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雖然有很多問題，卻都是可以解決的。水果不等人，成熟就會紛紛落地，爛掉。只要我們這次學會摘取伸手搆不到的水果，後代就會更有自信，將來再度「摘完某一高度水果」時，就不會再有那麼多人唱衰台灣。
別亂鼓勵「大膽走出去」
張愛玲有篇散文＜重訪邊城＞，寫她唯一一次訪台。開頭寫她初抵台北機場，就有個西裝男子上前問她：「你是尼克森夫人？」張愛玲以為尼克森夫人真要飛來，覺得很奇怪，她與這位美國前副總統夫人膚色不同，人種不同，怎會被誤認？搞半天，那位仁兄原來天天都來機場迎接美國大人物，是精神異常。
「我笑了起來，」張愛玲描述她意會過來的反應：「隨即被一陣抑鬱的浪潮淹沒了，是這孤島對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那年是一九六一，艾森豪總統前一年才來訪，我們還是聯合國的一員，五十幾個邦交國，其中不乏日本、法國等重要國家。因此讀到張愛玲這段敘述，我難免驚訝：原來在台灣國際處境還不算孤立的五十幾年前，就已經充滿被世界遺忘的焦慮了。
如今，這種焦慮的表達方式已不是接機強迫症，而是媒體常見的「出口轉內銷」報導。本來，外電編譯的工作應是譯介國際新聞：敘利亞內戰、日本憲改等等。曾幾何時，他們的首要工作變成注意台灣又上了哪家外媒：八仙塵爆上了BBC、高雄氣爆上了CNN。即連民眾在颱風過後排隊跟歪腰郵筒合照這種純八卦，閱聽大眾也需要知道它受到多少外媒關注。
如果外媒有提供奇特觀點，閱聽大眾當然就應該知道。但是絕大多數時候，「被外媒當作新聞」本身就是一種新聞，即連八仙塵爆這種壞新聞也強過沒新聞。這是台灣特有的媒體現象，套句對岸用語，就是台灣很「缺乏存在感」。
這種缺乏，也反應在近年特別流行的「台灣之光」標籤。出國比賽獲獎，才是台灣之光。沒出國、沒獲獎則不算。同是侯孝賢佳作，《刺客聶隱娘》是台灣之光，《海上花》則不是，因為《海上花》沒在海外獲獎。
如果獲獎者感謝台灣栽培，我們當然與有榮焉。但獲獎就自動戴上「台灣之光」帽子，卻有強迫沾光之嫌。跟誰分享榮耀，不該是個人的選擇嗎？更糟的是，這四字代表為台灣爭光是一種使命。王建民原本只是個熱愛棒球的男孩，赴美追求自己的夢想。一旦被叫台灣之光，就必須為全台灣打球了。他腿傷復原沒多久，二○○九年又肩傷，應該就是四個字壓力太大所致。
與「台灣之光」同時流行起來了，還有「大膽走出去」。常聽到的說法，是要年輕人跨出舒適圈。言下之意，就是台灣太舒適。奇怪：明明大家都同意跟別國比起來，台灣有低薪、過勞、房價離譜的問題，怎還覺得台灣是舒適圈？
其實，已經大膽走出去的台灣人，追求的並非不舒適，而是為了投奔更好前程。近年對岸、新加坡挖走不少高階人才，或澳洲吸引大學畢業生去打工，憑的都不是不舒適，而是較佳的薪資或工作條件。這種現象，我們應該引以為恥才對，有什麼好鼓勵的？
何況，鼓勵「大膽走出去」還會造成一種不幸副作用。這句話的假設是有出去強過沒出去。這會給國外回來的年輕人一種優越意識，以為喝過洋墨水，想當然爾較有國際觀。
其實，因為資訊科技進步，海外居住經驗已不見得會帶來國際觀了。如今不少留學生上網只看台灣新聞，臉書也只跟台灣互動。許多人住台灣時根本不看偶像劇、政論節目，移民加拿大或新加坡卻變成天天看。這種人哪有因出國而擴大視野？
其實，出國收穫多寡，最重要因素往往是學習動機。出國若只為一張文憑，收穫就是一張文憑。若只是為了償清學貸，收穫就是學貸償清。賈柏斯十九歲的印度行讓他學會直觀，養成迥異於其他科技人的思考方式，前提是他本就是為了心靈追求而去印度。
因此，如果是針對年輕人，重點應該不是要不要出去，而是抱著何種目的出去。年輕人出去了，我們就應該努力營造讓他們想回來的環境。不然，高齡化加少子化，工作人口已在縮減，萬一人口外移，稅基豈不縮小再縮小？
如果希望年輕人只為增廣見聞，而不是為投奔前程而出去，我們就要想辦法讓產業走出去。瑞典人口不到千萬，音樂產業就非常走得出去。近年美國《告示牌》百大單曲中有三分之一，不是瑞典人作曲就是瑞典人製作。瑞典音樂人卻不必搬去美國住。斯德哥爾摩的錄音室與音樂科技公司可接受英美唱片公司委託，全球最大音樂串流商Spotify也是在斯德哥爾摩創立。
要讓產業走出去，大膽是不夠的。瑞典的音樂實力靠的是一流的音樂教育。台灣的半導體與光學器材可以走出去，靠的也是大學培養出眾多優秀工程師。
跟張愛玲訪台的時候比起來，台灣的外交處境已經更孤立。但也拜經貿實力之賜，台灣的能見度已比當年更好。雖然要美國現任總統訪台已是不可能，但卸任政要、商界鉅子、影歌巨星來訪卻已是稀鬆平常。也許是這個原因，國際機場已沒人隨便問來客：「你是錢尼夫人？」想通這一點，也許我們可以稍微撫平「缺乏存在感」的焦慮。
但是不管焦不焦慮，都不應該再鼓勵年輕人「大膽走出去」。讓更多產業有辦法走出去才是真的。
當兵不該變笨
二○一六年台灣大選前，媒體冒出一種指控，說時代力量候選人「閃兵」，是只會挑起台海緊張，卻不願上戰場的「嘴砲台獨」。 指控很難聽，挨罵的對象卻依然高票當選，打敗連任多屆的軍系立委。
這種結果，在南韓就會很不可思議。在南韓，閃兵指控是可以終結政治生命的。二○○二年，梨花大學前校長張裳正是因為兒子閃兵，才遭國會否決，無法出任總理。
閃兵在台灣卻不會引起類似公憤，一大原因即閃兵管道很多元。焦慮症是一種（林昶佐），高度近視也是一種（黃國昌、吳志揚）。吳奇隆若是新加坡人，慣性脫臼雖可讓他免除許多操課，役期卻不能少一天。連勝文若是新加坡人，則要比別人多當兵九週，由國家強迫幫他減肥。
問題來了，焦慮症、高度近視雖是小毛病，但依然是毛病。為什麼在台灣，聽說某人因為焦慮症、高度近視而不必當兵，別人反應不是同情，而是質疑閃兵？
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免服兵役引來的羨慕眼光，遠超過一般人對焦慮症、高度近視的惻隱之心。當兵是大家都不想要的，乖乖去當兵則是沒選擇。如果可以選，大家都寧願選焦慮症、高度近視。
如果是因為當兵辛苦，閃兵就算值得羨慕，也必須扛負「好逸惡勞」的可恥標籤。這次，閃兵卻當選立委，可見選民並沒把閃兵聯想到怕吃苦。
其實，只要看看時代力量另一位新科立委，就可明白閃兵在台灣既可羨，又不必蒙羞的箇中原因。洪慈庸本來默默無聞，是二○一三年七月爆發的洪仲丘案，才把她推到鎂光燈下，累積出日後參選的政治能量。
洪案發生一個月，就有二十五萬白衫軍上凱道怒吼，為冤死的男孩討公道。台灣從沒出現過如此不靠政黨動員，卻集結速度如此之快，聲勢又如此浩大的街頭運動，可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盧梭曾在《社會契約論》中主張，徵兵制可加強全民與國家之間的一體感。洪案卻揭露，徵兵制在台灣的效應正相反。役男發現，「死老百姓」在軍中是學不到戰鬥技巧的，成天工作就是打掃、搬東西。許多文書皆沒必要，而且資料造假嚴重。但役男不能提出建言，不然下場可能和洪仲丘一樣。
這是閃兵在台灣既可羨又不必蒙羞的真正原因：軍中管理太糟了，把兵役變得毫無功勞只有苦勞。這苦勞不只沒意義，還可能不公不義。討厭當兵的出發點並非好逸惡勞，也不是怕死或不愛台灣，而是為了拒絕不公義。
軍方如果對症下藥，就應該強化內部管理。沒想到，軍方拿出來的解方是停止徵兵，二○一八年起改推全募兵。
如果看國際趨勢，全募兵好像是潮流。法國在一九九六，波蘭在二○○八，德國在二○一一，都陸續改全募兵。倡議者主張，現代軍事已經越來越複雜，軍事訓練需要投入越來越多時間精力。若是採用徵兵制，好不容易訓練成稍微可用，就要放兵員重返民間，新兵又要從頭訓練，非常浪費國家資源。不像志願兵役期長，訓練起來較划算。
台灣卻狀況特殊。首先，中國從沒放棄武力犯台，我們若不願以當兵為義務，要怎麼向對岸與盟友展示防衛決心？
二來，上文已強調，人民不愛當兵，並非不願保家衛國，而是不信任軍方。無法取得民間信任的軍方，怎可能靠募兵就募到足夠兵員？果然，二○一七年九月《聯合報》就報導：「全募兵尚未落實，國軍人力已跌破最低防衛需求。」
因此，全募兵反映的，就是軍方的鴕鳥心態，不願面對現實，不想改革。軍方不改革，可能比台獨更能挑起台海緊張。這不是危言聳聽。國防太弱會讓敵國覺得有機可乘而輕啟戰端，這是戰略學的一項真理。
因此軍方此時最該做的，不是全募兵，而是重新打造當兵的尊榮感。至少不要讓人民感覺當兵是在浪費生命。
「當兵會變笨」這話在台灣太常聽見了，我們可能都沒想過，有些國家的軍隊可以是人才搖籃。美國是一例。在美國，軍方給人的印象就是效率、專業主義、應變能力強。《財星》雜誌（Fortune）二○一○年三月就有封面是年輕持槍美軍，內容是退役軍官如何變成「商界領袖的新面孔」。
不過，軍方扮演經濟引擎的最成功案例絕對是以色列。眾所周知，以色列是創新創業大國。徵兵制對以色列創業文化更是居功厥偉。
首先，以色列沒有「死老百姓」在軍中受欺負的問題。大家都十八歲入伍，軍官都是從義務役拔擢，當然就不會區分是否自己人。只有少數高中成績特別優秀，將來準備用醫學、法學、工程專業去效命軍方的，才獲准念完大學再當兵。
兩位美國作者丹恩．席諾與所羅．辛格曾在二○○九年合寫《新創企業之國》（Start-Up Nation）一書，解釋為何徵兵制在別國都培養不出創業文化，以色列卻獨獨可以。一來，是以色列不講官階大小，將軍給小兵倒水是常有的事。這種扁平組織跟創業團隊最相契。
二來，是以色列人不愛面子，只重視從錯誤中學習，因此沒有爭功諉過的習性。軍中開會，大家經常互相檢討得面紅耳赤，沒人在自我辯護。自我辯護是沒有學習價值的，追根究柢才有。像洪仲丘那種有話直說的個性，在以色列一定如魚得水。
三來，以色列軍方不要求內務，只講一個人要如何當好幾人用。因此當完兵，人人都變得三頭六臂，會修飛機也會修電腦。
這樣的軍方當然不會浪費任何腦力。《新創企業之國》有一章「哈佛、耶魯、普林斯頓」，講的不是菁英大學，而是負責資訊戰的菁英部隊，例如塔爾皮約（Talpiot）、八二○○單位，只收數理最頂尖的高中畢業生，讓他們既可在軍中接受最先進的資訊教育，還可運用腦力保鄉衛國。
這種單位說是服兵役，其實卻是國家負責把你訓練成高科技頂尖人才。先是四十個月的密集上課，由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負責授課與頒贈學位。上完課還要服役六年，加起來總共服役九年，役男役女卻都認為是賺到。
他們退伍後，許多成為企業高管、創業家、天使投資人，定期聚會聯誼，人脈網絡好比哈佛校友會。以色列人從小就嚮往進入這種部隊，就跟美國人從小嚮往進入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一樣。
我們不能指望台灣軍方也可以打造創業人才。但當兵不該變笨應是基本要求。如果哪天，當兵可以變聰明，別說不必全募兵，應該連女生都會爭取當兵了。
中國不值得台灣自慚形穢
來台陸生抱怨，常被台灣人問「你們那邊是不是上廁所不關門」，覺得受辱。問這問題不只沒禮貌，也透露出問話者對中國的無知。這種無知的另一徵候，就是只要去一次上海或北京，就馬上自慚形穢，回來改口說：「人家進步那麼快，台灣跟人家比什麼？」
若看整個中國，的確進步飛快，經濟規模無疑即將超越美國，有人預估在二○三○，有人預估二○一八。但別忘了，中國人口眾多，GDP雖高居全球第二，人均GDP卻僅是台灣三分之一，還不如巴西、墨西哥。在未來經濟規模超越美國之日，其人均GDP也只會到台灣一半而已。選一個還低度開發的對象自慚形穢，似乎挑錯對象。
不同意的人一定可以舉出許多實例：比台灣先進幾十年的機場、車站，比台灣氣派幾十倍的表演廳、美術館，比台灣蓬勃的網路創業動能。看數字：中國如今人均GDP雖只在全球排名八十幾，卻已是一九八○年的四十倍。再看言論：微博流行以後，市井小民言論空間已放大不少，發文只要不危及黨領導，想批評什麼都可以。
這種人會說：今日中國就等於二三十年前的台灣，台灣榮景無以為繼是因為台灣太小，領導者又搞民粹。但中國幅員那麼大，黨領導又與時俱進，前景當然一片大好。
問題來了：二三十年前「台灣錢淹腳目」，別說大學畢業生不可能自稱「魯蛇」，連高職畢業生亦不可能。但中國今日明明處於高成長階段，年輕工作者卻已自稱「蟻族」了，意即生活品質低，成天只有工作，卻不敢對未來抱任何希望。「屌絲」這種自稱則更難聽也更普遍，意即不奢望有城市戶口，是醫療賤民，下一代則會是教育賤民。
經濟成長尚能保八之際，年輕人就自稱「屌絲」了，將來降成五怎麼辦？
這就是亮麗的機場、車站背後掩蓋的事實：經濟成長最大功臣明明是廣大勞工，國家卻遲遲不給他們平等的醫療權，也不願給他們下一代平等的教育權，寧願把錢花在面子工程。
中國與台灣的差別，有一項是發展起步時間差距四十年。起步時間的差距顯現在科技應用，就是中國常見的「青蛙跳」現象。台灣都是家戶先裝市話，才有個人陽春手機，進而智慧手機。中國卻不少人第一支電話就是智慧手機，上網經驗也是整個跳過電腦，直接就是手機上網。
「青蛙跳」另一例是領先全球的行動支付。在中國，大多數民眾都是從現金支付直接跳到手機支付，整個跳過信用卡。信用卡不普及，則有保護主義因素，因為中國遲遲不對VISA與Mastercard這些外商開放銀行卡清算業務。
另一例是電子商務（淘寶網、京東商城）。實體零售落後，買東西不方便，因此更容易養成網購的習慣。但勞力廉價是另一原因。像「餓了麼」那種隨叫隨到的送餐服務可以快速發展到兩百個城市，只能說在大小城市，都有眾多風雨無阻，騎著機車跟時間賽跑的底層青年。他們工作辛苦，收入卻極微薄，才自稱「蟻族」與「屌絲」。
再來就要講到中台之間另一差距：規模。所有大國都一樣，地區差異一定大，發展不可能等速。因此中國這種一線城市比台灣光鮮亮麗，其他地方卻落後的現象應會持續下去。正因為很多地方都落後，窮鄉出外謀生的青年沒挑選工作的本錢，「餓了麼」APP在兩百個城市才不缺送餐小弟。
其實，台灣看中國若抱平常心，看它落後就可以理解，看它光鮮亮麗也不必自慚形穢。大家各有各的困難，各有各的長處，如此而已。
重點是，彼此制度不同，發展階段不同，中國值得我們效法的地方真的不多。不值得效法，有什麼好自慚形穢的？
只要搞清楚自己問題在哪裡，就知道哪些國家才是值得我們自慚形穢的對象。如果問題是民主不夠優質，那優質民主的國家可多了，英國、德國都是。
至於產業創新不足的問題，可以效法的對象就更多了，例如瑞典之於流行音樂、荷蘭之於電視製作、以色列之於高科技研發。中國卻起碼還要十五年，才會遇到我們已經遇到的經濟瓶頸，真的還不值得我們自慚形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