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來愈多人因不專心、健忘,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有ADHD。但成人ADHD 不能只靠量表或電腦測驗判定,還要回看童年表現、跨情境症狀與功能損害,並釐清焦慮、睡眠等其他因素。確診後,治療也不只靠藥物。 撰文/陳璿丞
最近在Threads 上,或是在診間都可以看到愈來愈多成年人懷疑自己可能有ADHD(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希望進一步確認。但我想說的是:「症狀須在12 歲前已有若干表現,並出現在至少兩種情境,而且這些症狀不能單純用其他的原因來解釋。」有時可能是因為工作壓力,或長期處於焦慮狀態,而出現不專心;很多個案也會在診間主訴:「我有記憶力下降的問題。」但單一症狀,不表示你有ADHD。 第一,大家常忽略一件事:ADHD 的症狀會從「小時候」開始出現,不會有「我小時候沒事,長大卻變成ADHD」這樣的劇本。大家常會對清單、對症狀,但診斷不只看「有或沒有」,還要看狀況出現的頻率,以及你因此付出的代價。 第二,我會繼續問:童年是否出現相關狀況,如果都沒有,ADHD 的機率很低。12 歲前不一定會被診斷,有ADHD 也不表示功課一定差。例如是否曾忘記帶東西、拖延、坐不住,或因行為問題被責罵;童年時的成績單評語,以及父母、手足、伴侶提供的佐證,都有參考價值。如果只是「我最近覺得不專心」,並不能因此判定是ADHD。 第三,有沒有功能損害?精神科診斷很重視「功能」,譬如學業、職業與社交功能。翻譯一下,就是:你因為這些不專心等症狀,付出了什麼代價?譬如拖延到被資遣、關係破裂、找不到固定工作等。 第四,有沒有共病或其他診斷的可能?長得像ADHD,也不一定是。可能是學習障礙、情緒影響或物質濫用;也可能是長期受ADHD 影響,導致自信心低落,進而出現憂鬱、焦慮。在健保門診短短幾分鐘內,要完成精準評估並不容易,有時會分幾次,或安排較詳細的長談,才可能完成評估。
電腦測驗有用嗎? 如果期待只靠自填量表或快速的電腦測驗來確診,是不可能的。成人ADHD 沒有單一的「黃金檢查」。診斷的黃金標準是:由熟悉成人ADHD的臨床人員,進行完整的臨床診斷評估,依DSM-5-TR / ICD-11 判準,確認症狀自童年開始、跨情境持續、功能損害,並進行鑑別診斷。我的建議是,大多數成人ADHD 診斷不需要CPT(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持續性注意力測驗)。它主要測量持續注意、反應時間變異等。它可以回答的是:「這次測驗中,這個人的表現像不像注意控制有困難?」而不是:「這個人是不是ADHD ?」CPT並非ADHD 專屬的測驗。睡眠不足、憂鬱、焦慮、PTSD、物質使用、腦傷、藥物影響、動機與測驗情境,都能影響表現。2024 年一篇系統性回顧指出:成人ADHD 的CPT 結果差異很大,沒有任何單一 CPT指標有足夠一致性,可支持單獨診斷。[1] 那CPT 什麼時候有用? • 病史與旁證互相矛盾時,需要增加一項客觀表現資料作為參考。 • 需要與個案進一步討論注意力表現、治療前後的功能變化。 • 懷疑個案誇大或刻意壓低表現時,可作為參考,但仍不能把它當成單一效度指標。 • 進行神經心理評估時,若要了解的是更廣的認知功能、腦傷、學習障礙或工作能力。 下一次,如果你在診間詢問,醫師沒有安排電腦測驗,或請你下次回診再討論,可能是因為需要更多時間評估;也可能在未安排CPT 的情況下,依臨床評估做出診斷。但若以「CPT 正常」排除ADHD,或以「CPT 異常」直接確診,證據力都不足。 那自填量表準嗎?量表說有就是有嗎? 成人 ADHD 自填量表(Adult ADHD Self-Report Scale, ASRS),是很實用的成人篩檢入口,適合門診、職場健檢或初診分流。我的心理評估網站也用它做快速篩檢。ASRS 由WHO提供;原始社區研究顯示,它可作為快速篩檢工具,幫助辨識需要進一步評估的人,並提升就診動力。[2] 但這是特定社區研究、特定切點的表現,可以協助門診快速篩檢,實務上: 陰性:若病史沒有強烈線索,ADHD 機率下降;但高功能、女性內化型、補償能力較強者仍可能漏掉。 陽性:表示應做完整評估,不是「已確診」。 在憂鬱、焦慮、邊緣型人格障礙(BPD)、物質使用問題、睡眠障礙比例高的門診,陽性預測值會明顯下降,因為同樣的題目可能是在量測失眠、反芻、創傷警覺或混亂生活。 說這麼多,那「黃金標準」到底是什麼? 嚴格說,成人ADHD 沒有獨立於臨床診斷之外的黃金標準。研究驗證成人ADHD 診斷式晤談量表(Diagnostic Interview for ADHD in Adults, DIVA) 或Conners 成人ADHD 診斷晤談量表(Conners’ Adult ADHD Diagnostic Interview for DSM-IV,CAADID)時,多以「由兩位有經驗的臨床醫師,依完整病史與DSM 判準所做的共識診斷」為對照,這本身就是目前最接近黃金標準的作法。 實際臨床上,在有限的診間時間內,醫師通常會做以下幾件事: • 初步檢測:ASRS,加上主訴、目前困擾、共病與物質/睡眠快速篩檢。 • 完整臨床訪談:依DSM-5-TR 的18 項症狀,詢問童年與成人期的具體例子。 • 功能損害的評估:職場、親密關係、家庭管理、財務、駕駛、健康管理,不只看症狀數。 • 其他旁證:能取得就取得。成年親屬、伴侶、舊成績單或兒時評語尤其有價值,但旁證很少時,會在病歷中註明限制。 • 鑑別診斷與共病:不是「先排除所有共病」才診斷ADHD,而是判斷ADHD 的發展性症狀是否仍能獨立成立。 確診後怎麼治療? 一般成人多半已發展出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治療目標不只是讓症狀分數或症狀數量下降,更重要的是設定明確目標:究竟想改善什麼。成人面對的問題,也不同於兒童或青少年只著眼於「上課時能乖乖坐好」,更可能是以下這些生活任務: • 可以準時開始工作、完成工作收尾。 • 可以不要忘了付帳單、記得約定的時間。 • 睡眠不再因拖延或焦慮而被打亂。 • 可以減少衝動消費、衝突與危險駕駛。 • 關係裡少一點「你根本不在乎」的誤解。 • 共病的憂鬱、焦慮或物質使用問題得到緩解。 在開始這些治療之前,會先進行目前狀況的評估,包括症狀量表、功能指標、個案的體重、食慾、睡眠狀況,以及是否有物質濫用問題。每次回診,我們會針對這些內容進行討論。 藥物 澳洲的臨床治療指引建議,成人ADHD 的第一線藥物是methylphenidate、dexamfetamine或lisdexamfetamine;若無法耐受、有禁忌,或足量試用stimulant 仍反應不足, 可考慮atomoxetine 或guanfacine。[3] 這些藥物的效果到底如何呢? 2025 年一篇納入113 項隨機對照試驗(RCT)、14,887 名成人的網絡統合分析顯示,短期核心症狀改善有較一致的證據。[4] 心理治療與生活介入 成人ADHD 的治療不只靠藥物,也包括生活的介入管理與心理治療;較有效的介入通常包括: • 任務拆解與啟動。 • 行事曆、待辦與提醒系統。 • 學習評估時間、安排優先順序、延後獎賞。 • 減少拖延與完美主義。 • 情緒調節與衝動控制。 • 睡眠、手機與工作環境設計。 • 關係溝通。 • 對羞恥感、反覆失敗後的自我敘事做修正。 同一份2025 年網絡統合分析中,CBT、心理教育、正念、認知復健在臨床評估的短期症狀改善優於安慰劑,但自評結果較不一致;在自評與臨床評估上都有一致短期改善證據的,主要仍是stimulant 與atomoxetine。[4] 另一篇2024 年統合分析指出,認知行為治療搭配藥物比單獨使用藥物在ADHD 症狀上較好,至少可維持到約3 個月;長期結果仍有限。[5] 成人ADHD 可以整理出以下治療策略: • 症狀與功能損害明顯、願意用藥:藥物+針對ADHD 的認知行為治療/技巧訓練,同步開始。 • 不願用藥、禁忌或副作用難承受:認知行為治療/執行功能訓練、睡眠與環境調整;但整體改善較慢,對核心症狀的效果也較不穩定。 • 共病焦慮/憂鬱主導:同時做鑑別與治療,有很多症狀不是ADHD,也不宜把所有問題都歸因於ADHD。 • 已使用藥物但生活還是混亂:大多數個案會希望立刻調整藥物;但也應先看看睡眠、工作、手機使用、伴侶/家庭分工是否還有可以改善之處。 參考資料 [1] Varela, J. L., Magnante, A. T., Miskey, H. M., Ord, A. S., Eldridge, A., & Shura, R. D. (2024).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utility of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s among adults with ADHD. The Clinical neuropsychologist,38(7),1524–1585. https://doi.org/10.1080/13854046.2024.2315740 [2] Ustun, B., Adler, L. A., Rudin, C., Faraone, S. V., Spencer, T. J., Berglund, P., Gruber, M. J., & Kessler, R. C. (2017).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dult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Self-Report Screening Scale for DSM- 5. JAMA psychiatry , 74(5), 520–526. https://doi.org/10.1001/ jamapsychiatry.2017.0298 [3] May, T., Birch, E., Chaves, K., Cranswick, N., Culnane, E., Delaney, J., Derrick, M., Eapen, V., Edlington, C., Efron, D., Ewais, T., Garner, I., Gathercole, M., Jagadheesan, K., Jobson, L., Kramer, J., Mack, M., Misso, M., Murrup-Stewart, C., Savage, E., ⋯ Bellgrove, M. (2023). The Australian evidence-based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57(8), 1101–1116. https://doi.org/10.1177/00048674231166329 [4] Ostinelli, E. G., Schulze, M., Zangani, C., Farhat, L. C., Tomlinson, A., Del Giovane, C., Chamberlain, S. R., Philipsen, A., Young, S., Cowen, P. J., Bilbow, A., Cipriani, A., & Cortese, S. (2025). Comparative efficacy and acceptability of pharmac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neurostimulatory interventions for ADHD in adul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component network meta-analysis. The lancet. Psychiatry, 12(1), 32–43. https://doi.org/10.1016/S2215-0366(24)00360-2 [5] Li, Y., &Zhang, L.(2024). Efficacy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Pharmacotherapy Versus Pharmacotherapy Alone in Adult ADH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ttention disorders, 28 (3), 279–292. https://doi.org/10.1177/10870547231214969
… 本文摘錄自 張老師月刊 2026/11月 第5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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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錄自 張老師月刊 2026/11月 第58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