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 客觀事實對形塑輿論的影響力，比不上訴諸情感和個人信念」 的「 後真相」 時代， 維基百科（Wikipedia）創辦人威爾斯（Jimmy Wales）想辦一個新媒體，提供讀者「建基於證據的新聞」。
有公共性的假新聞
依威爾斯的想法，「真新聞」都應有確切消息來源、並提供可被檢驗的證據。而透過社群眾智，可以捍衛真新聞並擊退日益泛濫的假新聞。
到底什麼是「假新聞」？乍看很容易定義──不能經得起客觀事實檢證的就是假新聞。那麼回到《牛津字典》對「後真相」的定義，客觀事實與個人信念與情感是否能清楚分離？最近三個新聞事件可讓我們好好思考這個問題。
一個女作家往生，父母發表聲明說，女兒作品描述的是年輕時被一個補教名師誘姦後，痛苦憂鬱的真實記錄。這個聲明因違反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而被開罰，但這沒能阻止媒體「挖掘真相」的欲望。於是有關這位被隱匿名字的補教名師的相關報導頻出。
這個事件讓很多人會尷尬為難，不只是違法與否的問題，更是良心問題──當事人已往生不能言說，生者是否該做過多詮釋？不過，從另一方面而言，補教老師關係到許多未成年學生，所以這個議題也不能只以八卦視之，而是有公共性的。
如果嚴格依威爾斯的標準，這些有關補教老師的新聞絕對稱不上真新聞──它們完全沒有提供可資檢驗的事實證據。只有一個還未被釐清真相的疑案上，一個被對號入座的補教名師，而圍繞著這個老師愈來愈多周邊故事於是被報導出來，但這些故事卻多與釐清核心真相無關。
蔡英文跳入「假設性」圈套
也因為這是個承載高度情感與價值投射的案子，很容易吸引大眾關注。相信有不少新聞工作者想深入挖掘事實，而不急於做捕風捉影報導。不過，後真相時代的特質加上網路傳播的效應，已讓許多捕風捉影的訊息無遠弗界。
第二個例子就比較複雜：路透社對台灣總統蔡英文與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專訪。一般讀者得到的模糊印象是：專訪中，蔡英文說想打電話給川普，說台灣要買先進武器，結果都被川普打槍。
這兩個專訪都符合形式上的新聞專業規格，但也清楚地可以看出媒體與記者背後的情感與價值觀。他們用了一個很多記者常用的技巧──設計問題問Ａ，再拿Ａ的答案問另一個當事人Ｂ。從好的一面而言這是種查證──記者當然不能只聽一造說詞。
但是在這個案例上，更像是路透社設了一個局，讓蔡英文跳入「假設性問題」圈套，再拿她對「假設性問題」的答案當成事實陳述去問川普。可以想像，媒體在設計這些問題前已預想到川普會做出否定答案。
路透社不見得存心修理蔡英文，比較像是要讓川普出糗──藉此來呈現川普前後不一、反覆無常的行事風格。蔡英文這次成了道具。
路透社這兩個報導算不算假新聞？ 每一句話都是當事人講的，但這些「真話」組合起來並未呈現更完整的事實，而是創造一個話題。如果與事實無關，不要去理會這些話題不就好了嗎？沒這麼簡單，話題透過傳播進而反過來影響真實事件、形塑新的事實──這也就是傳播的力量、意識型態與文化霸權的力量。說得通俗好聽一點就是：媒體可以引領趨勢、設定議題。
每句都是真話就是「真新聞」？
路透社的新聞有其主觀性，情感與價值信仰高於事實，但這不是「後真相時代」才有的現象，而是文化傳播中亙遠的議題。這是媒體的政治，也是文化霸權的問題。
第三個例子是《美國之音》（ＶＯＡ）專訪中國出逃富豪郭文貴，結果在中國政府壓力下，ＶＯＡ把專訪從三小時縮短成一小時，甚至不願配合政策的員工遭停職處分。
沒有人會說Ｖ Ｏ Ａ 是個「 純新聞媒體」，它背負著美國政府的宣傳任務，亦即負責統戰。它在技術層面符合新聞專業，但在價值與情感上就旗幟鮮明了。
中國政府也是透過政治權力向美國施壓，就像川普不想壞了與習近平最近的良好互動，就把蔡英文犧牲了；ＶＯＡ也犧牲了郭文貴，以及想以新聞專業製作節目的工作人員。
可以想像，若今天美國政府的政策是「和平演變」中國，郭文貴專訪不僅不會被砍，甚至巴不得他繼續不停放話。
政治權力直接定義新聞
中國政府用的理由堂皇卻可笑──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已發布了對郭文貴的紅色通報（Red Notice）查捕對象，ＶＯＡ不該讓一個通輯犯發表一面之詞。其實在Interpol表明：「紅色通告不是國際逮補令」，而是「某一國司法當局或國際刑事法庭追緝的」。二○○九年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ＷＵＣ）秘書長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要訪台時，中國也用這招把他列為紅色通報對象，而當時台灣政府也配合不讓他入境。
在這個案例上，我們看到的是政治權力直接介入傳播媒體、直接定義什麼新聞不能播──對北京而言，郭文貴講的話當然是假新聞。
從上述三個案例發現，雖然可以為新聞事實條列清楚判準，但它與情感、價值信仰要分清楚並不容易，更何況還有權力介入其間。與其說這是個科學工作，更像一場文化權力的鬥爭 ··· 閱讀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