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針劑比咖啡便宜 藥價被砍到藥廠撤台

撰文‧黃煒軒

在記者遞過去的便條紙上， 他快速寫下幾個複雜的英文單字，「Omadacycline、Lefamulin（acetate）、Sulbactam-Durlobactam、Cefepime-Taniborbactam」這些單字，大都是新藥名稱，而落筆的，是國內某教學醫院的感染科醫師王泰辰（化名）。

他寫下的一個個藥物學名，儘管名稱差異大，卻有一個共同點，都是上市未久或開發中新藥，它們的「敵人」也高度一致：具有「高度抗藥性」的細菌。

早在二○一五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就驚覺全球抗生素（ 用於治療細菌感染的藥物）抗藥性問題，當年把它列在「高度優先解決」的問題清單上。WHO警告，如果沒有新藥持續開發，一旦進入「後抗生素」時期，現在看似普通的感染，將來都可能成為致命的禍源。

全球大藥廠愈來愈不願意投入利潤微薄的抗生素開發，他筆下這五款藥，多來自全球新創小型製藥公司的研發，是目前碩果僅存的抗生素新藥清單。

抗生素鬧藥荒 唯一用藥卻有副作用

王泰辰以在美國上市的Nuzyra（Omadacycline）解釋，該藥物由美國生物製藥廠Paratek Pharmaceutical研發，一八年獲美國食藥局（FDA）認證通過，主要用於治療ABSSSI（皮膚組織感染）新型抗生素，他表示，這些抗生素可克服過去由四環黴素衍生的抗藥性問題。

「在Omadacycline等藥物出來之前，這類抗藥性細菌幾乎無藥可用，過去只能靠國內藥廠代理的一款Colistin（克痢黴素），但Colistin臨床治療效果有限，且還存在腎毒性的副作用︙︙。」王泰辰娓娓道來。

他強調，身為感染科醫師，無疑希望手上對抗疾病的「武器」愈多愈好，「我當然不希望說，手上只有單一種武器，然後要對抗千變萬化的病情和細菌，這些是我們不樂見的。」他的憂慮清楚地寫在臉上。

儘管，王泰辰筆下的這五種新武器，有超過一半仍處於三期臨床試驗階段，但他觀察，「抗生素用藥和其他藥不同，如果進到第二期，只要data（資料）上沒有太大問題，一般都可以上市。第三期只是確認安全性，失敗機率相對較低。」

「 抗藥性」的問題解決，本來是好事一樁，王泰辰卻輕鬆不起來。

因為這幾顆對付抗生素敵人的關鍵新藥，在台灣的銷售權利並非由國內代理商取得，亦非掌握在歐美大藥廠手中，而是由近年快速在全球市場崛起的中國業者取得，「以這五款新藥中最具代表性的Omadacycline為例，即由中國的再鼎醫藥於一七年獲得大中華區的獨家授權。」王泰辰說。 一旦遇到中國，除了一般商業的談判籌碼外，又可能蒙上非商業的變數，對於這些藥在台灣上市的前景，王泰辰的想法相對悲觀。

「第一，是人家（代理商）要不要賣你？第二，縱使他要賣你，你吞得下來吞不下來？」他表示，姑且先撇開「政治因素」，由中國拿下代理權的問題在於，中國藥廠會希望在台灣銷售的「價格」，與中國一致，而目前台灣藥價普遍比中國便宜。

「在他們（中國藥廠）所謂的『大民族主義』架構下，會給你台灣跟大陸不一樣的價格嗎？你站在他們的立場想想，他們是不會去做這種事情的嘛。這樣的結果就是說，要看台灣能不能吞得下這個（高）藥價？」王泰辰分析。

如果，台灣業者吞不下去，且如果真有一天，抗生素等重要新藥管道全部被中國「鎖死」，那是否代表台灣就完全沒有「後路」呢？答案是，不盡然。

「例如，疾管署還可以透過公務預算的方式，用專案採購，繞過代理商直接向原廠購買（新藥）。」王泰辰補充。但他強調，這樣的情況類似「緊急授權」，醫院要用的時候必須申請，「而且這種量都很小，長期如此的話，一定不利於整體大環境發展。」

找出藥荒源頭 先盤點藥價是否合理

王泰辰認為，雖然中國藥廠掌握抗生素新藥已是既定事實，「我們醫師的觀點就是，你既然發現問題，就要去解決問題。」雖然問題很棘手，但他建議，解決「中國卡藥」問題的第一步，不妨從重新盤點關鍵藥物的藥價是否「合理」開始。

以抗生素為例，王泰辰表示，「健保署的思惟就是，你的用量愈大，它就每年一直跟你刪藥價，當然政府也是怕我們用太多，（抗生素）抗藥性累積太快。但，我們現在已經刪到一支針劑二十五塊，比一杯美式咖啡還便宜。」

他提及，不斷刪藥價讓藥廠認為台灣市場沒有合理利潤，部分藥品退出台灣。這時有中國藥廠提議要「大中華區」代理權時，何樂而不為？

當國際藥廠對台灣失去興趣，台灣藥廠也沒有合理利潤時，那麼未來有一天，台灣的抗生素、乃至許多關乎人命的新藥「話語權」，落到了中國手裡，或許也就「順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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