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軍事作戰規格，有人拉警報，有人管打仗

2003年SARS疫情肆虐，當時抗煞總指揮李明亮請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幫忙，希望國安單位能協助抗疫。李遠哲於是向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請求支援。李登輝時代訓練出來的國安幕僚張榮豐、劉湘濱與賴幸媛等人進駐疾管局，以軍事作戰指揮中心模式，協助建立疫情指揮中心。

SARS之後，現任副總統、時任衛生署長陳建仁與將接疾管局長的郭旭崧赴美取經，學習美國衛生部的部長指揮中心（SCC），花了1億元在疾管局打造指揮中心。同時引進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軍官團（PHSCC），也就是第7軍種，建立台灣的防疫醫生團隊。這支防疫醫生隊伍日後到海外四處征戰、調查疫情，成為台灣防疫工作重要尖兵。

從SARS至今17年，台灣防疫指揮體系逐漸健全，也形成一套較成熟的作業模式，讓防疫指揮官陳時中能穩健指揮，也讓台灣在武漢肺炎疫情中有傑出表現，受全球矚目。到底這17年來，這支防疫團隊是怎麼一步步成長茁壯？

◎楊舒媚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每天下午兩點的記者會，是目前全台收視率最高的節目。這個超強指揮中心有如全台灣民眾在疫情風浪中的燈塔。

李明亮請託李遠哲找上康寧祥

指揮官陳時中每天在鏡頭前就是在傳達三個訊息：「有我在、看我做、跟我來」。「有我在」是表現政府面對危機時要讓民眾安心；「看我做」為提出有效辦法，讓民眾願意跟進；「跟我來」傳達政府與人民同舟共濟的決心。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也每天舉行例行記者會，他自稱現在是個「戰爭時期的總統」，抗疫如作戰。其實，台灣的防疫指揮中心，也是仿自軍事作戰指揮中心，最早是由李登輝總統時代訓練出來的國安幕僚幫忙建立的。

二○○三年ＳＡＲＳ疫情肆虐，當時抗煞總指揮李明亮請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幫忙。李遠哲於是打電話給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希望指派有危機處理經驗的人員支援，在疾病管制局（ＣＤＣ，現升格為疾管署）開設危機指揮中心。 康寧祥立刻指派有處理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經驗的國安會副秘書長張榮豐、擔任過衛戍師指揮官、帶領團隊發展出玉山兵推系統的國安會秘書處處長劉湘濱，以及具國際談判經驗的國安會諮詢委員賴幸媛三人前去支援。現任國安會指派擔任疫情指揮中心窗口的國安會諮詢委員郭臨伍，當時擔任張榮豐秘書，也參與了指揮中心從無到有的建構。

這個團隊是李登輝時代訓練出來的國安幕僚，二○○○年政權轉移後被總統陳水扁留用。李任內的國安會曾被美國國安會譽為亞洲第一國安會。

目前為陽明大學校長，曾擔任疾管局局長、署長的郭旭崧接受《新新聞》專訪時，證實張榮豐等國安會高手的祕密進駐。

郭旭崧說，ＳＡＲＳ期間就臨時在地下一樓，也就是現在新聞發布室成立指揮中心，張榮豐等人也入駐。「我們受到他很大的影響，在防疫視同作戰、危機處理時的情報作戰部署、怎麼做檢討、如何寫作戰日誌等，這一整套跟他學了很多。」

張榮豐等人也以戰時指揮官的戰情指揮中心形式，規畫危機指揮中心配制，分為戰情室、輿情蒐集室、對策組與指揮組。（見圖） 學會無顧忌拉警報與變換隊形

「一般機構管帳的不管錢。」郭旭崧說，張榮豐非常強調這個觀念，同樣的，「管情報的不能管作戰。」把這個概念應用到ＣＤＣ，「就是拉警報的人不能跟作戰合在一起，這是很大的改變。」

郭旭崧指出，以前ＣＤＣ是以腸道傳染病組、呼吸道傳病組、愛滋病組這樣分的，各組負責監測、也負責作戰，但假如知道有一些跡象，各組不會很快拉警報，因為拉了警報之後就是自己要負責，萬一拉了警報後沒事不就白忙了。「我們要讓拉警報的人可以毫無顧忌地拉，而且拉錯、拉過頭都沒有關係，所以就弄出一個監測組，專門負責拉警報。」

「後來拉警報又要結合科技。」郭旭崧指出，那個時候培養的最重要人才是如今疾管署副署長莊人祥。郭旭崧表示， 為了培養懂醫療資訊的人，特別送莊人祥去哥倫比亞大學。後來他負責監測工作。

剛開始負責監測的人員很少，有一群研發替代役來協助。這群人在莊人祥領導下，建構了今天的資訊系統。所以才會有副署長羅一鈞在ＰＴＴ上看到「武漢出現的不明原因肺炎」護國神文而警覺的故事。 除了情報與作戰分開，郭旭崧說，他們還從張榮豐等人學到「變換隊形」。他解釋，過去只要有疫情，各部會就是送公文來，「請ＣＤＣ派人來開會。」結果ＣＤＣ人員疲於奔命！後來決定，「一旦指揮中心開設，我們的人絕對不出門，我管你官多大，都是你們要來這邊開會。」

公家機關的公文旅行速度很慢，郭旭崧說，後來改成當署長進駐，公文直接進入指揮中心，所有的人一起快速決策，就沒有公文旅行了。

納入作戰指揮後再赴美國取經

「就是完全打破原來的編制！」郭旭崧表示，他們當時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變換隊形」，疫情發生就變換成「作戰隊形」，指揮官可以直接指揮科員，把指揮體系壓得非常扁。

回顧疫情指揮中心的創設，郭旭崧說，很多都是軍中的做法，其中有些是後來去美國學來的，但最早還是張榮豐等國安體系幫忙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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