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深圳被封為「亞洲矽谷」、「硬體矽谷」，以色列自稱為中東矽谷，新加坡也有亞洲小矽谷之稱，台灣其實也加入了「全球第二矽谷」寶座爭奪戰。

總統蔡英文選前就提出的亞洲矽谷政策，去年五月上任後，國發會立刻通過「亞洲．矽谷」方案，親自督導該政策，提列一百一十三億預算，是我國政府未來八年，最重要的產業經濟政策之一。

曾經，深圳是台灣的製造後院，是昔日山寨之王聯發科的下游，但深圳近年來的創新能力已逐漸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全球最大通訊設備製造、全球市占第三的手機製造商華為，全球消費級無人機龍頭大疆、亞洲市值最高企業騰訊、研發出全球最輕薄的柔性面板的柔宇，這些都是深圳從山寨往創新轉型端出的成績單。

從數字面看，深圳的人均GDP在二○一三年超越台灣，財政收入於去年超過台灣，是台灣的一．六四倍。而研發經費占GDP的比重為四．一％，全球排名第三，高於台灣的三．○五％。

最不共產黨城市，採自由競爭淘汰

重視研發和創新，讓蘋果（Apple）和英特爾（Intel）等國際大廠相繼來深圳設研發中心，深圳被外界點名有望成為下一個矽谷，台灣可以從深圳的轉型經驗中學到什麼？

乍看之下，深圳的成功是政府執行計畫經濟引導的結果，事實上，根據高盛高華研究報告指出，深圳可能是「北上廣深」四個中國一線城市中，最不「共產黨」的一個。

相較於北京和上海， 深圳有九四％的研發支出來自民營企業，高於全中國平均十九個百分點，更是北京的二．五倍。深圳政府的政府支出占深圳GDP的比重也遠低於北京和上海。

「深圳的模式在中國很特別，他們尤其積極的擁抱市場力量，採取小政府模式。」高盛高華證券報告指出。

除了早期幾家國企色彩較濃的企業，如華大基因和華為，深圳政府有出手支持，近十年崛起的新興企業，幾乎都和政府的關係甚少。大疆副總裁徐華濱說：「我們大疆在發展的過程當中，和政府的關聯很少，至多辦活動他們會來掛名。」當年山寨手機剛崛起的時候，深圳市政府也沒立刻出手打壓，而是任其自由競爭淘汰，最後才扶植品牌。

自由和放手，其實也是現在台灣新創圈最需要的。立法委員許毓仁本身也是創業家，評論「亞洲．矽谷」時便指出，無論是人才或新創，台灣現在最需要的是別擋路的政府，讓新創自由發展，而非扶植。

亞洲．矽谷計畫執行中心執行長龔明鑫接受本刊專訪時表示，此計畫最重要目標是連結矽谷資金和人才，建立有利創新的環境，而非直接把台灣變成另一個矽谷。

龔明鑫點名發展物聯網將是台灣機會，台灣優勢是精密工業和高品質製造，「中國不是很精準，他們很粗放，我們精準。」

升級零組件技術，有利發展物聯網

富士康前副總裁程天縱也認為，未來台灣需要加強升級關鍵零組件的技術，和對岸做出區隔，這將會是台灣和深圳很好的合作模式。

「我們沒有把深圳當成敵人，物聯網市場越做越大，沒人可獨占。」龔明鑫認為，在物聯網約新台幣八十六兆四千億元的大餅中，台灣至少可搶下新台幣五兆到十兆元的市場。

三十年前，台灣曾經和矽谷唇齒相依，許多在美國留學的台灣人，帶著矽谷經驗回台灣創立半導體和科技產業，並且和矽谷公司如惠普、微軟和英特爾互通有無，這養出了今天如台積電等撐起台灣經濟半邊天的企業。

台灣的科技業起飛了，但去矽谷的人也變少了，矽谷經驗和台灣逐漸產生斷裂，當年的祝福竟反而成了現在的詛咒。深圳崇尚放手和鼓勵創新的小政府主義，或許是現在台灣力拚成為矽谷第二時，可以學習的地方··· 返回商管雜誌網頁