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針劑比咖啡便宜 藥價被砍到藥廠撤台
撰文‧黃煒軒
在記者遞過去的便條紙上, 他快速寫下幾個複雜的英文單字,「Omadacycline、Lefamulin(acetate)、Sulbactam-Durlobactam、Cefepime-Taniborbactam」這些單字,大都是新藥名稱,而落筆的,是國內某教學醫院的感染科醫師王泰辰(化名)。
他寫下的一個個藥物學名,儘管名稱差異大,卻有一個共同點,都是上市未久或開發中新藥,它們的「敵人」也高度一致:具有「高度抗藥性」的細菌。
早在二○一五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就驚覺全球抗生素( 用於治療細菌感染的藥物)抗藥性問題,當年把它列在「高度優先解決」的問題清單上。WHO警告,如果沒有新藥持續開發,一旦進入「後抗生素」時期,現在看似普通的感染,將來都可能成為致命的禍源。
全球大藥廠愈來愈不願意投入利潤微薄的抗生素開發,他筆下這五款藥,多來自全球新創小型製藥公司的研發,是目前碩果僅存的抗生素新藥清單。
抗生素鬧藥荒 唯一用藥卻有副作用
王泰辰以在美國上市的Nuzyra(Omadacycline)解釋,該藥物由美國生物製藥廠Paratek Pharmaceutical研發,一八年獲美國食藥局(FDA)認證通過,主要用於治療ABSSSI(皮膚組織感染)新型抗生素,他表示,這些抗生素可克服過去由四環黴素衍生的抗藥性問題。
「在Omadacycline等藥物出來之前,這類抗藥性細菌幾乎無藥可用,過去只能靠國內藥廠代理的一款Colistin(克痢黴素),但Colistin臨床治療效果有限,且還存在腎毒性的副作用︙︙。」王泰辰娓娓道來。
他強調,身為感染科醫師,無疑希望手上對抗疾病的「武器」愈多愈好,「我當然不希望說,手上只有單一種武器,然後要對抗千變萬化的病情和細菌,這些是我們不樂見的。」他的憂慮清楚地寫在臉上。
儘管,王泰辰筆下的這五種新武器,有超過一半仍處於三期臨床試驗階段,但他觀察,「抗生素用藥和其他藥不同,如果進到第二期,只要data(資料)上沒有太大問題,一般都可以上市。第三期只是確認安全性,失敗機率相對較低。」
「 抗藥性」的問題解決,本來是好事一樁,王泰辰卻輕鬆不起來。
因為這幾顆對付抗生素敵人的關鍵新藥,在台灣的銷售權利並非由國內代理商取得,亦非掌握在歐美大藥廠手中,而是由近年快速在全球市場崛起的中國業者取得,「以這五款新藥中最具代表性的Omadacycline為例,即由中國的再鼎醫藥於一七年獲得大中華區的獨家授權。」王泰辰說。
一旦遇到中國,除了一般商業的談判籌碼外,又可能蒙上非商業的變數,對於這些藥在台灣上市的前景,王泰辰的想法相對悲觀。
「第一,是人家(代理商)要不要賣你?第二,縱使他要賣你,你吞得下來吞不下來?」他表示,姑且先撇開「政治因素」,由中國拿下代理權的問題在於,中國藥廠會希望在台灣銷售的「價格」,與中國一致,而目前台灣藥價普遍比中國便宜。
「在他們(中國藥廠)所謂的『大民族主義』架構下,會給你台灣跟大陸不一樣的價格嗎?你站在他們的立場想想,他們是不會去做這種事情的嘛。這樣的結果就是說,要看台灣能不能吞得下這個(高)藥價?」王泰辰分析。
如果,台灣業者吞不下去,且如果真有一天,抗生素等重要新藥管道全部被中國「鎖死」,那是否代表台灣就完全沒有「後路」呢?答案是,不盡然。
「例如,疾管署還可以透過公務預算的方式,用專案採購,繞過代理商直接向原廠購買(新藥)。」王泰辰補充。但他強調,這樣的情況類似「緊急授權」,醫院要用的時候必須申請,「而且這種量都很小,長期如此的話,一定不利於整體大環境發展。」
找出藥荒源頭 先盤點藥價是否合理
王泰辰認為,雖然中國藥廠掌握抗生素新藥已是既定事實,「我們醫師的觀點就是,你既然發現問題,就要去解決問題。」雖然問題很棘手,但他建議,解決「中國卡藥」問題的第一步,不妨從重新盤點關鍵藥物的藥價是否「合理」開始。
以抗生素為例,王泰辰表示,「健保署的思惟就是,你的用量愈大,它就每年一直跟你刪藥價,當然政府也是怕我們用太多,(抗生素)抗藥性累積太快。但,我們現在已經刪到一支針劑二十五塊,比一杯美式咖啡還便宜。」
他提及,不斷刪藥價讓藥廠認為台灣市場沒有合理利潤,部分藥品退出台灣。這時有中國藥廠提議要「大中華區」代理權時,何樂而不為?
當國際藥廠對台灣失去興趣,台灣藥廠也沒有合理利潤時,那麼未來有一天,台灣的抗生素、乃至許多關乎人命的新藥「話語權」,落到了中國手裡,或許也就「順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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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
感染科醫師對抗百變病情:手上不能只有單一種武器
今周刊
2021/第12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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