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直擊》跨界合作，BTS也助攻

實施「圖書定價制」的韓國，出版產值維持不墜，甚至微幅成長。《天下》前進首爾書展，看韓國業者如何玩內容、賣故事，不但跨產業魚幫水、水幫魚，甚至有出版社沒有編輯。

文、攝影／鄭景雯

六月十七日的首爾很熱鬧，BTS防彈少年團在汝矣島舉辦十週年慶；另一頭韓國綜合貿易中心Coex，正舉辦首爾書展。一個是當紅K-Pop男團，一個是出版展會，看似毫無關聯的產業，卻有密不可分的連結。

去年韓國國民詩人羅泰柱因為欣賞BTS，寫下BTS歌詞讀後感，出版《一手寫小事的詩》散文集。這本書也成為BTS的周邊商品，促進書籍銷量。

事實上早在二○一八年，羅泰柱的詩就被編劇拿來作為韓劇《男朋友》宋慧喬與朴寶劍的定情書，戲劇推波助瀾，他的詩集《像看花一樣看著你》在韓國累計銷量五十五萬本。

這是韓國內容產業有意識地魚幫水、水幫魚，跨界合作、壯大聲量。尤其在OTT比書籍更吸引人的年代，「韓國出版業一直努力尋找突破，」大韓出版文化協會理事長朱一尤說。

一四年，韓國開始實施「圖書定價制」，出版業產值從該年的一二六○億台幣，到二○年成長為一三二○億；同期台灣卻從二四三億下滑至一九○億。

圖書定價制被視為解決衰退的方針之一，但並非萬靈丹，「消費者會覺得吃虧，認為過去用便宜價格買書，現在為何不行？」朱一尤說，「所以出版社得做出更好內容，改變經營型態。」

韓國出版業如何維持不墜？《天下》六月中直擊首爾書展，觀察韓國出版社轉型找出路。 內容產業玩出新高度

場景拉到Coex，首爾書展雖有七十年歷史，展場規模卻只有台北書展的一半。文策院今年和台北書展基金會合作，攜手八十五家出版社參展，為歷屆台灣出版社參與最多的一次，「代表出版產業對韓國市場商機的開發信心，」文策院董事長蔡嘉駿說。

事實上韓國實行圖書定價制後，無論網路、實體書店，最多只能打九折，折價券等間接折扣為五%，算下來書展買書頂多打八五折，很難想像為何還有二十萬人次的民眾，願意去書展？

每年到書展報到的恩智說，「書展能買到限定版書籍，」還能免費索取書籤、明信片收藏。

「做內容的人到首爾書展，可以看到內容如何被玩出另一種高度，」獨立出版聯盟理事長陳夏民今年觀察道。

其中一家中型出版社，以西餐菜單形式推薦書籍，從前菜、主菜到甜點，認為閱讀跟吃美食一樣，可依照季節來品味書。攤位陳列也很特別，餐盤上放著書本，一旁放著刀叉，免費的閱讀菜單通常半天就被掃空。雖然當下不見得立即帶來消費，但宣傳、展示手法讓民眾印象深刻。

另一家展位漆上大紅色的中型出版社Safe House，店員穿著粉紅圍裙，營造如甜點店的書店。檯面上放的不是蛋糕而是小說，購書以甜點紙盒作為提袋包裝。

「展位能凸顯一家公司的風格，書展期間，讀者、版權方、作家、平台方都會來，要讓他們一眼認定我們是可以合作的對象，」書展人多吵雜，Safe House執行長金弘益使盡力氣說。 六人小公司做出百萬暢銷書

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調查，新媒體崛起前的二○一一年，韓國每年人均閱讀十一本書；當看劇、社群瓜分時間，二一年掉到七本，閱讀力下滑，但仍是台灣平均二．五本的近三倍。

台韓都有閱讀力衰退問題，讓出版社備感壓力。陳夏民觀察，「訪談下來，韓國很多首刷也才一千本，卻不太談自己有多苦，反而花很多心思在跟讀者建立關係，」設計漂亮的書封、周邊商品、福袋，都是跟讀者互動的方式。

成立十年的小型出版社「樹旁的椅子」，公司只有六人，社長李秀哲是印刷廠二代，兩年前出版《不便利的便利店》創下百萬銷量，賣出影視版權。代理這本書到台灣的安德魯納伯聯合國際台灣負責人許沛玹分析，韓國多半只有大出版社有行銷資源能做出百萬暢銷書，《不便利的便利店》大賣，除了故事動人，出版社也用心設計書封，讓人想拿起書閱讀。

寂寞出版社資深編輯朱玉立透露，為呈現便利商店最美景緻，李秀哲經常到作者取材的便利商店拍照，最後以入春時節的背景作為首刷書封。隨著暢銷再刷，再推出入冬下雪版本。今年三月作者金浩然來台，又推出「作者訪台限定櫻花版」，帶動收藏。

公共空間陳列，讓書靠近民眾

不只出版社，韓國公共空間也喜歡營造閱讀氣氛。鄰近Coex的「星空圖書館」設置三面挑高的巨型書牆，擺放超過五萬本書。不可諱言，現場九成九民眾都是拍照打卡，很少有人拿書閱讀。然而被書本環繞的氛圍，卻能讓人靜下心，獲得片刻寧靜。

一九年首爾市府也打造大型公共二手書店「首爾書寶庫」，一圈又一圈的拱門書架，辨識度高，韓劇《德魯納酒店》來拍攝取景，打響書店知名度。

而位在樂天世界購物城的策展型書店ARC.N.Book，以電影《大亨小傳》為設計風格，夢幻的書牆隧道，吸引愛書人和觀光客。 出版《金智英》的老店年輕化

老牌出版社也致力年輕化。出版《82年生的金智英》的民音社，是韓國三大出版社之一，旗下出版社四年前在YouTube成立minumsaTV頻道，超過十三．八萬人訂閱。

首爾書展期間，民音社攤位人潮多，其中又以二十至三十歲的女性讀者為主，原因跟《金智英》引發韓國MeToo效應有關，為出版社帶來女性讀者群，後續再經營社群拉近讀者距離，五十七年老品牌依舊與時俱進。

民音社也經營付費俱樂部，可參加讀書會、線上線下家庭日及社團活動，深度經營讀者。

再來則是出版社型態改變。朱一尤指出，韓國大出版社搶市佔率，而中小型、獨立出版為了在市場生存，「得做出更好的內容、改變經營型態。」

他觀察，韓國近年出現把自我定位為「製作人」的出版社，意味除了賣書給消費者，也要橫向經營，將小說故事IP化。 沒有編輯，而是「製作人」

「我把出版社定位為製作公司，」濃眉大眼的金弘益，聲音宏亮，氣質跟文人不大一樣。四十歲的金弘益在韓國出版業是號獨特人物。他曾在三星、Kakao工作，因為愛看漫畫、小說，六年前離開IT產業，創立Safe House，「無論大環境如何變動，電影、戲劇、漫畫或遊戲，都離不開說一個好故事。」

他自我定位為販售「故事」的團隊，從運作模式、銷售、成員的職稱，都跟傳統出版社做法不同。Safe House沒有「編輯」，版權頁取而代之的是總監、製作人等職稱。出版的小說，故事都由製作人和作者共同討論、定架構，確保可讀性和市場性。

出版走向製作人制，內容難道不會工廠化？作家還受重視嗎？「作家最不能被取代的就是文字風格，」金弘益坦言，年輕作家的確較能接受製作人制，「但一部好作品需要經過不斷推翻、再建構，」他認為製作人制最能有效達成作品完整度。「比較難的是作品影視化後，如何確保翻拍後還是好作品，」金弘益說。 《82年生的金智英》即為影視化成功案例。書籍先賣超過一二○萬本，改拍成電影由孔劉主演，影視版權銷往三十七國，再帶動小說翻譯版權賣十七國。金弘益認為，「慎選IP化的影視製作團隊更重要，」一旦影視化成功，會回頭帶動書本銷量。

因此Safe House出新書，舉辦的不是記者會而是「IP沙龍」，邀請熟識的影視製作公司、網路漫畫平台、版權方參與交流聚會。首先面對的不是讀者，而是更上游的版權交易方。

面對市場變化，Safe House不坐以待斃，而是想辦法突破。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認為，這跟韓國「永不放棄」的文化有關。

製作人制的形式，是否意味出版影視化？「不用把界線劃分這麼明確，」朱一尤搖頭笑說，「這個時代更應該攜手合作，讓手中握有的內容，以各種形式傳達給消費者，出版業才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