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職的政府單位很有可能犯了錯。」

── 亨利．季辛吉
（在美軍於1970年代對越南、柬埔寨與南美洲採取的軍事行動中，季辛吉因扮演特定角色而被控犯下戰爭罪，以上是他對控訴的回應。）

　

「如果我們事後發現錯誤可能已鑄成……我深感抱歉。」

── 紐約總主教愛德華．伊根（Edward Egan）
（提到有些主教未能妥善懲處猥褻兒童的天主教神職人員時，伊根這麼說。）

　

「我們知道錯已鑄成。」

── 摩根大通執行長傑米．戴蒙（Jamie Dimon）
（政府提供財務援助讓摩根大通免於破產，獲得政府援助後公司卻支付鉅額獎金給高層主管，戴蒙在談及此事時這麼說。）

　

「與大眾與消費者溝通薯條與薯餅成分時，中間出了差錯。」

── 麥當勞
（麥當勞向素食者致歉，因為他們沒有告知顧客馬鈴薯食品中的「天然調味」含有牛肉副產品。）

每個人都會犯錯，也都忍不住想替自己辯解。就算後來發現某些行為是有害、不道德或愚蠢的，我們心中也會萌生一股想推託責任的衝動。多數人在一生中做的決定，都不會影響數百萬人的生死，但無論我們的錯誤是無關緊要還是會釀成悲劇、是小錯小過還是殃及全國的過失，我們就是無法輕鬆講出：「我錯了，我犯了大錯。」有些人甚至根本開不了口。因為情感、金錢與道德層面的風險越高，我們就越難坦承錯誤。

不僅如此，多數人就算直接面對自己犯錯的例證，他們也不會改變原本的觀點或操作手法，態度甚至更頑強堅定。政治人物就是最顯而易見的案例，而他們造成的後果通常也最慘烈。我們撰寫第一版時，擔任美國總統的是喬治．W．布希，他內心的自我辯護盔甲之堅固，就連最無可辯駁的證據也無法攻破。小布希指稱海珊握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表示海珊跟蓋達組織（Al Qaeda）共謀合作；預期伊拉克人民會開心地在街上迎接美國士兵；堅信衝突很快就會落幕；認為戰爭的人力與金錢成本不高。以上每一點他都錯了。而他最為人所知的過錯，就是在美軍入侵伊拉克六週後的一場演講中，宣布：「伊拉克的主要作戰行動已經結束。」（當時他還站在寫了「任務完成」的橫幅底下。）

左派與右派的評論家開始呼籲小布希公開認錯，但小布希只是繼續找其他藉口來替戰爭辯解：他搞定了一個「非常壞的壞蛋」、打擊恐怖分子、促進中東和平、將民主帶進伊拉克、提升美國國家安全，以及「完成美國部隊奉獻生命執行的任務」。在2006年的中期選舉，共和黨在美國參議院與眾議院都吃了敗仗。許多政治觀察家都將這場選舉，視為選民對伊拉克戰爭的表態公投。不久之後，美國十六所情報單位提出一份報告，指出美軍占領伊拉克的舉動，確實進一步催化伊斯蘭激進主義、增加恐怖主義的風險。不過，小布希仍對保守派專欄作家代表團表示：「我做的決定是正確的，這點我深信無疑。」1

在小布希總統之前，就有許多政治人物會替自己的決策辯解，往後政壇絕對還會出現這種人。他們的決策要不是奠基在錯誤的前提之上，就是造成慘不忍睹的後果。詹森總統的顧問不斷告訴他美國鐵定會在越戰中吃敗仗，但他就是置之不理，最後也犧牲掉總統一職，因為他一直堅定地自我辯護，認為美國如果撤軍，整個亞洲都會「赤化」。等到真的無路可退，政治人物或許會心不甘情不願地認錯，但他們依然不會承擔責任。從「錯已鑄成」這句話，就能看出當事人想脫罪卸責的渴望，這個說法甚至也已成為全國上下的笑柄。政治新聞記者比爾．施奈德（Bill Schneider）就將這四個字稱為「過去釋罪」（past exonerative）式。「噢，好吧，錯已鑄成，但不是我的錯，是別人的錯，但我們就不說那個人是誰了。」2季辛吉說他任職的政府單位有可能犯了錯時，就是在迴避自己同時身為國安顧問與國務卿的事實。基本上，他就是自己口中所謂的政府單位。這番自我辯護的說詞，讓他能毫不心虛、面不改色地接下諾貝爾和平獎。

政治人物的言行使人發笑，同時也讓人感到驚訝和恐懼，不過從本質上來看，他們的行徑跟多數老百姓在私生活中的舉止沒有太大差異，只是一般人的決策肯定不會造成多麼嚴重的後果。我們待在一段不快樂或看不見未來的關係中，因為我們已經付出太多時間努力與對方磨合。就算工作令人沮喪消沉，我們還是不願轉換跑道，因為我們找出各種理由說服自己留下來，無法看清離開的好處。我們買了一輛問題百出的爛車，只因車子的外表看起來很酷炫拉風，還散盡千金，只為了讓車子能繼續上路，甚至為了證明這些開銷是正當的而花更多錢。因為真的受到親友冷落或誤以為被他們輕視，我們自以為是地跟他們鬧不合，同時卻認為自己是想求和的那一方，等著對方開口道歉或提出補償。

自我辯護跟說謊或找藉口不同。為了平息愛人、父母或雇主的怒火，為了不想被告或被關，因為怕丟臉或丟掉工作，以及為了保有權力，我們顯然會說謊或捏造空想的說詞。不過，有罪之人向大眾傳遞自己明知有違事實的訊息（「我沒有跟那個女人發生性行為」；「我不是騙子」），跟他說服自己其實自己做了一件好事，這兩者有很大的差異。前者的狀況就是在說謊，而且他知道自己是為求自保而說謊，後者則是在自我欺騙。這就是為什麼自我辯護比直截了當的謊言更強大、更危險。自我辯護能讓人相信自己已經盡力做出最好的決策。其實仔細想想，這麼做是對的。「我盡力了，已經找不到更好的解決辦法。」「其實這個解決辦法還挺不賴的。」「我的決策都是為了國家好。」「那些混蛋是自找的。」「我的行為很正當。」

自我辯護能淡化我們的過錯跟不當的決定，這就說明為什麼除了偽善者自己之外，其他人都看得出來他有多偽善。自我辯護能讓我們將自己的道德缺失，跟別人的錯誤區隔開來，模糊我們的行為與道德觀之間的差距。在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小說《針鋒相對》（Point Counter Point）中，有位角色就說：「我不覺得偽君子有自知之明。」身為美國前眾議院議長兼共和黨策略家的紐特．金瑞契（Newt Gingrich），八成不會對自己說：「天啊，我真是個偽君子。我在檯面上公然抨擊柯林頓的性醜聞，自己卻私下搞婚外情。」知名傳教士泰德．哈加德（Ted Haggard）一邊公開批評同性戀，一邊盡情與男妓發生性行為，他似乎也對這種偽善之舉不以為意，這就是一樣的道理。

每個人都會用這種方式劃定自己的道德界線，並且為自己的行為辯護。舉個例子，你報所得稅時，有沒有在支出的項目與金額上動過手腳呢？沒關係啦，反正你可能也把一些支出給忘了，剛好能跟浮報的金額相抵銷，而且大家都這麼做，你不照辦豈不是太蠢了嗎？你有沒有少報額外的現金收入呢？反正政府都把納稅人的錢浪費在政治分肥的計畫上，或是用來推動那些你反對的法案，所以少報一點也沒什麼不對。上班的時候，你是不是曾在辦公室座位上傳簡訊、回私人郵件或是網路購物，沒有專心辦公呢？這些都是工作的額外福利啦，而且這也是你個人對愚蠢的公司規定表示抗議的方法。再者，就算你額外完成一些工作，老闆也不會表達感激。

有一次，哲學與倫理學教授戈登．馬里諾（Gordon Marino）下榻某飯店，結果他的筆不小心從夾克滑出來，在絲質床罩上留下一灘墨漬。他有想過要告知飯店經理，但他實在是太疲倦了，而且也不想額外支付賠償金。當天晚上他跟幾位朋友出去，同時也徵詢他們的意見。馬里諾說：「有位朋友叫我不要再這麼道德狂熱了，他說：『飯店管理人員早就預料到會發生這種事，所以已經把成本算進住房費用裡了。』我很快就被他說服，覺得沒必要驚動飯店經理。經過一番思考，我還想著如果是住在家族經營的旅館或民宿，我就會立刻去通報老闆，但因為這是一間連鎖飯店，而且……反正我就找了一大串藉口跟理由。不過退房的時候，我有在櫃檯留紙條說床罩上有墨漬。」3

你可能會說，這些理由都成立啊！飯店本來就有預料到笨手笨腳的房客會毀損物品，早就把維修成本納入房價了！另外，政府也真的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啊！反正我遲早會完成工作，只要把工作做完，公司應該也不會在意我挪出一點時間來回簡訊吧！無論這些說法是對是錯，那都不重要。當我們踩線越界的時候，會替這些心裡明知不對的行為找藉口，這樣才能繼續把自己視為誠實的人，而不是罪犯或小偷。小至將墨水灑在飯店床罩上，大至挪用公款，自我辯護的機制都是一樣的。

而且，在有意識地說謊唬弄他人，以及不自覺用自我辯護來自我欺騙之間，有一塊超級有趣的灰色地帶，這塊灰色地帶是由一個不可靠、自我圖利的歷史學家所主掌。這位歷史學家就是記憶。大腦在裁減、形塑記憶時，通常會帶有所謂的自我提升偏誤（ego-enhancing bias），這種偏誤會模糊過往事件的輪廓、減輕自我罪責，並且扭曲事實的真相。研究人員訪問夫妻當中的妻子，問到她們自己做的家事比例時，她們會說：「拜託，這還要問嗎？幾乎都是我在做啊，大概有90％。」對丈夫提出同樣問題時，他們則會回答：「我做很多家事，差不多有40％吧。」雖然每一對夫妻回答的數字都不同，但雙方的比例加起來都遠超出100％。4大家可能會忍不住推斷其中一方在說謊，但丈夫與妻子的數字加起來之所以超過100%，更有可能是因為他們都在記憶中提升自己對家事的貢獻。 隨著時間推移，自我圖利的傾向逐漸扭曲記憶，使人忘記或是記錯過往事件時，我們就有可能開始漸漸相信自己的謊言。我們知道自己犯了錯，卻一點一滴開始認為這不全是我們的錯，並說服自己當時的狀況很複雜。我們開始低估自己的責任，不斷推託逃避，直到肩膀上的重擔成為輕飄飄的影子。我們很快就會說服自己，私下也開始相信自己對外的公開說詞。美國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的白宮顧問約翰．迪恩（John Dean），出面揭發掩蓋水門案非法行為的陰謀時，就解釋了這整段過程的運作：

　 採訪者：你的意思是，捏造這些故事的人也相信自己的謊言囉？

迪　恩：沒錯。只要重複多講幾次，謊言就會成真。舉例來說，媒體發現新聞記者跟白宮人員遭到竊聽時，他們百口莫辯，只好謊稱這都是為了國家安全。我相信很多人都認為竊聽確實是為了國家安全，但這不是事實。這只是真相被揭穿後捏造的藉口而已。不過他們開口這麼說的時候，你就知道他們真的也這麼相信。5

前總統詹森跟尼克森一樣都是自我辯護大師。根據詹森的傳記作家羅伯特．卡羅（Robert Caro）所言，詹森相信某件事的時候，他會「徹底無視先前的看法或事情的真相，全心全意、徹徹底底地相信那件事」。詹森的其中一位助手喬治．里迪（George Reedy）則說，「詹森超級會說服自己，不管什麼時候，他總是認為自己堅守的原則是最正確妥當的。只要有人出面證明他之前秉持不同的看法與觀點，他就會展現出一種受到傷害的無辜感，這種特質確實有其迷人之處。他不是在演戲。他真的非常會說服自己，也會告訴自己對當下最有利的『事實』才是唯一的事實。任何與這個事實牴觸的觀點，全是敵方的謊言。他竭盡全力讓自己的意念成為現實。」6雖然詹森的支持者認為這種性格很迷人，但詹森之所以無法讓美國脫離越戰的困境，這很有可能就是一大主因。向公眾辯解自身行為的總統，還有可能在勸導之下自我修正，但是說服自己接納自身行為、相信手上握有真相的總統，是不可能自我導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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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的丁卡人（Dinka）與努爾人（Nuer）有項非常另類的傳統。他們會將孩子正面的恆牙拔掉，下排最多拔到六顆、上排兩顆，這會導致下巴凹陷、下唇萎縮，讓人說起話來含糊不清。這項傳統顯然是始於破傷風（會導致咀嚼肌痙攣，造成牙關緊閉）大流行期間。由於破傷風症狀的緣故，村民拔除自己跟孩子的正面恆牙，這樣就能透過缺牙的縫隙飲用液體。然而，破傷風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為什麼丁卡人和努爾人還是繼續幫孩子拔牙？7

1840年代，維也納某座醫院面臨一個神祕難解、令大家非常恐懼的問題：院內有兩間產科病房，而在其中一間病房內，產後感染導致15％的產婦死亡。在產後感染情況最嚴重的那個月份，有三分之一的產婦喪生，死亡率是另一間產科病房的三倍。在死亡率較低的病房中，接生工作是由助產士負責。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這位匈牙利醫師提出假設，試圖解釋為什麼在院內的這間病房中，有這麼多產婦死於產後感染。那時，接生的醫生跟醫學院學生，都是直接從解剖室到產房，雖然當時還沒有人曉得細菌的存在，塞麥爾維斯卻認為醫生跟學生手上帶了某種「致病毒素」。於是，他請學生在進產房之前，先用含氯的消毒劑清洗雙手，結果產婦的死亡率因此驟降。這項措施成效驚人，而且還能拯救產婦的性命，但塞麥爾維斯的同事卻拒絕接受鐵錚錚的事實：塞麥爾維斯接生的產婦死亡率較低。8為什麼他們拒絕立即接受塞麥爾維斯的發現，不願意熱烈感謝他找到問題所在、讓寶貴的生命不再平白消逝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費迪南．隆德博（Ferdinand Lundberg）與瑪麗妮亞．法爾罕（Marynia Farnham）出版《現代女性：失落的性別》（Modern Woman: The Lost Sex）這本暢銷書。他們在書中聲稱，在「男性行動場域」有所成就的女性，或許看似是各行各業的佼佼者，但她們也付出極大代價，「這些女性犧牲最基本、源於本能的追求。在理性的現實環境中，女性生來就不適合與他人激烈競爭。這種生活方式對她構成傷害，更會深刻摧殘她的感受。」而且她還會因此性冷感，「在各方面挑戰男性，拒絕扮演相對臣服順從的角色，這讓許多婦女發現自己越來越無法享受性愛的歡愉。」9在出版這本書的後續十年間，法爾罕醫師在明尼蘇達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並在哈佛醫學院進行博士後研究，她的工作是告訴婦女不要追求職場上的成就。她難道不怕自己會越來越性冷感，影響最基本的本能追求嗎？

加州克恩縣的警政單位逮捕了退休高中校長派翠克．鄧恩（Patrick Dunn），因為他涉嫌謀殺妻子。警方找來兩位證人進行偵訊，他們的說法互相矛盾。其中一位證人是一名沒有犯罪紀錄的女子，她沒有針對嫌犯捏造謊言的私人動機，而且她的上司跟行程紀錄也能佐證她對事件的描述。她的證詞顯示鄧恩是無辜的。另一位證人是即將入監服刑六年的職業罪犯，他與檢察官協議談好交換條件，同意出面指控鄧恩有罪。除了說詞之外，他沒有其他證據能支持自己的說法。他聲稱鄧恩有罪。警探必須做出抉擇，該相信那名女子的說詞（鄧恩是清白的），還是罪犯的指控（鄧恩是兇手）？他們選擇相信罪犯10，為什麼？

只要了解自我辯護的運作機制，我們就能回答上述問題，還能搞清楚為什麼會有人做出各種看似瘋狂、難以理解的選擇。殘忍的獨裁者、貪婪的企業執行長、以神之名謀殺他人的宗教狂熱者、猥褻兒童的神職人員，還有把親戚繼承的遺產騙走的家族成員，面對這些人的時候，大家都會問：「他們怎麼受得了自己的行為？」答案是：「就跟所有人一樣，靠自我辯護來說服自己。」

自我辯護必須付出代價，同時也能帶來好處。自我辯護本身不全然是件壞事，它能讓我們在晚上睡得著覺。沒有自我辯護，我們會一直陷在難堪的極度痛苦之中。我們會不停折磨自己，後悔為什麼沒有選擇另一條路，或是因為在自己選擇的道路上走得跌跌撞撞而深感懊悔。每項決定造成的後果，都會讓我們在事後深受折磨，例如：我們的決定是對的嗎？有嫁對人嗎？有買對房子嗎？有選到最棒的車嗎？選擇的職業是正確的嗎？但盲目無謂的自我辯護如同流沙，使我們陷在困境中更無法抽身。我們無法看清自己的錯誤，更遑論修改導正。盲目的自我辯護會扭曲現實，讓我們無法取得所有必要資訊、無法清楚評估局勢，更會讓愛人、親友與國家之間的嫌隙更根深柢固。自我辯護使我們無法擺脫壞習慣，讓罪人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更令許多專業人士無法改變過時的態度和做法，使社會大眾深受其害。

大家都免不了會犯錯，但我們也都有能力說出這句話：「這樣行不通，這樣不對。」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我們能在掩飾錯誤或面對錯誤之間做選擇，而我們的決定會大幅影響下一步行動。大家總說要從錯誤中學習，但我們得先承認自己犯了錯，才有辦法從中學習。想坦然面對錯誤，必須先了解自我辯護是種非常誘人卻危險的心理機制。在下一章節，我們會進一步探討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心理機制，不僅讓我們有了自我辯護的行為，更能維護我們的信念、自尊跟群體歸屬。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將詳述自我辯護會造成哪些慘烈的後果，包括自我辯護是如何加深偏見、讓個人或機關單位更腐敗、扭曲記憶、使專業自信變成傲慢自大、造成不公不義的現象或使其延續、令愛情變質，以及引發仇恨與嫌隙。

幸好，只要了解自我辯護的運作機制，我們就有辦法擊敗這種固有思維。因此，我們會在第8章退一步思考，看看能替個人以及人際關係找出哪些解決辦法。在第9章，我們會拓展觀點，探討當代的重大政治議題：為了對政黨忠誠，選擇支持危險的政黨領袖時，人民所產生的認知失調。是該以政黨為重、國家其次，還是放棄輕鬆簡單的道路，踏上崎嶇艱難但勇氣十足、合乎道德倫理的路徑呢？人民選擇用來消減失調的方式，都將對他們的生活與國家帶來莫大影響。要找到改變與救贖的解決辦法，第一步就是理解。這就是我們寫這本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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