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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戰疫2.0 台灣不能輸!
新冠疫情大爆發後,各國全力開發疫苗,創下人類研發疫苗最快紀錄,美國、英國、南韓及中國,在全球「戰疫1.0」有何特別之處?
而國人熟知的AZ、BNT、莫德納疫苗,研發過程有什麼祕辛與致勝之道?《遠見雜誌》獨家專訪AZ/牛津疫苗研發科學家吉爾伯特與格林,以及《華爾街日報》調查記者祖克曼,還原全球疫苗研發競賽始末。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借鏡成功者的經驗,台灣或許能在「戰疫2.0」中走出自己的路。
文/簡嘉宏
「國家要有自己的疫苗!」國家衛生研究院副院長司徒惠康受訪時,一語道破台灣目前疫苗產業的努力目標。
只是,曾經在2003年SARS防疫表現獲得國際稱讚的台灣,此次在新冠疫苗的國際舞台上,表現卻差強人意,不僅技術端落後,連代工也被鄰近的南韓先聲奪人。
醫療資源健全、人才不虞匱乏,制度也堪稱完善的台灣,卻在這場眾聲喧譁的疫苗商戰中,顯得沉默,難道,台灣的疫苗產業已經走到窮途末路,只能淪為代工?
美國模式〉大藥廠+小研發團隊,共創雙贏
BNT疫苗是德國BioNTech(簡稱BNT)與美國輝瑞製藥(Pfizer)各投入一半開發經費的研發成果,在開發初期由輝瑞承擔全部研發經費,BNT則在疫苗上市後向輝瑞分期還款。
換言之,美國的大藥廠並不拘泥於疫苗一定要自家研發,而是為了快,不惜跨廠、甚至跨國合作,將資金及相關能量挹注到千里之外的小廠,亦即是,為求成功,可以靈活調整策略。
輝瑞和BNT的靈活合作,不但讓疫苗能快速問市,他們所開發出的mRNA(信使核糖核酸),未來更可用於癌症藥物,因此,即便新冠疫情結束,未來仍商機無窮,那才是長期獲利的市場所在。
英國模式〉學術圈+產業界,研發產能齊備
英國AZ與牛津大學合作開發出的AZ疫苗,則是一個學術圈和產業界合作無間的典範。
由於牛津大學與莫德納、BNT一樣,都已從事商業疫苗研究多年,厚植對疫苗研發的能力與基礎,也因此,疫情爆發後,得以藉由先前基礎,快速製造出對抗隨時變種病毒的疫苗。
根據牛津研究團隊的說法,2020年1月5日,開始投入研發新冠疫苗,但研究人員心中認為,疫情可能沒有嚴重到需要疫苗問世,但他們仍製作了種子疫苗(seed stock),由於技術是複製缺陷型黑猩猩腺病毒為載體,因此人體試驗十分重要。
所幸,在英國政府介入下,在境內18個臨床中心進行試驗,更將臨床試驗擴及全球,分別位於南非、肯亞和巴西,讓試驗得以順利。2020年4月底AZ宣布加入,不僅讓臨床試驗如虎添翼,也讓疫苗的量產有了更完整的計畫和量能。
也就是說,牛津大學研究成員將技術不藏私地轉移給AZ,在兩強合作跟互補下,讓技術研發和製造量能同時齊備。
南韓模式〉放眼救援藥品,積極參與國際
至於南韓,當官方在規劃疫苗產業時,就清楚知曉只有5000多萬人口的南韓,是無法撐起一個市場的,勢必要外銷到國外。因此,南韓政府在推動本土疫苗產業走向,就定調為「自給自足加上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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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商戰1.0共識「先救命、再賺錢」
其實,疫苗,尤其是流性病疫苗,是一個高技術資本、資金資本以及時間資本的產業,因此,過去多年來,人類始終無法將「疫苗研發」和「疫苗生產」同步並驅,主因在於,沒有人願意在疫苗未通過試驗前,花費數百萬美元生產。
但這次由於新冠疫情來得又快又急,因此,2019年各疫苗廠商不得不「產研並進」,間接造成這次疫苗神速問世的關鍵原因。
《疫苗商戰》一書作者古格里.祖克曼(Gregory Zuckerman)指出,儘管不確定疫苗能否獲得最終授權,但各疫苗廠商及研發單位懷著救世的使命,依然持續進行試驗。
美國政府更因為面對數以億計的確診人數,決定由官方主導自行製造。至於英國政府,也花費大筆預算在牛津大學的阿斯特捷利康(AZ)疫苗。也就是說,想要對抗又急又猛的流行病,政府的扶植以及足夠的資金,缺一不可。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不只美國聯邦政府進行「曲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的資金挹注,更有華爾街的商業巨賈,在2020年5月進行大手筆投資挹注,讓莫德納市值暴增13億美元(約新台幣362億元)。
不過有了充沛銀彈後,也要有強而有力的堅持和信念。無論政府、廠商及金主,都必須認知,一旦能研發出阻止全球疫情、拯救全球經濟,其創造的價值,遠比靠疫苗賺回的錢要大得多。也就是說,惟有在「先救命、再賺錢」的共識下,才能讓疫苗研發和生產撐到最後一刻。
因此,台灣如果要複製國外疫苗產業的成功模式,就得要先要確定是否擁有三力——政府力、資金力,以及共識力。
然而這次在新冠疫苗的商戰模式中,倒是有幾個成功的典範,足以讓台灣進一步拆解與模仿。
包括美國的「大藥廠帶領小研究室模式」、英國的「學術圈結合產業界模式」、南韓的「內需市場結合外銷市場」模式,以及中國大陸的「內需先行、外交接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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