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地理攝影師似乎具備一個內建GPS。他們受到無止境的好奇心驅使，在世界各地漫遊，尋找嶄新的拍攝視角、闡述全新的故事。2020年，這個內建GPS指引了大衛．古騰菲爾德追蹤COVID-19大流行；而儘管這一年充滿損失與混亂，漢娜．雷耶斯．莫拉雷斯仍記錄下撫慰人心的安詳場景，亞南德．瓦瑪也捕捉到罕見的自然奇觀。在接下來的文章中，這三位攝影師回答了下列問題：

在2020年，作為一名攝影師是什麼感覺？

疫情爆發後，我對我的編輯說， 不論他們需要我去哪裡──義大利、中國、紐約或其他疫情熱點都可以。但他們的回應基本上都是叫我稍安勿躁，大家哪裡都不用去了。因此我得找出方法，盡我所能地報導這個影響了全世界人的事件。沒多久我就了解到，這表示我得在自家「後院」工作──對我來說這個後院就是美國中西部。我開始開著卡車到處走。我想了解，在經常被忽略的美國內陸「飛越之地」，新冠病毒對居民而言代表什麼。

我不得不改變工作方式。要怎樣在一定距離外拍攝人物？怎樣負責地進入他人的私密空間？

於是我開始使用無人機。我讓無人機相當接近地面飛行，好從遠距離拍攝。但這種做法也讓如今我們都面對的超現實和反烏托邦氛圍更強烈。

每次拍完後，我都會在拍攝對象的車上、大門臺階或信箱留下字條，上面有我的聯絡方式。我會說，如果你願意和我分享更多生活近況，請跟我聯繫，同時我會把照片寄給你。我收到的回應令我動容。我有一次看到兩個人在前院聊天，一個坐在大門臺階上，另一個坐在2 公尺外的椅子上。看上去是平凡不過的日常景象，但當我收到電郵才知道，他們其中一人在加護病房工作，兩人是一輩子的好友，現在都很不好過。

為了與人相遇並拍攝他們，我自己決定我就是必要工作者。我非常感恩我還擁有攝影，因為我還能出外活動，親眼看到事物。我有種使命感。

後來，喬治．佛洛伊德在離我明尼亞波利斯的家只有十分鐘的地方死去。身為攝影記者和社區成員，我覺得自己有責任記錄示威活動。過去我有幸前往世界其他地方，拍攝他國人民的抗爭──也有幸安然返家。現在我認為，或許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透過自己的工作參與自己的社區。——口述整理：瑞秋．哈提根

墓穴邊的驚險鏡頭

個人經歷

從祖父的小幫手到攝影師

我小時候有很多時間跟住在隔壁鎮上的祖父母一起度過。我祖父是一名保險稽核員，會開著車跑遍整個州，檢查保戶的逃生梯什麼的。他必須拍攝緊急逃生口和煙霧偵測器的照片。他給了我一臺相機，是臺看起來像手風琴、使用轉印法的寶麗萊拍立得老相機。然後拍攝那些照片就成了我的工作。我當時以為那就是攝影。

他也給了我幾大盒底片讓我帶回家。我開始拍照，各式各樣的照片。 有段時間我拍攝很多被法拍的農場，我記得走進了一間農舍。原住戶在裡面留下了家庭照片和老舊殘破的家具，屋頂還有個洞，雨從那裡下進來。那景象在我眼中顯得既美麗又哀傷。然後我2004年11月11日，巴勒斯坦長期以來的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在法國逝世，死因成謎，追隨者悲慟萬分。美聯社派出約十多名攝影記者報導第二天在約旦河西岸舉行的葬禮。「我就是當時前往報導的旅外攝影師之一。」大衛．古騰菲爾德說。

其他大多數的攝影師都占好位置，守在阿拉法特宅邸四周的屋頂上，數以萬計的人則從四面八方湧向這座築有圍牆的宅邸。載運阿拉法特棺柩的直升機從地平線出現後，「追悼者開始翻牆而入，」古騰菲爾德說：「我也照做。」

「我跳過圍牆後，雙腳卻被離地面。」他說：「我根本是被推著走。」他把雙肩「當成船舵，」設法在吟誦、哭泣、喊叫的群眾中移動。

棺柩由群眾著通過。古騰菲爾德在人潮中擠到他認為美聯社編輯會想看到的拍攝角度，也就是墓穴的邊緣。他在四周人潮的推壓下奮力舉起雙臂，成功拍下這個瞬間。

接著人群一湧而上，有人從後方撞到古騰菲爾德。他跌了下去。

「我背脊著地，」他說：「臉朝上看著他們把泥土鏟進墓穴，我就在他的墳裡往外看。」

大家很快把古騰菲爾德拉上來，他沒有受傷，但對於自己掉進了要拍攝的場景感到沮喪。站回墓穴旁邊時，他才感覺回到了自己應該待的地方。他說，身為攝影師，「你的工作就是要拍攝到現場的能量、所有的混亂、所有的情緒，讓人覺得好像跟你一起置身現場。」

打開一扇門，房間裡有一張四柱床，上面是破爛的羽毛床墊。窗戶敞開著，羽毛滿屋飄揚。那張照片我現在還留著。—口述整理：彼得．葛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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