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些國家富裕起來，有些國家卻持續停留在貧窮？
這是這本書的作者戴倫．艾塞默魯和詹姆斯．羅賓森在他們上一本知名著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試圖解答的問題。透過大量歷史個案佐證，他們指出只有政治權利廣泛分配的政治制度，政府必須回應人民的需求，才能帶來具有廣泛機會和誘因的「廣納性經濟制度」。後者才能塑造創新的誘因，特別是提供創造性毀滅的環境和誘因，如此才能確保經濟的持續成長。換句話說，經濟問題的關鍵在政治，政治自由才是富裕國家的條件。
這個自由與富強合一的論點引起了廣泛的迴響。在二○○七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自由民主體制陷入泥沼、失去自信。兩位作者迎擊了看來銳不可當的中國模式。中國在5G網路建置上領先美國，而且在電商、超級電腦、大數據、人工智慧、基因科技和太空產業都有驚人進展。但是作者們認為中國政府或許可以採納一些廣納性的經濟制度，鼓勵相當程度的創新，可是中國榨取式的政治制度，最終不會允許經濟行動者大量個人實驗、打破常規、不受控制、紊亂、不服從、經歷失敗等的創造性毀滅過程帶來的創新。
讓我們先回到手上這本書，稍後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政治自由是富裕的條件，那自由的條件是什麼？
兩位作者在這本書更進一步地探索自由的條件──其實根據上一本書，自由的條件也就是富裕的條件。和上一本書一樣，我們非常過癮地讀到從中東、大洋洲、非洲、拉丁美洲、亞洲到歐美，從古希臘到當代的廣泛個案。書中的主要模型是這樣：自由必須要仰賴高強的國家能力，可是同時也要仰賴強健的社會動員力量制約國家能力。我們可能以為公民社會才是自由的基石，但他們主張不是社會力量確保了自由，而是國家與社會力量的均衡確保了自由。
沒有強大的國家有兩種後果，一是落入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描繪的人人相互為戰的戰爭狀態，二是「規範牢籠」掌握一切的社會。兩者都沒有自由。只有國家才能結束戰爭狀態或者掃除規範。可是有了強大國家，也有可能走向專制，這時只有強大的社會動員力量才能有效制約國家。在國家力量和社會力量均衡的社會，國家和社會之間既鬥爭、合作又競爭──兩位作者用了「紅皇后效應」這個奇特的詞彙形容這個同步關係。因為社會信賴國家，所以允許國家發展出更高強的能力。反之，專制國家不受社會信任，國家能力無法有效發展。
作者們將國家和社會力量均衡的自由狀態形容為一個窄廊。一個社會的出發點，例如國家或社會力量愈弱，距離窄廊愈遠，就愈難進入窄廊。而且每個社會的條件以及國際的政治經濟關係都會影響窄廊的大小，窄廊愈小也愈難進入。在窄廊中的國家也有可能被震出窄廊。他們在書中提出了幾種進入窄廊的方法，也解釋了當代民粹主義如何可能將民主國家震出窄廊。最後他們倡議以人權為共同基礎的社會動員，維持國家和社會力量的均衡，以確保自由和富裕，避免專制的興起。簡言之，有人權信念才有政治自由，也才有富裕的國家。
此外，在當代的資本主義型態中，極端高收入的經濟菁英逐漸成為一個和社會隔離的群體，他們相信自己靠著卓越的科技和金融知識，擁有自己的財富地位，而且企圖藉由控制政府延續自己的階級地位。他們是全球化和技術高度進展的最大受益者，而其他廣泛的中低階白領和工人階級的薪資數十年來卻都停滯不前。作者們注意到，這會導致人民對現存政治建制不滿，對國家失去信任，被民粹主義領袖吸引，最後走向專制。
這裡作者們的主張浮現了最尖銳的矛盾。他們第一本書的核心論證是，自由社會創造財富的根源在允許創造性的毀滅，也就是說真正創造財富的正是那些不受控制、混亂、勇於夢想、實驗和失敗的經濟菁英，也就是像臉書的馬克．祖克伯和亞馬遜的傑佛瑞．貝佐斯這些人。但是今天恰恰也是這群人和他們雇用的高收入菁英，和社會隔離，想要掌握政府權力，永續他們的階級利益。作者們希望人民能夠發展社會能力，制約國家，這意味著我們需要透過國家，制約這些試圖控制國家的經濟菁英。但是如果他們是社會財富的根源，社會高度依賴他們，社會又怎麼可能發展出有效的機制制約他們？作者們的分析，一直把社會和政治菁英相對立，但是他們忽略了經濟菁英的關鍵腳色。他們既不屬於國家力量，也不屬於社會力量，他們在哪裡？
讓我們在這裡回到作者們第一本書的論證。「只有自由，社會才能富強、進步」，這個自由與富強合一的論點並不嶄新。這是十九世紀初以來主流自由主義哲學家的主張。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和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都抱持這個看法。他們有強烈的歐洲文明優越論的色彩，認為非歐洲文明因為沒有自由，所以社會發展停滯、落後，無法大量累積財富。
為了檢驗這個自由富強合一論，我們要先釐清一件歷史事實。在工業革命之前，是中國和中東而非歐洲從經濟和技術上主導了世界；歐亞文明高度相通，而且步調接近。真正導致西方國家富裕起飛的因素是十九世紀初的工業資本主義。問題是工業資本主義只能發生在歐洲嗎？依照艾塞默魯和羅賓森的觀點，他們會回答：因為歐洲有自由制度與允許廣納的經濟制度，所以工業資本主義只能發生在歐洲。可是真是如此嗎？
「工業資本主義為何發生在歐洲而沒有發生在中國？」這個問題晚近有極為精彩的辯論。讓我們來看彭慕蘭和趙鼎新的對立主張。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在他的加州學派扛鼎之作《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中指出，英格蘭和中國江南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處於同一發展水平，生活水準、商業化程度，農業、勞力分工、和人均壽命等方面都存在著驚人的相似性。工業資本主義發生在英格蘭是因為兩個偶然因素：英格蘭的煤礦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工業發達地區，以及英格蘭能夠取得來自海外殖民地的大量資源，而中國沒有這些條件。因此工業資本主義發生在歐洲是偶然，而非必然。
可是不受宰制的自由是這些經濟菁英崛起的必要條件嗎？
當我們的分析納入了經濟菁英階級，艾塞默魯和羅賓森的分析就產生了巨大的變化。資本主義歷經各種階段的變化，其中經濟菁英階級一直扮演關鍵腳色。他們和自由制度的關係，有時候親和、有時候競爭、對抗。他們持續和國家合作，但是國家有時也必須和他們對抗，以免他們完全宰制國家，形成另一種專制。「不受宰制的自由」和「渴求創造性毀滅的經濟菁英」，常常有高度緊張關係。經濟菁英在高壓、殘酷、開放的市場競爭中實驗、失敗和再起，他們對員工、對手和民主政治有高度宰制的慾望。他們崇慕的自由是實驗、混亂、抗拒規則、破壞規則和創新的自由。和這種創造性毀滅自由最相合的，是政府低度管制的洛克式不受干預的自由，而不是人人有不受（私人企業）宰制的自由。不受宰制的自由的條件，需要國家去限制這些經濟菁英和他們的企業，可是依據作者們的理論，這樣也就限制了創造財富的條件。魚和熊掌顯然不像作者們想像這麼容易兼得。
如果我們加入這些變數，作者們的模型其實幫助我們指向一個更完整、複雜的模型：國家能力、經濟菁英階級、社會動員力量、社會信任國家、不受宰制的自由、財富。每個因素都和其他因素有著對抗和合作的雙重關係。作者們非常精闢地釐清了其中幾個因素的對抗和合作的雙重關係，幫助我們更瞭解我們的世界，這裡非常推薦讀者們這本書。
本文摘自：《自由的窄廊》
作者：陳嘉銘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