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村協力． 搶救長照

拜託，讓我們安心變老

年紀大了，難免進出醫院，但出得了醫院卻回不了家，成了人球。為什麼有錢也找不到一張床、台灣人在急診等床的集體焦慮，也發生在長照？

手術成功，出院後卻失能，醫療為何製造出更多長照需求？

當少子化、高齡化，孤獨老成為趨勢，政府與民間、醫療與長照、長輩與子女，該怎麼同村協力，迎接高齡台灣？

文‧黃惠如　繪圖‧鄭寧寧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董事長管國霖，為了照顧的父親，二○一七年底宣布退休，震驚金融圈。他才五十歲。

「這一年來非常累，但父親這擔子不可能卸，我需要更有彈性的工作，」他說。（見一百頁）管國霖不是特例。台灣有近一一○萬名失智、失能者正在被家人照顧，而且不是照顧幾星期或幾個月，是平均照顧九．九年，每天照顧長達十三．六小時。一九八○年代，育嬰是雙薪家庭最關心的議題，但二○一八年以及可見的未來，花在照顧雙親的時間將超過照顧兒女。

台灣中重度失能長輩，缺乏多元、優質的機構或服務安頓；社政（長照、福利）、衛政（醫療）各自為

政，無法整合，讓老人變成人球；照顧人才荒，長照難民恐來臨；以及台灣醫療長期看病不看人，共形成四大「醫養斷裂」，使得中年子女飽受犧牲與折磨，成為台灣社經的重大衝擊。

如同管國霖提前退休，照顧離職不再是「隱形」風暴，而是每個企業都正在面臨的危機。

《日經Business》警告比台灣老化先幾步的日本：「公司的王牌主管很可能就這樣辭職消失，這是未來最直接撼動企業經營的風險因子。」

因照顧父母離職的員工通常是四、五十歲，屬於較高階的員工或主管，恰是當前台灣企業最缺少的「腰力」。

衛福部研究發現，台灣有兩百三十一萬人因照顧失能家人而影響工作，約佔全體工作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又有十三萬人因照顧家人辭去工作。日本每年照護離職者為十萬人，但日本人口是台灣五倍。

金馬影后楊貴媚被民眾直擊，素顏陪坐著輪椅的母親看畫展，並熟練地抱癱瘓的母親上車，後來經媒體採訪才得知，楊貴媚為了照顧中風的母親，貴為影后依舊「照顧離職」停工半年，之後和兄弟姐妹輪班，一晃眼也照顧了六年。 照顧家人也能安心工作，老了也能幸福、有尊嚴，這需要政府、民間奮起因應。圖為雙連安養中心，是全國第一個採單元式照顧（8到10人共同生活，但有獨立房間）的機構，2010年設立失智專區，讓失智長輩能增加與他人的互動，減緩退化速度。（劉國泰攝） 政府「長照2.0」滿週年
沒顧到中、重度失能者

其實，台灣對高齡化並非毫無防備，相反地，近年來對長照議題還非常狂熱。

一七年年底，幾乎每逢週末都有高齡、長照相關的國際研討會或論壇熱鬧登場，有時講者和參與者還一天南、北拚場，全台長照相關人員忙昏頭，一時之間，台灣不僅對鄰近的日本，連英國、荷蘭、北歐，甚至以色列的長照制度與政策，都深入研討。熱鬧的背後是政策與預算的支持。

長照2.0投入過去五至六倍的長照預算，主要目標是在地老化，也就是老人家可以在自己熟悉、安心的社區，在地安養。

一七年，台灣開始在社區廣設長照據點，以ABC三級區分服務機構（見一○七頁），連結居家、社區等服務，並提供延緩失能、失智等活動。

「這是趨勢，人不喜歡脫離家與社區，」長照2.0操盤手、政務委員林萬億說。

這些作為預防或延緩失能的政策都很需要，但卻沒有正視中、重度失能長輩缺乏適當照顧的巨大困境。

投入長照近三十年的雙連安養中心執行長蔡芳文直指，長照2.0將資源佈建在社區是好事，但家人要獨立面對中、重度失能的老人，無力也無法面對。

「中、重度失能」是指照顧管理評估量表八級中的四級以上者，若以失能人口一○九．六萬人兩成估算，約有二十二萬人。

家庭 下班後接手照顧
一人失能，全家倒下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陳景寧質疑，長照2.0主推的居家服務、日間照顧等，均無法照顧這中、重度失能的二十二萬人，一人失能、全家受累。

表面上，長照議題熱鬧滾滾，但一旦家中有人倒下，照顧責任依舊冰冷地吞噬每個家庭。

「我和我太太從聯考到就業，可以說一帆風順。現在遇到人生課題，才知道人生這麼煩，」一位三十七歲還在職場衝刺的中階主管，白天工作、晚上趕回家照顧輕度失智的岳父。

三年來，他已經換了三任外籍看護，前兩任以不同的理由要求返國，這次則是逃跑。

外籍看護逃跑後，根據規定，至少有六個月的空窗期，不能申請外籍看護的他和太太，輪流把年假請光後，白天找彭婉如文教基金會的居服員，晚上由他負責照顧。每天一到下午六點，他急忙趕回家接手，幫岳父洗澡、拍痰，等岳父入睡後，再工作到半夜一點。隔天六點岳父起床，他也得起床。

「有一次我找葬儀社來，其實是我太憂鬱了，萬一我岳父怎麼了或我怎麼了，這些資訊可以給我太太，」他透露身心壓力極大。

台灣醫療分科太細，專科醫生忽視或無暇顧及高齡病人的複雜需求，老人只好重複進出急診。（黃明堂攝） 他不是沒有找資源，「我打電話給照顧管理中心，隔天他們就回電告訴我沒有人（沒有居服員），我不知道政策能幫我們什麼，」他說。

台灣突然老了，速度凶猛、規模驚人。這項龐大的挑戰，是台灣非積極面對不可的危機。危機在於台灣是全世界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可準備因應的時間極短。

國家發展委員會指出，台灣從高齡社會（老年人口佔比一四％）到超高齡（老年人口佔比二○％）僅需八年。已進入超高齡國家的日本花了十一年、美國預估花十四年，英國則推估將花五十一年。

社會 人口結構改變
嬰兒潮世代變成老人潮

台灣高齡化的加速器是，六百萬人的嬰兒潮世代將逐步成為被照顧對象。

前政務委員薛承泰在《台灣人口大震盪》裡指出，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六年出生的嬰兒潮世代，在台灣人數超過六百萬，從一六年開始陸續成為老人，這批人將在二○二○年以後，逐漸成為被照顧的對象，無疑是台灣長照最迫切的負擔。

驚人的老人潮意謂，照顧老人已是當代人的重擔。頻傳的照顧悲歌，已經發出台灣照顧懸崖的警訊。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統計，光是一六年，台灣因為照顧親人自殺或殺人的照顧悲歌多達十三件，比起往年暴增一倍。

台灣遲於因應，是因為政府未面對台灣社會結構與人口組成，皆因少子化、全球化、醫療科技而產生巨大改變。過去台灣老人多半靠家人照顧，但現在的家庭已經不再兒孫滿堂，缺乏照顧老人的條件。 內政部一七年統計，台灣平均每戶人口僅二．七四人，若家裡一人倒下，馬上面臨照護難題。政大社工系教授王增勇指出，台灣政策制定者與需求評估者，都是假設失能長輩背後有家屬可以照顧。但日本長照政策制定，都先假設「零家屬」，才來設想老人需要的服務。

未來 單身、獨老族愈來愈多
迎接「零家屬陪伴的時代」

更令人不安的是，「孤獨老大軍」即將來臨，他們是單身，甚至連一個家人都沒有。根據財政資訊中心最新統計，台灣的單身戶已經過半（五二．四％），有三二二萬戶的納稅戶是單身。

身為單身，萬一老後失能、失智，無人照顧，成為許多人晚年最大的恐懼，也是台灣社會還未正視的難題。即使有子女，也可能住在外地或外國。

「全球化工作，人不可能不移動，家人不可能像農村社會一樣，都住在大宅院裡，」王增勇比喻。前長庚大學醫務管理系教授陳寬政接受《康健》採訪時舉自己為例，他有兩名子女，但都住在美國，他獨居在學校附近，和一隻狗、一隻貓作伴。「如果哪天昏倒在浴室，也只有狗可以汪汪兩聲而已。」

這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共同的噩夢。不管年輕時有多少豐功偉業，不管現在家人有多少資源、可以打多少電話，一旦家中有人倒下，都得面臨醫院趕你出去，家裡根本沒人有能力照顧；打遍電話找醫院、找養老院，有的冷漠、有的客氣地告訴你，要排隊超過一百號、甚至千號。

生到死一條命，都會需要醫療與長照。但出了醫院，尤其是中、重度失能者，需要長照時，就發現醫養四大斷裂。四大斷裂不填好，長照不可能好。

斷裂1：法規限制
中重度病人，有錢也找不到一張床

衛福部曾普查全台安養護機構床位，全台床數共十萬多張床，護理之家與其他長期住宿機構佔床率從六成多到九成多不等。報告中指出：「床位數尚未完全利用」。

但如果家人失能，需要一張床，打電話很快就發現，只要評鑑甲等以上的機構，大都滿床，而且排隊至上百號，甚至千號，實際狀況和冰冷數字有差距。

若往下細究，滿床的多是較受民眾信賴的醫院附屬護理之家，以及「單人房、雙人房永遠都不夠，」長庚護理之家主任戴興業說。

管國霖為了父親，走遍住家附近所有的護理之家。其中，仁愛醫院附屬的護理之家工作人員說沒有床，拿出等床名單，一翻好幾頁，排隊超過兩百號。登記後至今三年多，他沒有收到通知。

「政府說有空床，問題不在總數，而是配置出了問題，」管國霖以自身經驗說。

一直以來，台灣人生重病，在醫院急診室苦候，陷入一床難求的集體焦慮，早已延伸到長照。最需要專業照顧的複雜病人，卻最無處可去，只能靠家人照顧，這就是離職照顧的主要原因。

台灣至今無法產生優質長照的扭曲面貌，要從法規說起。

為何長照機構的床不夠？

「老人福利法」從一九八○年制訂以來，明文規定老人福利機構，必須為非營利性質的財團法人才能設立，也就是只有慈善、公益團體才能設立，不能賺錢。

一九九七年修法後，放寬私人可以經營五十床以下的小型機構。不過，經營者資格、空間規劃、面積、單位空間比、人力比、監督評鑑，甚至每一床的價位天花板都被「護理人員法」、「老人福利機構設置標準」、「老人福利機構相關罰則」、「老人福利法」等重重限制。

因此，只有少數依靠公益捐款的宗教團體，才能以品質著稱，而且一床難求。就連以照顧健康老人為主的長庚養生文化村，都得依靠王永慶生前捐贈三十四公頃土地及基金，每年賠四千萬才能經營下去。就算私人企業想進入長照市場，都必須面對政府設下的多重標準。

「企業也會算，如果綁手綁腳，我幹嘛進來？」雙連安養中心執行長蔡芳文說。

一位業者私下透露，儘管單人房、雙人房的優質長照機構供不應求，業者若想增設床位，也會被地方主管機關在專家審查會議上，視為「照顧有錢人」而阻撓。

失控的政府評鑑制度

除了在前端管制私人企業進場，設立之後，安養護機構經營還要面對政府失控的評鑑制度。

愛老郎長期照顧中心負責人張邁轟翻開厚厚一本評鑑指標，裡面貼滿各色便利貼，「五百多條（法規）管四十九床老人，」張邁轟妻子、也是負責人的宋淑娟忍不住抱怨。

而且，他們也指出，各縣市機構評鑑往往每屆發包給不同的大學，不同的老師標準不一，導致改善前一年評鑑老師的建議項目後，今年又說不合格，讓業者莫衷一是、難以遵循。

但「政府有本事『管前』，卻沒有本事『管後』，」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陳正芬批評。政府管制了好的守法機構，卻對壞的束手無策。品質欠佳的安養護機構，缺乏退場機制。

前立法委員黃淑英曾發現，全國○七年至一○年連續兩次以上被評為丙、丁等級的機構，共有二十九家，僅七家初次評鑑丙等時，遭主管機關罰款；對於情況已達應暫時停業或勒令永久停業的機構，主管機關毫無具體行動，因為居住的老人無處可轉。 看似評鑑嚴格管控，養護、護理機構不人道的照顧品質卻時有所聞。

台大公衛學院副教授陳雅美曾帶學生參訪號稱六星級的護理機構，參訪後交流，學生舉手發問業者與工作人員：「你們老了以後願意住進來嗎？」結果陷入一大段沉默。「這段沉默說明了很多事，」陳雅美進一步解釋，長照產業要成功不難，就是你老了願意住的地方。

政府前端嚴格管控，沒有為台灣人民換來好的照顧品質。看似管制失靈，政府為什麼還是要管那麼多？

「照顧老人不是商品，」立法委員吳玉琴與前立委陳節如開記者會抨擊政府，「老人照顧不該自由化，要有一定的市場管理機制，確保消費者不會付不起，或任由機構沒有依據地制定收費價格，」吳玉琴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如此一來，「台灣還是被綁在政策式福利，政策規定誰能用才能用，如中低收入戶、榮民伯伯……才能用，和五、六十年前一樣，」蔡芳文不禁搖頭。

重重管制來自政府的出發點是防弊。在一九九七年開放小型機構合法前，大街小巷的養老院全都是非法，多數品質堪慮。

但過度防弊的結果就是作弊。業界透露，為了應付繁複的評鑑，已有顧問公司承包評鑑寫報告，每個月三萬元。

研究長照政策與市場長達五年的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副總經理蔡晏潭認為，政府不希望「台灣的養老院是好市多（Costco），而是7-Eleven，」也不希望在長照出現醫療體系的「長庚」，龐大到無法管控。

但防弊心態也使得台灣缺乏優質機構將老人分流，特別是二十二萬中、重度失能老人無處可去的困境。

斷裂2：錢與權的爭奪
醫療、長照，各自為政

長照的供給質量不足之外，醫養斷裂又讓老人與家屬卡在錢與權的爭奪裡。

許多人對醫界揮軍長照，深感疑慮。「我們贊成照顧一條龍，但反對一把抓，」醫療改革基金會董事長劉淑瓊擔心，用醫療的眼光看長照，會把照顧變成冷冰冰的醫療，或將照顧過度醫療化。

社福界也擔心醫界仗著社會的高度信賴，進入長照後，搶走社福長照資源。

目前長照2.0的三百五十億預算多數佈建在社區，多數服務亞健康（介於疾病和健康的中間狀態）或輕度失能老人，也多由社福單位承接。但已有醫院展現高度興趣，積極佈建申請成為長照服務單位。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位醫界人士反諷。醫界反過來批評社政長久以來的供給者思惟，也就是習慣由政府給錢、給服務，卻經常不符合民眾需求。

「由社政啟動的（服務）常收不到人，因為他們都在等，等有人申請，」台北聯合醫院總院長黃勝堅指出。

「每次講到醫療長照整合，我都會想笑，連通知都做不好，還講整合，」推動在宅醫療的醫師余尚儒在基層深有體會。

醫療、長照不整合，老人就成為到處流浪的人球。當老人被要求出院，家人無力或無法照顧，長照資源還未到位，也沒有地方承接，有辦法的家屬只好換醫院，以二十八天為一週期，在各醫院間流浪。因為健保將「超過三十天住院」視為不良品質指標，全台各醫院形成住院二十八天就得轉院的潛規則。

作家鍾文音的母親因中風倒下，失語失能，左腦受損，右手無法使力。之前的住處沒有電梯，把中風的母親搬上樓就是難題，於是她開始隨著母親以二十八天為期的流浪。醫院護理站就像旅館櫃台一樣，要求退房，生怕病人賴著不走。

漫長的「旅程」結束時，她發現已經和母親流浪了冬春夏三季。因為醫院只看急病，卻缺乏養病的承接場所。沒有中繼站，只有把病人直接推給無助的家屬。

「病人在這住院、在那住院，健保還不是要給付，我覺得（二十八天）這是不合理的制度，要改，」醫界出身的健保署長李伯璋說。

醫界、長照界為何不合？

衛政和社政不理解、不信任、不合作，「三不」由來已久。這也是為什麼敲鑼打鼓推動一年多的長照2.0，許多人還是不知道、看不到，也用不到。

尤其是長照服務法一七年施行後，若地方執行遇到問題，詢問中央，同一件事落在不同部門，「腳步不一、解釋不一、作業模式不一，這樣行政成本太高，」衛福部常務次長薛瑞元承認。

上任以來積極嘗試整合衛政、社政的新任衛福部長陳時中坦白地說，衛政、社政專業訓練就不同，一個強調效率，一個強調以人為本，彼此溝通困難，「每個專業有他的專業堅持。」

「過去不是鬆掉，而是兩個系統從來沒被結合過，」林萬億也說。終於，衛福部在一三年成立，衛政與社政在中央層次終於都放在一個部裡。

但地方上，多數縣市的長照相關業務，依舊分屬衛生局、社會局與勞工局等不同局處。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員打破慣例嘗試改變。三年前，首創「長期照護所」的宜蘭縣政府，不再讓坐輪椅的人（指失能長輩）來縣政府申請長照時，一下去衛生局、一下去社會局、一下去勞工局。

整合後，三局坐在同一個辦公室，「至少不用公文來、公文去，」宜蘭縣衛生局長劉建廷說。

台中市副市長林依瑩考量社會局較無法處理居家醫療與醫護，主導由台中市衛生局拿下一年長照預算二十三億，比衛生局一年十五億的預算還多。「大家應該自問，有沒有做長照的熱誠？有沒有辦法設計出好政策，如果無法回答，只是爭誰大誰小、誰會不會被吃掉，都是虛耗，」林依瑩說。（見一三○頁）

斷裂3：制度害人
看病不看人，醫療成為長照製造者

會有這麼多源源不斷的失能老人需要照顧，根本原因之一是，上游的醫療長期「看病不看人」，一直把人推進長照的河裡。台灣老了，醫療體系卻沒有因應。

幾個月前，發表了一份震撼台灣醫界的報告。

醫學期刊《刺絡針》公布一九九○年至二○一五年全球醫療品質評比，台灣僅排名四十五名，落後鄰近的日本十一名與韓國二十三名。向來以全民健保方便普及自豪的台灣，錯愕地面對難堪的名次。

這份評比，突顯台灣長期重急性醫療，輕慢性病照護的後果。

這份報告最高分為一百分，而台灣被評為不及格和及格邊緣的，除了白血病與膽囊與膽管疾病外，都是慢性病：慢性腎臟病五十分、糖尿病五十八分、高血壓性心臟病六十分以及腦血管疾病（中風）六十三分。

參與這項研究的台北醫學大學公衛學院專案助理研究員高志文指出，「台灣的危機不只是人口老化，而是慢性病化，」台灣的「慢性病化」是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腎臟病的人愈來愈多，又沒有好好照顧，引發一堆併發症。

一講到洗腎就忍不住想多講的健保署長李伯璋說，台灣尿毒症最大源頭是糖尿病。糖尿病的衛教、追蹤做得不徹底，導致台灣變成洗腎島。

「我們一直沾沾自喜把洗腎病人照顧得很好，但國際上的評比根本不看這些，洗腎了，生命品質就不會好，」李伯璋強調。

術後復健沒做好，重複掛急診

台灣的醫療分科太細，專科醫師自豪以高超技術治療專科的病，卻往往忽視或無暇顧及病人其他複雜的健康需求。

住院往往又是失能的起點。長輩手術成功了，出院後卻失能，背後原因往往是沒有適當的術後復健和照護不足。 舉例來說，台灣髖關節骨折手術技術是世界級水準。研究卻發現，病患因為跌倒而骨折後，術後三個月僅一五．七％接受復健治療，術後一年內僅一七％服用骨鬆藥物。結果就是，台灣髖關節骨折的老人術後一年後五％再度骨折，美國則是兩至三年後。

「再怎麼如火如荼地發展長照，也應付不了失速膨脹的失能人口，健保會比長照早一步耗竭，」台北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王品憂心忡忡提醒。（見表六）這些無法解決的高齡醫療問題都擠到急診來。靜夜劃破天空的救護車聲音，多半乘載了一位長輩送往急診。

一年多來，作家張曼娟為了父親，已經四次隨同救護車送急診了。從第一次的慌亂到現在已經可以在急診室一一取消接下來所有行程，鎮定而嚴謹，這是中年子女的共同必修課。

奇美醫院副院長林宏榮直白地講，在健保制度下，門診「三長兩短」，病人講一個症狀就多一顆藥，病人吃更多藥，問題就更多。最後老人精神混亂、虛弱，送到急診，若急診醫師檢查、打針就讓老人回家，台灣就永遠沒辦法面對高齡化對醫療的衝擊，重複進出醫院成為宿命。台灣老人平均每年去醫院二十七．七次，高得離譜。

斷裂4：照顧人才荒
病人沒人顧，長照難民恐來臨

回到照顧現場，本次《天下》採訪無論走到社區或住宿型機構，業界不斷抱怨的是「人力」。人力、人才不足是長照發展最大的困局，未來恐形成和日本類似的長照難民，民眾有需求卻找不到人服務。

「台灣面臨的長照危機是，需求愈來愈多，但供給愈來愈少，」前台大醫院竹東分院院長王明鉅指出。長照是人照顧人的行業，高齡化後，長照服務需求會大幅增加，但新生兒愈來愈少，各行各業早就開始缺人，未來長照缺人的狀況只會更加嚴峻。

薪水差、沒職涯成缺人主因

依衛福部統計，全台已經訓練了十二萬名的照顧服務員，但只有兩萬多名留在照顧服務第一線。

「如果我要罵照服員都要回頭看一下班表，照服員如果做錯事我罵他，他一離職，三十分鐘內就會找到下份工作，」清福養老院院長陳意千說。

薪資太差是人才不願投入的原因之一。居家服務策略聯盟理事長林金立指出，過去十多年，台灣的長照體系是長照人員用超低薪水面對龐大的照顧壓力，日前政府將照服員月薪加到四萬元，但也僅限工作內容難度最高的照服員才能享有。

依衛福部評估，全台長照所需的護理人員也缺五千六百七十八人。

由於住宿型長照機構設立標準規定，必須二十四小時都得有一名護理人員看護。但全台都缺護理人員，被逼急的小型機構老闆們，竟成群結隊去考護理師執照。為通過國考，還參加補習班的衝刺班，和應屆的護理科系學生一起實習。

「你是醫生嗎？」愛老郎長照中心負責人張邁轟講起為考取護理師執照在醫院實習的經驗，既爆笑又辛酸，中年大叔的他向病人回答，「我是小護士」。不只照服員、護理師，照顧管理專員、復健師、職能治療師、社工師人數等都不足以因應長照需求。

「不是人力問題，是職涯問題，」靜宜大學社工與兒少福利學系教授紀金山認為，年輕人投入老人照顧行業不受尊重，而且又看不到未來才是主因。

依教育部統計，技專院校共有三十二校開設長照相關科系，招生名額四千七百名，但投入長照產業的每年僅千名，只有五分之一。

再不及時積極改變，台灣將無法承擔迫在眉睫的醫養負循環，所帶來的社會、家庭、經濟的崩解重擊。高齡化難題必然和每個人有關。因為每個人都是照顧者，只是過去、現在或未來。

他們也是我們。曾任美國白宮老年福祉高峰會全國委員的台中市失智共照中心執行長郭慈安說，「台灣現在高齡人口一三．七％，重要的課題是，另外的八六％怎麼看老人？」要一直抱怨高齡化讓兩代同垮，還是一起為台灣的長照找出路？讓年齡的高牆更加穩固，還是讓年齡的高牆倒下？

美國人類學家貝特森鼓勵大家將「施受合一」，因為人類一生不可能完全沒有脆弱、失能和依賴。現在幫助老人，也是學習未來我們對別人的依賴。

舉國協力照顧老人，包含政府、家庭和市場。照顧不能光靠家庭或政府，須整合家庭義務、市場供給。

好消息是，台灣長照政策開始鬆綁，長照司即將成立，醫療和長照也在磨合。更有許多醫院、企業、安養醫護機構、團體……，以熱情和創意，承擔高齡化的挑戰，跨界和不熟悉的領域接軌。

在法規限制上，也稍微放寬。「長期機構法人條例」除了允許財團法人設置住宿型機構之外，也開放社團法人。未來，社團法人可有盈餘，但結餘的三成必須用於人才、研發與社福。且允許私人企業進場。 「社會常批評營利化。我倒不那麼認同，社會上很多事要有商業運作模式，不能老要靠政府補貼，」衛福部長陳時中接受《天下》專訪時清楚說明政策走向。

立委林靜儀也認為，過去為了防弊，法規定得太嚴，反而扼殺中小型長照產業的發展。法案通過後，長照產業比較可能多元發展，提供不同層級的服務。也有人決定不靠政府補貼，企圖走出長照新模式。

把四大斷裂接起來

「台灣的斷裂是政策造成的，政策堵住了，不讓人進來。但可把長照的挑戰變成產業機會，社會若有斷裂都是產業機會，」紀金山說。 中山附醫的台中市失智共照中心，讓長輩待在一個診間，各科醫護人員輪流進房看診。原本冗長多日的就醫過程，濃縮到一個下午就完成。（黃明堂攝）

他估計，日本厚生勞動省一年長照預算九．九兆日圓（約三兆台幣）。然而，日本老年人口約台灣的十一倍，換算台灣約是一年三千億的長照預算，然而台灣一七年從菸捐、遺贈稅東拼西湊下，長照預算才三百五十億，換言之，政府只提供了十分之一的長照資源，「那十分之九就是市場機會，」紀金山說。

醫療、長照也開始跨界，平復病人與家屬的不安。如讓住院病人能順利轉介到長照機構或自行照顧的「出院準備計劃」，過去被醫界謔稱為「趕病人出院準備」，醫院經常只是為了提高病床周轉率而做做樣子。

現在，健保署給付每案一千五百點，及將出院準備列入長照2.0重點項目，醫界也開始銜接長照資源。

每週三早上八點半，永和耕莘醫院院長鄒繼群準時主持出院準備會議。復健科、營養師、社工師等逐一討論長輩出院後會面臨的狀況，「沒有電梯怎麼上下樓？」「有家人可以協助嗎？」等，看似不屬於醫療範疇的事務，「病人不再那麼害怕回家，」永和耕莘醫院家庭醫學科主任洪淩鈺說。（見一一六頁）除了相關產業外，每個人也可以子女、配偶、家屬、朋友、同事的角色站出來。不怕麻煩，看見需要就伸手，如關心同大樓的老人，幫忙因為照顧父母兩頭燒的同事，超商成為照顧超商、咖啡館成為照顧咖啡館（見一二○頁）、企業成為友善員工照顧的企業……，台灣這島嶼不因高齡化而乾枯，反而因高齡化而豐腴。「有沒有可能有一天台灣以長照為榮，」前衛福部長邱文達期許。

靠民間的自動參與仍不夠。以法律、規定、制度成為國家的承諾更重要，讓政府知道忽略長照，世代同垮，奮起因應仍有機會，讓台灣成為就算照顧也能安心工作，老了也能幸福有尊嚴的社會。

「我們知道現在是長照最後的時機，時間不會等我們，」陳時中說。（見一○四頁）這是場不能失敗的動員，而且沒有人是局外人…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