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權解密》一次選舉開銷，四年任期收入也不夠用
一個直轄市議員年收入不過百萬出頭，非六都議員則更不易達到，當四年任期的法定收入不夠打一場選戰，為什麼還要砸大錢選舉？從兼差收入、企業捐款到工程回扣⋯⋯，揭露議員真正賺錢的「金庫」。
政治具有公共性，不應該讓金錢主導政治方向。此時此刻更該問的是，誰是金錢背後的藏鏡人？
十六年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政治經濟碩士學位，當過立委助理的吳益政剛選上議員。
號稱在高雄「喊水會結凍」，曾任監察委員的高雄市前議長朱安雄透過各種方法，遊說以五百萬元買他一票選議長，吳益政沒有答應。沒多久，東窗事發，朱安雄和多位議員都被判刑。
這是吳益政在議會所受到的第一次震撼教育。那一年，他花了五百多萬元選上議員，其中兩百萬還是借來的。
日後，類似的誘惑在吳益政的十六年議會生涯中不斷出現，這無疑也是全台議會的縮影。
要拒絕誘惑並不容易，因為議員的法定收入其實相當有限。
桃園市議員王浩宇，去年底在臉書亮出二○一六年的所得稅扣繳憑單，給付淨額為一三八萬元。
實質所得還更低，王浩宇請了八位助理，每月要貼七、八萬元，每年的社區團體中秋晚會還要提供摸彩品，這些全都要自掏腰包。
一個直轄市的議員，四年法定收入總數不過五五二萬元，縣市議員更不超過四百萬元（見表1），只要一場選戰的開銷，就可讓四年薪資全都付諸流水。
為什麼有人還要花大錢選議員？他們的錢包藏有什麼祕密？
一九九六年，當時的法務部長廖正豪公然宣稱，縣市議員中具有黑道身分或前科者高達三分之一，一時震撼全國。
近十二年後，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親恩根據法院判決書，於二○○八年發表論文：地方議會金權政治的變化。他統計一九九八到二○一○年的三屆縣市議員中，曾因案被起訴的比例約一四%到一七%，一審判刑有罪者降低到八%。
雖然黑道的成分有削弱傾向，但議員的錢包仍具有非常多的層次，從實質薪資，到看不見、挖不到的錢脈，而這些全都源自制度和法令的不足，讓「議員」身分成為保護傘，遊走其中。
祕密錢包一：兼差當董事長，議員只是副業
《天下》記者在採訪過程中，拿到一位地方議員的名片，上面密密麻麻寫滿公司和職稱，是個事業有成的董事長，在諸多頭銜下最末一行才赫然看到「議員」兩字，而他已是六屆的資深議員。在議員身分之外，兼營事業幾乎是常態。苗栗縣議會副議長陳明朝，是位於苗栗頭份的尚順育樂世界總裁。當初陳明朝承購華隆紡織的土地，經內政部核准變更為商業區、住宅區，曾有週刊報導，在一五年開幕後，短短兩個月創造四億元的營收。
祕密錢包二：企業捐款，就比一年收入多
因應年底選戰，王浩宇在四月二十五日設置政治獻金帳戶，短短時間內，他光是拒絕來自建商的捐款就超過兩百萬元，比議員一年的薪水都要多。
建商或企業試圖透過捐款或政治獻金培養「交情」，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案例層出不窮。
苗栗縣議員陳光軒也堅決不收來自企業和公司行號的捐款，「我不希望成為綁手綁腳的議員，雖然辛苦，但我完全沒有包袱。」
但也因為不收建商、企業的捐款，苗栗地方和建商有關的糾紛，幾乎全都找上陳光軒。
祕密錢包三：空白支票，買議員「沉默權」
吳益政還記得，當年高雄市議會爆發議長賄選案後，多位議員涉案，議事廳審預算的議員寥寥可數。一次審到一件百億元的重大工程，他認為漏洞百出、一舉刪除，「後來他們另找議員去復議，也找人來找我，問我要多少錢，只要不再反對，他們都願意付，」吳益政描述。
對方想用空白支票換取他的「沉默」。這位和吳益政有相當私交的中間人，勸他說，「你第一次當議員，人家就這麼尊重你。」
吳益政當時回答，「不要以為有錢就好打發。」最後的復議案，他的反對票當然無法擋下這個案子。
祕密錢包四：工程背後的回扣，最致命誘惑
議員身分所帶來的價值其實無法計數。《天下》記者在採訪過程，問一位在政治界浸淫多年的業者，為何有些人要花大錢選議員？「因為可以施壓、可以包工程，」他反問，「你以為議員上千人，都懷抱天下為公的理想？」
長期監督議會的高雄市公民監督公僕聯盟執行長任懷鳴舉例，曾有議員說有個A議員拜訪他，將一個小皮箱放在桌上，打開一看，裡面是白花花的鈔票共一百萬元。
原來是這位議員將小型工程建議款（見小辭典）的額度借給A議員，「你看誇不誇張，有這麼高的回扣，」任懷鳴搖頭。
根據致力推動開放政府的民間社群「g0v零時政府」，從各縣市主計處所爬梳出來的資料，去年核定議員小型工程建議款總數超過三十七億元；台北市高居全國首位約九億六千萬元，其次為台南市五億九千萬元，第三為台中市五億三千萬元，而在非六都中則以南投縣高居首位，達到兩億元（見表2）。
雖然名為「建議」，但縣市政府多從善如流，「議員爭取的小型工程，我都照單全收，有求必應，」南投縣長林明溱不諱言。
因為很多地方有需要，但縣市府無暇顧及，只有透過議員充當耳目，凡是建議款超過五十萬元的工程，林明溱會實地參與現勘，議員做人情，也讓民眾知道縣長重視基層建設。
曾因財政危機遭中央接管的苗栗縣，目前也維持每位議員兩百萬元的小型工程建議款。
「我上任第一年是之前縣長劉政鴻所編五百萬元，第二年歸零，第三年一百萬，今年又增加一百萬元，」陳光軒坦承，「公共工程基本精神要符合公益性和必要性兩大原則，但確實有些小型工程連一條都守不住。」
小型工程建議款也因此常成為議員做人情或綁樁用的「小金庫」。一位縣長話說得坦白，「這是縣政府的預算，但用議員的名義去給機關、學校，讓他去做人情。」
「做人情」的現象遍布各地，其中有很多蹊蹺，任懷鳴舉例，一六年高雄市取消建議款，但在此之前學校常買進很多老師覺得用不到的書，或是缺A器材卻買進B器材，結果發現都是議員指定書商或廠商，「有時還刻意拆成好幾批，以免觸及『採購法』須公開招標。」
事實上，台東縣就曾經為此付出極大代價。
二○一五年有二十六名卸任、現任議員，因為收取小型工程建議款回扣，以及詐領社團補助款圖利自己或廠商，被依「貪污治罪條例」分別判處三到十一年定讞，全都送入大牢。
即使議員被關歷歷在目，至今台東縣仍保留每位議員每年小型工程建議款五百萬元。「因為台東沒有什麼資源，全民皆窮，只剩下這些錢來支撐他們，」一位長期在地的觀察者雙手一攤，他能同理但不能接受。
「三十個議員一年就要一億五千萬元，對台東是很大的錢，」這位觀察者說縣長黃健庭曾經嘗試取消，結果是不分藍綠議員群起反彈，「他們真的會跟他拚命，到最後變成是『必要之惡』。如果是縣府運用，財政應該可以管理得更好。」
這樣的必要之惡，已經成為部份縣市尾大不掉的沉痾。審計部為此要求各縣市對議員小型工程建議款的使用，必須上網公告，還有少數議員落實開放參與式預算，讓當地居民也能一起決定。
但制度永遠有看不見的漏洞。
「我們的民主走到了一個很扭曲的地步，」一位不願具名的縣市首長在受訪最後，無限惆悵地說，「希望審計部乾脆規定全部不能編，就可以堵住所有的問題。」
但問題真的堵得住嗎？如果一個議員在四年任內所賺得薪資，仍敵不過一次選舉開銷，我們又如何企求政治的清明？…閱讀完整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