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朱西甯曾想像自己有個故鄉在山東臨朐朱天文、朱天心姊妹至今仍念著恩師胡蘭成的禮樂江山。時代變得好快，世人記得什麼？ 忘了什麼？姊妹倆透過筆，記錄下她們欲妥善存放的記憶。

和老子的壯烈而死相比，兒子走得既荒涼也沒脾氣。他們都死在雪天，但一個死得孤冷，一個死得燙辣⋯⋯。

作家白先勇說，《鐵漿》這篇短篇小說是朱西甯筆下的佼佼者。作家寫的年代是清末，彼時，鐵道慢慢蓋進山東某野。

孟、沈兩家世代為官槽鹽爭個沒完，勝負看的是誰更有血性，兩家當家分別將尖刀刺進腿肚子，鬥了平手，又各剁三指，仍沒輸贏。最後，姓孟的索性把滾熱鐵漿灌到嘴裡，焦死卻掙到槽鹽。可幾年後鐵道通了，火車運鹽，孟家沒落。又十數年，孟家兒子落寞死在白冷冷的冬天。

「未來」總像那鐵鑄的火車，拔山倒樹一直來，有些氣血、歷史、和一些荒蒼老靈魂，就默默湮滅在其中了⋯⋯。但朱西甯和兩個作家女兒朱天文、朱天心，對那些被記得的、被遺忘的事，都珍而重之。

朱家三姊妹天文、天心、天衣最近好不容易又從台北辛亥路那間老宅子，走到了公眾面前。「文壇朱家」總是如雷貫耳，從一九四九年到二○二二年，從朱西甯、劉慕沙到天文、天衣、天心和夫婿唐諾，再到第三代謝海盟，每個世代每個人都在寫作，這個家族是「稿紙糊成」的家，有人乾脆就把朱門稱作「文壇」。

早在十年前，「他們在島嶼寫作」團隊就希望為朱家拍攝紀錄片，但她們總拒絕，朱天心：「我們有自尊心，不想讓生活暴露在別人前頭。」她希望有在百貨公司打三折的花車裡挑衣服、亂晃的自由。 「活著的人還是有見證的權利」母親走後，她們決心自己說自己的事

直到一七年，母親劉慕沙去世了，雙魚座的朱天心本來就善感，她都不明白，自己六十歲的人，怎麼還感覺變成個孤兒。母親走了，朱家姊妹必須把故事講下去了，她們總算認真考慮拍紀錄片。就像朱天文正在寫的新書《一個人的叛事》，朱家姊妹還不想被時代馴服，必須留下些什麼，就像朱天文說：「往事並不如煙。」

「我們還活著耶，但大家已經開始想把這一頁快速翻過去，掃到歷史垃圾堆。」朱天文穿著她中式斜襟盤扣繡花背心，將頭髮編成了辮子任其垂肩，「我想，活著的人還是有見證的權利。」她文字如巫，模樣像仕女，但言談總能讓人感到決絕。

早些時候，天心也凝神道：「我們知情不說，就別怪別人不知道。」她記得世紀初她剛得了個小說獎，記者上前提出二問，一問：「妳當初為何會搬來台灣住？」二問：「妳第一次寫作就得獎，心情如何？」但她在台灣出生，更是在台獲獎無數的作家。她睜著圓圓的大眼睛，從那裡頭能感覺到一點傷感的成分，「台灣現在去脈絡化，缺少了歷史感⋯⋯。」

今年兩部紀錄片：朱天文電影導演處女作《願未央》，和李俊穎執導的《我記得》將上映。朱天文在《願未央》裡：「心無二念地拍父母。」《我記得》的鏡頭則對準天文、天心姊妹。兩部紀錄片既像是朱家的家庭錄影帶，又像是姊妹對亡父、對原鄉、對昔日不斷對話的歷程。

一九四九年，朱西甯跟著國民黨來台，當年從中國來台的外省人，是被連根拔起的一代。隔著海峽，隨著時間，家鄉和根都慢慢變成追憶片段，成了神話般的故事。就像朱西甯說他來自山東臨朐，但其實他這輩子從未踏上臨朐。

「父親的祖母，常跟他說臨胊的事，但到他父母那代，家族其實已遷到江蘇宿遷。」朱天文說。朱家姊妹對祖上舊日的認識像鄉野傳奇，「我父親的爺爺是基督徒，騎著毛驢在山東傳教。」朱天心說，山東農民這輩子沒聽過基督教，朱家祖先便融合孔孟教義宣教。然而這不容於「正統」教會，「他被當成異端，只好帶著妻小一路南遷，在宿遷歇腳打水，一地主看他像隻大牯牛，請他幫忙，他就留下來了。」

姊妹倆為了拍《願未央》，前些年到宿遷長時間取材，朱天文自己也不斷重新讀朱西甯的著作，踏尋父親來時路。

山東臨朐是朱西甯的懷鄉想像，他早期寫《鐵漿》、《狼》，寫的也是中國鄉土，作品更一度被定位為「反共懷鄉文學」。但朱西甯顯然不是甘於被鄉愁綁架的狂信者，即使他書寫想像裡的山東，朱西甯的筆始終「是懷疑、批判性的。」如朱天文說：「他是個熱眼的觀察者。」

就像《八二三注》那部龐然巨著，朱西甯先寫了十一萬字，不滿意，全棄置，他又寫了二十七萬字，仍覺得文章太「反共」、「只見憤慨，獨缺憐憫」，第三版，朱西甯不只塑造戰爭英雄，更藉著角色凸顯了戰事的無情荒誕，在戰爭中，部隊裡還是充滿著巴赫金式的廣場狂歡，人物眾聲喧譁，他鋪張開歷史複雜的百衲被。

父親如是，女兒們或許也是，她們生命中，也有如臨朐般的精神原鄉。朱西甯是手不釋卷的，不過家裡藏書並非經史子集，朱家姊妹讀的書雜博，她們讀魯迅、沈從文那些包在牛皮紙裡的禁書，天文喜歡《紅樓夢》、《戰爭與和平》，天心愛讀《水滸傳》、《蘿莉塔》。但是姊妹十九、二十出頭歲時，遇到了胡蘭成。 「那時打從心裡相信，三千士改變國家」熱血創辦《三三》，趕不上社會變遷

有些人視曾侍汪精衛政權的胡為叛徒，但朱西甯知道胡蘭成是舊學大師，邀他住在家旁供養。胡也成了朱家姊妹的導師，「他像個智慧老人，」朱天文說，胡蘭成認為自己是流亡士大夫，將中國歷史、文學織錦似化作一種道德哲學觀，他把他的華學烏托邦，一股腦送給了朱家姊妹。

一九七七年，胡爺年輕的徒子徒孫們創立了《三三集刊》，那群「中華小兒女」滿腔熱血，家國文化被他們收進文學和情懷裡頭。朱天心當時寫的《擊壤歌》，五年內暢銷三十萬冊。「我那時打從心裡相信，有三千個士，就能改變國家。」朱天文也說：「就像小鴨子的『銘記印象』，張開眼第一個見到的就會認作媽媽。」她那時已認定胡蘭成的教育，她像「李白、蘇軾先看天下事。」她更在《淡江記》風流繾綣地「向中華民族的江山華年私語。他才是我千古懷想不盡的戀人。」

然而胡爺去世之後，「《三三》也有路線之爭，服兵役的服兵役，謝材俊（唐諾）說要繼續讀書，我和天心被找去寫電視劇《守著陽光守著你》。」朱天文說：「在《三三》，我們大話說盡，這是『一杯看劍氣』，我們各幹各的，這是『二杯生分別』，『三杯上馬去』，抱持這個心境分道揚鑣。」一別後，未來還是一直來。台灣的政治、社會在一九八○年代後巨變，經濟起飛、總統民選，統獨之爭，小兒女對禮樂江山的鄉愁，也成了歷史餘燼。

朱天心寫《我記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時，她已不是《擊壤歌》裡青春的少女，就像中研院院士王德威說的，她筆下的「老靈魂」們開始「心亂如麻」。寫到《古都》、《三十三年夢》，她更直截了當地用「雄辯體」，直述對世界的觀點。

有些人認為，台灣人都必須要「認同」台灣，朱天心沒有不認同，但她討厭被問愛不愛國，「是資本家還是工人的國？」她問：「愛國不應該是個美德。我們已經可以主導自己國家，為什麼依然還是在問愛不愛、認不認同？」

朱天心只不過想寫下她在意難忘的東西。她說年輕寫作，多半寫蛋糕上最甜美的櫻桃，但「我想還一些人、一些事公道，所以值得、不值得寫的都要寫出來。」在她記憶中，眷村的兄弟們、逝去的地景，過往的認同、胡蘭成的詩書天下，都已不是櫻桃，而是被遺漏的殘夢了。

「這是『公共知識分子』該有的樣子」作家用異鄉人視角，述說當代記憶

朱家文壇廣結善緣，但現在，好些朋友也離朱家而去了。「孤獨又怎麼樣。我想保持理念，不被磨損。」朱天心說：「士大夫這個名字好像髒了，我現在會說，這是『公共知識分子』該有的樣子。」她血性執著地續說著「我方的記憶」。

朱天文的文字與妹妹不同，她的創作看起來沒那麼熱切豐滿，但她冷眼深刻如百科全書般的書寫方式，從文字的歧路中，漫散出廢墟與世紀末頹廢戀物的寓言，從《世紀末的華麗》、《荒人手記》到《巫言》，世界在她筆下快速翻新，她卻也讓所有時興快速過氣。

「作家就是『異鄉人』，我們用異鄉人的眼睛看著當代。」她不像朱天心與世界爭論得如此激昂，但朱天文拾荒般不分貴賤地寫著「懷疑」這個主題。「我見過美好的事物，見過大人物，也經歷過某個相信的世代。說失落，好像也沒錯⋯⋯。」 時代是個大漩渦，把人們的信念、價值、和不怎麼可靠所謂的歷史，都捲了進去，而故鄉到底在哪？一九八八年台灣開放探親，朱西甯第一次回到宿遷。「他都說老家，但在那邊，他早上不能沒報紙，那邊沒報看，那邊有的報，又怎麼能看？」朱天文說：「一趟探親之旅，讓他知道自己家鄉在台灣。」父母走了以後，埋骨在這，他們在島嶼上生活，而生活的地方，無論是否有惱人雜音，都是故鄉。

紀錄片中，朱西甯的未完遺作《華太平家傳》貫穿全片。彼時朱西甯病了，他向他的基督禱告，希望老天再給他活十年。「讓他寫下這本夢土之書，這是他送給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備忘錄。」朱天文說。

書中，朱西甯還是寫中國，但內容已脫離現世，那是他腦裡的「應然世界」，人們「活在節氣、自然之中。」那不是現存的世界，「它不在彼，不在此」，朱天文說：「是在他語言的故鄉中。」未來不會停下輪子，它像鐵鑄火車駛了過來，不停歇不可逆。但書寫，就像朱天文說的，讓「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了，書寫者的文學共和國就是「文學公民」的原鄉。

朱家姊妹繼續在島嶼寫作、過生活。訪問尾聲，朱天心、朱天衣剛剛去吃了點東西，又回來找朱天文。「好鹹，都是味素！」朱天衣講起剛吃的食物，朱天文淡笑著，將桌上沒櫻桃的蛋糕，打包外帶，姊妹仨一起走下了樓⋯⋯，回家去。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