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正在，或曾經，有過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嗎？

這不是說這個工作多辛苦或低薪，而是這個工作非常沒意義，對世界毫無貢獻，更讓你質疑自己的價值。

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是二○一一年占領華爾街運動最關鍵的推手，那一年他出版了一本深具影響力的書《債的歷史》；第二年，他總結占領華爾街的經驗，出版了一本關於民主的書《為什麼上街頭》（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說，「從他的積極行動和著作來看，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人類學家。」

的確是，二○一三年，他在網路上寫了一篇短文：「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論狗屁工作現象），被瘋狂轉發，甚至被翻譯成十幾國語言。在那篇短文之後，他設立了一個email帳號，請大家寄來他們的真實故事。

五年後，他把那篇文章擴張成一本這本新書「Bullshit Job: A Theory」（狗屁工作：一個理論），書中不只包含寄給他的上百個故事案例，也嘗試提出理論解釋這現象，再度引發英美各大媒體討論。

他的問題意識起點是，在一九三○年代，偉大的經濟學家凱因斯就預言，以科技進展的速度，到世紀末英美國家的人民應該只需要每週工作十五個小時。但你我都知道，此刻世界的樣貌並非如此。都已經二十一世紀了，我們不但沒有過著短工時的爽日子，反而有許許多多的人都在為狗屁工作賣命。這些工作之沒有意義或者無用，連工作者自己都很清楚，只是不願意談起。「這是我們集體靈魂上的一道疤」。

狗屁工作不是「屎缺」（shit jobs），後者指的是辛苦或者低薪的工作如清潔工，勞動者當然覺得這些屎缺很糟，但他們對社會是有貢獻的。狗屁工作卻可能是高薪或錢多事少離家近，但對工作者自己和對世界都毫無意義，只是他們卻必須偽裝這工作有意義。實際上，一旦這工作明天消失了，世界也依然不會改變（但若清潔工的工作明天消失了，世界會很不同）。

這個現象在資本主義社會確實是一件奇怪的事：資本主義不是應該是最有效率的嗎？不是應該消除一切累贅與浪費嗎？原本是只有蘇聯式的經濟體才會為了維持充分就業而製造大量無意義的工作，如今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主義竟然也會如此？！

這正是本書的重點：除了提出一套他的狗屁工作理論，他更要質問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及其如何運作的動力。例如一般認為，在這個時代，服務業取代了過去的農業和製造業，但他認為我們忽視了真正重要的第四部分：資訊工作，而正是狗屁工作的主要領域，這又跟他在之前作品提出的，起自一九七○年代的「資本主義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m）時期緊密相關。

更進一步來說，他觀察到在當代企業組織出現了一種類似封建主義的狀態：每個人（或每個部門的主管）都想要獲得更多資源與權力，所以會增加或維持他所管理的工作職位。這是他所謂的「管理封建制」（“managerial feudalism”），是狗屁工作的組織性肇因。

還有一個文化與政治的因素是，這個社會把「工作」當成一種重要的目的，一種道德，所以人們會覺得有人不工作是不正常的。工作本身已經變成一種信仰。

「根據一個錯誤的觀念，所以我們持續創造職位：根據馬爾薩斯——達爾文的理論，人必須證成自己存在的權利，所以每個人都必須受僱去做某種單調沉悶的工作。」這是他引用幾十年前哲學家巴克敏斯特富勒所說的話，而至今似乎仍是真理。

所以我們該如何解決？尤其，如今我們面對的是機器人和人工智慧正在取代人類的工作，勞動型態正出現顛覆性的改變。有些人似乎歡欣鼓舞「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出現——這似乎讓人可以做自己更喜歡的工作，或者有更多自由時間；但也有許多人擔心，這種彈性化對勞動者來說是另一種形式的剝削。

文化與政治評論家　張鐵志

米蟲人生的代價

在低薪化與非典型勞動盛行的當今社會，事少輕鬆的工作恐怕是許多人所夢寐以求的。你只要付出很少的努力，就可以坐享比許多辛勞基層勞工更優渥的待遇、更穩定的就業保障，這種爽缺肯定會是就業市場的熱門首選。很多人可能認為，這種好康的涼缺只會在被認為沒有效率的公部門出現，私人企業有營利壓力，不會容忍人事冗員之情事。要不然台灣為何到處可以看到考公務員、考國營事業的補習班，卻沒有補教名師可以教人如何考進台積電？難道，那些有志「擁抱公職」的考生真的是充滿了滿腔熱血，想要貢獻國家嗎？米蟲人生雖然可恥，但卻十分管用。

著名的英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Bullshit Jobs）一書打破了這樣的刻板看法。無論其待遇如何，事少的工作往往缺乏意義，不僅剝奪了當事者的滿足感與成就感，他們還必得費力假裝忙碌，或甚至瞎忙於一些瑣碎無聊的細節。當然會有人為了維持生計，願意忍受這些不斷否定自我存在感的工作，但是格雷伯強調，也有不少人寧願為了自我尊嚴與自我實現，而決定放棄這些職位。

政府部門的「鐵飯碗」當然是傳統的涼缺，以往社會主義國家採取計畫經濟，其結果是效率低落與浪費。「他們假裝付我們薪水，我們則是假裝工作」是廣為流傳的笑話；不過，格雷伯特別指出，同樣現象在當代資本主義仍是明顯可見，而且私部門才是晚近涼缺迅速擴張的主因。自動化減少了生產線上所需要的勞工，新增加的職位是屬於管理、行政、監督的性質。營業版圖的擴張越來越不是招攬更多的基層生產性勞工，而是僱用更多的客服、公關、行銷、法務等專員。金融資本主義的到來，也使得越來越多人是靠提供規劃、諮詢、稽核等充滿象徵符碼的服務為生。換言之，實質做事的人並沒有增加，反倒是越來越多人在一旁搖旗吶喊、敲鑼打鼓；其實沒有這些「不事生產」的工作，社會也不會面臨匱乏。

格雷伯將這一類的涼缺稱為「狗屁工作」，因為它們是沒有實質貢獻，也是沒有必要性的；重要的是，當事者都是心知肚明，且基於種種的理由而配合演出。根據英國民調，有三成七的受訪者坦誠自己的工作是沒有真正作用，因此格雷伯估算當代社會約有四成的工作是屬於這一類。狗屁工作包括一些點綴性質的門房、電梯操作員、公司接待人員、行政助理。除了這些日常例子之外，看似需要專業能力的公關、行銷、法務、會計人員也被他臚列其中，原因在於私人企業招聘這些職缺，不是反應內部的需要，而是他們的競爭對手有這樣的部門。《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一書精彩之處在於，格雷伯收集了各行各業從業人員的真心告白，等於是現代職場的大揭露。

無論是在藍領或在白領，這種「狗屁工作」都快速蔓延，甚至一些原本具有生產性的工作，其從業人員也得花更多時間投入純粹為應付上級的表面工作。格雷伯在倫敦政經學院任教，他也舉了許多大部分學院工作者都熟悉的情境：大學裡行政人員成長的幅度遠超過教師，教授越來越多的時間投入撰寫績效評估、申請計畫、成果報告，而不是從事實際的教學與研究。雖然格雷伯沒有提到，但警察、消防員、醫護人員等也面臨相同的現象：不斷滋生的表單、更嚴格的評鑑、更加密集的實地訪察等「業務」，甚至取代了最首要的「勤務」。工作表現不再是關於你真正做了什麼，而是督導人員看到了什麼，這樣一來，上班時間越來越像一場真人實境秀，重點在於迎合上級的期待，實際的產出反而成為次要的考慮。

格雷伯發現，「狗屁工作」的登場導致薪資與其社會貢獻成反比的現象。如果沒有清潔工人、公車司機、保姆、幼教老師，現代社會社就無法運作，但是這些「非狗屁工作」卻往往待遇微薄。相對地，如果少了一些行銷高手、公關大師、王牌律師，或許我們可以減少無謂的過度消費、不實廣告、濫興訴訟。事實上，有些「狗屁工作」反而是誤國誤民。二○○八年的金融海嘯之所以爆發，起因即是過度的金融化，一些不良授信的債務被包裹成為投資理財的商品，而信用評等、金融監理、理專人員都將應有的把關工作當成無關緊要的文書作業，彼此相互放水，馬馬虎虎，才釀成如此大禍。

在《債的歷史》一書，格雷伯從非洲民族誌談到當前的債務危機，他試圖證明債不只是一項經濟的範疇，而是與人類的倫理觀念緊密連接。追根究柢，我們的經濟生活不應被視為一種自成一格的專屬領域，完全由供給與需求定律所決定。相對地，人類學出身的格雷伯採取了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的觀點，認為人類生產、交換、分配等經濟行為其實是座落於廣大生活的一環，也同樣受到其道德規範的約束。也因此，如何看待事少輕鬆的涼缺，當事人的想法不會只是計較其物質回報，也會考慮相關的精神代價。米蟲工作或許是付出最少、收益最多的選項，但誠如本書所強調，廢材工作的結果就是廢材人生，許多人寧願選擇去擁抱更真實的自我。

從相同的道德經濟觀點出發，《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強調當代工作被加諸了各種道德的意涵，有一份工作並投入工作，被視為是積極正面的人格之展現，無論其工作到底帶了何種貢獻。瞎忙可能傷天害理、誤國誤民，但總被認為是比終日悠閒、無所事事更好的選項。也因此，政治人物總是在競選時打出「創造就業」的口號，他們不會在意更多的工作是否真正提升整體的福祉。

格雷伯是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其成名之部分原因在於他親身參與了二○一一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無政府主義者向來認為國家是壓迫人民的工具，而無法帶來真正的解放，《為什麼上街頭》的讀者應該都清楚他的政治傾向。在本書最後，格雷伯主張要避免狗屁工作的危害，可以從降低工時與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著手，如此一來，就不會有人被迫去從事那些害人害及的工作。不過，這兩項訴求是否有可能不透過國家的法律與政策而達成，這本身就充滿了疑問。

「狗屁工作」一詞的確是點出許多人覺得工作很「廢」的心聲，讀完這一本書，一定有很多讀者覺得本書非常中肯，講出自己深刻體驗的心聲。但除此之外，這個詞彙是否有增進我們既有的知識理解，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就本書所列舉的例子而言，我認為至少可以再細分三類。首先，從古時候的王公貴族到現代的商業大亨，他們的公開與日常生活本來就是被一群隨侍人員所包圍，而他們所負責的不外乎是儀式性的狗屁工作。其次，現代的科層體制採取層級負責、業務分工的組織原則，因此免不了冗長的公文旅行，這可以姑且稱之為官僚性的狗屁工作。最後，隨著當代社會的複雜性增加，各種專業知識滋生，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專家協助各種公私部門的治理。而專家治理的問題即是，我們無法直接知道受委託專家的實際表現，只能另外再請專家再來評估其成效，如此即是創造出許多專家性的狗屁工作。

或許更細膩地拆解與分類上既有的涼缺，而不是將其一股腦兒稱為「狗屁工作」，才能進一步解答我們面臨的社會問題。只要有社會不平等，儀式性的狗屁工作就很可能永遠無法根除，這是炫耀性消費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彰顯某些人屬於高等人，有別於芸芸眾生。透過更理性化的管理，官僚性的狗屁工作或許可以被減少或避免，畢竟這違害了組織運作的效率，也是領導者所關切的事項。我個人認為，最難處理的即是專家性的狗屁工作，因為我們必得依賴專家提供各種最新的專業知識，但是我們又無法避免專家之間會產生共謀，聯手剝削社會公眾。面對這種困境，我們得深入推動科技民主化，要求專家真誠與公眾對話，以增進其決策的可課責性。如此，「狗屁工作」的問題才能有積極解決的契機。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何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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