己可控制。
□ 你很難升遷，也不預期收入在未來能夠成長甚至持平。
□ 就算對工作或雇主不滿，你也很難找到發聲的管道。
□ 你很難從社會或職場獲取資源來培養或維持工作技能。
□ 當你碰到意外或疾病時，家庭、職場或社會無法給你補償或支持。
隨著全球化發展，各國政府與企業競相增加勞動市場彈性，讓雇主能夠輕易操作員工的工時、工資、薪資、工作地點甚至是工作內容。因此，世界各地都出現了一群非典型勞動者，他們低薪而收入不安定、工作臨時化、身兼多職且時常陷於多工作業，這就是我們所定義的「不穩定無產階級」（precariat）。
對生活沒有安全感，不斷受結構壓迫，且沒有共同的明確目標，因此在社會上無法集體為自己發聲；長工時讓他們沒有時間精力查證思考，很輕易會彼此仇視，是容易受政客操弄的沃土；此外，他們沒有長期合約、沒有公司與社會安全網的保障，也缺乏工作安全、技能發展性，更沒有能力組成工會，除了不穩定的工資之外，幾乎一無所有。
根據推測，目前許多國家的不穩定無產階級至少都占了該國成人人口的四分之一。全世界介於十五∼二十五歲的年輕人超過十億名，數量達到歷史上的最高點，他們大部分都位於開發中國家。雖然世界的人口可能正在老化，但年輕人依然非常多。不幸的是，很多年輕人相當沮喪。在眾多構成不穩定無產階級的族群中，最常看到的就是從學校剛畢業的年輕人。他們連續好幾年都只能做不穩定工作，而且他們爸媽那一輩的人似乎都擁有穩定的工作，相較之下顯得他們更為失敗。
全球經濟在一九七○年代之後逐漸整合為一，每個地區的新發展幾乎都會立刻影響其他地區。在一九七○年代，我們不常看到某兩個股票市場同時發生類似的變化，但現在每個市場的變化都同步發生。在一九七○年代，貿易在許多國家都只占該國收入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貿易商品都是互補品；但如今所有商品與服務都能貿易，貿易在各國商品與服務所占的比例也逐漸升高，很多貿易行為甚至能在跨國公司本身的國際網絡內部進行。此外，相對勞動成本對於貿易過程的重要性也增加了。
資本以及相關的工作機會，正由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成員國流向新興的市場經濟體。這個趨勢未來還會繼續下去。中國、印度、印尼、泰國的人均所得目前只有美國的百分之三。在未來許多年內，這些國家只要投入更多機器與基礎建設，生產力在全球化之前，開放貿易與投資的各國勞動市場規模加總起來，大概有十億名工人與求職者（Freeman, 2005）。但在二○○○年，這些國家的勞動力已經增加為十五億。同時中國、印度、前蘇聯成員國也加入全球經濟，額外挹注十五億勞動力，使全球市場的勞動力供給增為三倍。這些幾乎沒有資本，工資很低的新進成員國，改變了全球的資本勞動比例（capital-labour ratio），削弱了中印地區以外工人的議價條件。二○○○年之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例如越南、印尼、柬埔寨、泰國、孟加拉，也紛紛加入供給行列。「中國加一」（China Plus One）這個新詞變得很流行，許多跨國企業都同步在中國以及另外一個東南亞國家設廠，做為規避風險的策略。其中人口八千六百萬的越南是最明顯的，該國的實質工資已經持續二十年凍漲。越南紡織工人在二○一○年的月薪是美金一百元，與美國或德國相比簡直是零頭。
我們可以用下面這個例子看出改變的速度。在過去四十年，日本都是僅次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二○○五年，中國的國民生產毛額（GDP）以美元計價，還只有日本的一半。但二○一○年，中國已經超越了日本，而且快要趕上美國。印度也在後面緊起直追，年復一年地驚人增長。
中國的成長源於政府投資，尤其以基礎建設最為顯著，外國的直接投資也是原因之一。各國紛紛透過中國附近的國家代理，將資金投入中國。它們迅速打造出許多工業區，引入數十萬工人關在宿舍裡，逼他們在工廠勞動，勞動強度之高，讓大部分工人在三年內就會離開。這些勞工可能很符合工業無產階級的形象，但其實他們被視為用後即丟的流動勞動力。社會上出現了調漲工資的壓力，但由於該國工資非常低，即使調漲，對於富裕工業國家而言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還是顯得微不足道。若以單位勞動成本的角度來看，由於中國的生產力迅速提升，所以即使工資上漲，單位勞動成本還是非常低廉。
中國對於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分為以下幾方面。該國的低工資，降低了其他國家提高工資的壓力，同時也擴大了工資差異。該國一直把工資壓得非常低。在經濟成長過程中，工資占國民所得的比例連續二十二年降低。一九八三年工資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並不高，是百分之五十七，但在二○○五年更進一步降至百分之三十七。這讓中國成為史上最「資本主義」的大型經濟體。
全世界最大的代工製造商富士康，是各國企業在雨後春筍的工業區內剝削中國勞工的縮影。富士康是台灣鴻海精密工業公司的子公司，在中國聘用九十萬名勞工，其中有一半位於勞工深圳廠區的「富士康城」。該廠區有許多高達十五層樓的廠房，每一棟都專門生產一位顧客所需的產品，例如蘋果、戴爾、HP、任天堂、索尼等等。富士康城的擴張策略，是以低得可憐的薪資聘僱農民工。那裡每年都預期會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勞工離職，換成另一批類似的求職者跳進這個過勞職場。
該公司的工作安排，助長了全球性不穩定無產階級的增加。直到二○○九與二○一○年爆出自殺潮之後，整個世界才注意到他們的低工資以及高強度勞動問題（每月加班超過三十六小時），而且這些問題已經迫使其他地方的公司削減工資，改用彈性勞動力，藉以維持公司競爭力。
但是自殺潮的確引發了一些反應。出現負面新聞與非正式罷工之後，富士康調漲了薪資，但同時也削減了工人的免費住宿、免費伙食，以及廠區內大量的娛樂設施。富士康對於自殺問題的回應方式，充滿家長式的領導風格。它在廠房四周圍起網子防止跳樓的員工身亡，聘請輔導員解決員工的心理問題，找佛教僧侶安定員工的心神，甚至想過要求員工簽署「不自殺」聲明。加州矽谷的大人物對自殺事件表達了關切，但其實這些人沒資格感到意外。他們都靠這些價格低到誇張的產品賺了天文數字般的財富。
富士康事件是全球化的隱喻。全球化的公司會改變企業模式。先是調高主廠區的工資，削減企業利潤，然後把更多產能移向低工資區域，製造出更多不穩定的勞工。這顆巨大的外包引擎，最後會把自己也外包出去。而富士康的做法與中國的發展模式，更加速世界其他地區改變。不穩定無產階級在新的結構中，將會變成矚目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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